46歲上海獨身女子昏迷,身邊一個親人都沒！網友:這樣的人越來越多

近日上海一位46歲的獨身女子突發昏迷，被送進重癥監護室，靠呼吸機維持生命。 她沒有丈夫、沒有子女，父母早已去世，通訊錄里翻不到一個能立即簽字的人。 醫院催著簽字、急著手術，時間分秒必爭。

命懸一線之際，關鍵的一筆，竟落在了一位一年只在年夜飯上見一次的遠房親戚身上。 那么一個現實問題出現了：一個人生活的人，越來越多；但一個人出事的時候，誰來負責？

蔣女士，46歲，住在上海。未婚、無子女，父母早年去世。 她是典型的獨身中年人，日常生活井井有條，工作穩定，收入不算低，買了保險，也有存款。 10月14日上午，她向公司請假，說頭暈得走不動了。 同事起初以為她只是身體不適，但過了幾個小時仍聯系不上，心里開始發毛。 有人直接去了她家，發現她神志模糊、無法言語，馬上撥打120送往醫院。 醫院診斷是腦出血，情況危急，需要立刻手術。

但手術前卡在簽字這一關。醫生說得明白：沒有法定家屬或監護人簽字，手術不能進行。 她沒有父母、丈夫、子女，通訊錄里也沒有能幫上忙的直系親屬。 翻來翻去，最后想起一個關系繞口的親戚——吳先生。 蔣女士父親，是吳先生爺爺的姐姐的兒子，關系遠得很，一年也就見一次面。 吳先生接到電話時也愣住了，但還是趕到了醫院。他簽了字，也和公司一起墊付了3萬元手術費用。 當天晚上，手術進行，暫時穩定住了病情。

但好景不長，蔣女士病情反復，查出伴有“煙霧病”，一種腦血管異常疾病。 她很快意識模糊，失去自主能力，被送入重癥監護室，靠呼吸機維持生命。

從10月14日到11月11日，短短不到一個月，醫藥費已經超過21萬元。 而且費用還在持續增加，每天的賬單像水表一樣往上漲：5000元、8000元、1萬多。 特別是ICU病房，每一項治療都精細計費，呼吸機、血氧監測、靜脈營養、專人護理……分毫不差。

醫院財務部門已經多次聯系吳先生，要求繳納后續費用。 但吳先生不是她的法定監護人，也沒有繼承權，不能動用蔣女士的任何財產。 他再有心，也無能為力。

蔣女士有工資賬戶，也買了商業重疾險，但這些資金無法動用。 居委會出面嘗試聯系銀行和保險公司，希望以“社區代表”身份代簽授權，把錢直接打到醫院賬戶，依舊被駁回。 保險公司回復明確：“沒有法定授權的監護人，賠付流程無法啟動。” 事情一度陷入僵局。 吳先生去找了居委會，居委會隨即聯系派出所，請求協查蔣女士是否還有其他親屬。 治安部門正在查閱戶籍檔案，尋找是否有兄弟姐妹、外甥、侄子等親屬，但目前尚未有結果。 居委也聯系了蔣女士蘭州去世姑媽的孩子，但對方表示需要考慮，尚未明確是否愿意承擔監護責任。

這些人即使愿意幫忙，也不是法定近親屬，沒有義務承擔監護職責。 幾經周折，居委會決定嘗試一件從未做過的事情：指定監護人程序。 這是一個司法流程，首先要申請宣告蔣女士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或“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并提交醫療評估報告。 接著，居委會需提交監護意愿書和相關證明，再依據情況決定是否指定居委為其臨時監護人。這是居委會首次正式嘗試這一程序，過程復雜、準備材料多、周期較長，但別無他法。

這一步如果能成功，居委就能依法代簽醫療授權、動用存款、申請保險賠付，解決資金問題。 但在這之前，所有費用仍舊只能靠吳先生和單位墊資。 吳先生坦言：“我不是不想救她，我就是不能做太多。我不是她家屬，也不是她監護人，我動她一分錢都是違法。” 他目前已經墊付了超過3萬元，后續是否還能繼續支撐，他自己也心里沒底。 蔣女士的故事引發了廣泛討論。

網友評論最多的兩句話是：“以后這種事會更多”，“幫到這份上，吳先生真是仁義。” 這不是一句感慨，而是現實。 上海、北京、廣州等大城市，獨居中年數量逐年攀升。 這意味著未來在醫、法、財務等關鍵節點，將出現越來越多“簽字難”“費用難”“無人監護”的情況。

律師指出，現行雖允許村居或民政部門擔任監護人，但程序繁瑣、缺乏緊急響應機制。 真正能解決問題的，是“意定監護”。 所謂意定監護，就是在健康時就主動設定一個信任的人或機構作為自己將來可能的監護人。 這項制度早有規定，但絕大多數人對此一無所知。 在蔣女士的案例里，如果她早已設立意定監護，今天的局面可能完全不同。

這件事也引發了另一個討論：是否有好的辦法應對類似突發情況。 但這需要更高層級的制度設計，不可能一蹴而就。 眼下最現實的一步，是讓更多人意識到：一個人生活容易，一個人出事時可能無人可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