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中國推進轉型：美太平洋陸軍司令“失敗的代價太大了”

作者：徐秉君（華語智庫高級研究員、新華社瞭望智庫特約軍事觀察員）

2025 年 9 月 9 日，HavocAI 的無人機船在珍珠港水域快速穿梭，作為陸軍 xTech 實驗的一部分。 Defense One / Jennifer Hlad

近日 ， 美國太平洋陸軍司令羅納德·克拉克將軍在檀香山的AFCEA TechNet印太會議上發出警告： “ 在印太地區，陸軍面臨的最大風險是無所作為 。” 他說， 該司令部是 “ 陸軍的創新試驗場 ” ，持續轉型勢在必行。 并認為 ， “ 威懾是 印太戰略的基石……失敗的代價太大了……準備應對任何挑戰。 ” 不僅揭示了美軍對印太戰略格局的焦慮，更標志著美國陸軍正以中國為核心假想敵，加速推進冷戰結束以來最深刻的軍事轉型。從多域任務部隊的實戰部署到人工智能與無人機系統的深度整合，從 “ 接觸中的轉型 ” 計劃到零信任網絡的構建，美國陸軍試圖通過技術革新與戰略重構，在廣袤的印太地區重塑 “ 可威懾、可打贏 ” 的軍事優勢。這場轉型的本質，既是對中國 “ 反介入/區域拒止 ” （A2/AD）能力的針對性回應，也是美國維持全球霸權在軍事層面的必然選擇。

一、印太戰略下的 “ 威脅感知 ” 與陸軍定位重構

美國陸軍的轉型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嵌入美國 “ 印太戰略 ” 全局的關鍵環節。面對中國軍事現代化的快速推進，美軍傳統的海空主導優勢受到挑戰，陸軍被迫跳出 “ 陸地戰 ” 思維定式，重新定義自身在 “ 海洋-島嶼 ” 戰場環境中的角色。

然而，美 空軍 曾一度認為 “ 必須以犧牲其他軍種為代價發展? ” ， 這種以 犧牲陸軍的言論，動搖了聯合部隊的基礎 ， 并引起美陸軍的強烈不滿。因此，美陸軍認為， 必須抵制單一形式力量的誘惑 ， 重構陸軍定位。

從克拉克與前任司令查爾斯·弗林的表態中可以清晰看出，美軍對中國的 “ 威脅感知 ” 已從單純的軍事能力對比，延伸至對區域秩序主導權的爭奪。弗林直言： “ 本世紀將由美國和中國在亞洲的關系所定義 ” ，而中國在臺灣海峽、南海等熱點區域的軍事存在，被視為對美國盟友體系與前沿部署的直接挑戰。這種認知推動美國陸軍從 “ 本土防御 ” 轉向 “ 前沿威懾 ” ，其核心目標是破解中國的A2/AD戰略——即通過陸基火力、分布式部署和多域協同，抵消中國在導彈、海軍和網絡戰領域的優勢。

值得注意的是，陸軍轉型的深層動因還包括對 “ 聯合部隊失衡 ” 的反思。弗林批評美軍 “ 多年來在空中層和太空層投入過多 ” ，導致印太地區缺乏 “ 陸地收集層 ” ——即能夠整合全域傳感器、與盟友共享情報的地面網絡。這種反思催生了陸軍的 “ 多域戰 ” 概念，試圖通過多域任務部隊（MDTF）將地面力量轉化為 “ 聯合部隊的倍增器 ” ，而非傳統意義上的 “ 輔助角色 ” 。例如， 部署在菲律賓的 “ 臺風 ” 反艦導彈系統、澳大利亞的聯合后勤樞紐，以及帕勞的愛國者導彈演習， 均體現了陸軍從 “ 陸地防御 ” 向 “ 跨域打擊 ” 的職能拓展。

美國陸軍無人機系統操作員被分配到美國陸軍太平洋第1多域任務部隊，在菲律賓Magsaysay堡為Salaknib 25行動護送K1000無人機，2025年5月29日。 美國陸軍 / 士官BRANDON ROLAND

二、 從 “ 接觸中的轉型 ” 到多域能力構建

美國陸軍將技術創新視為轉型的核心引擎，通過 “ 接觸中的轉型 ” 計劃加速試驗與列裝前沿技術，重點突破人工智能、無人系統、網絡安全等領域，試圖以 “ 技術代差 ” 維持對華軍事優勢。克拉克強調，太平洋陸軍是 “ 陸軍的創新試驗場 ” ，而 “ 快速失敗、快速迭代 ” 是技術研發的指導原則。這一理念體現在兩大層面：

一是 無人系統與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 《 國防一號》網站報道中 多次提及無人機在演習中的應用（如Salaknib 25行動中的K1000無人機），以及 “ 擁抱人工智能以縮短工作流程 ” 的實踐。陸軍正測試基于AI的目標識別與火力分配系統，試圖將傳感器到射手的殺傷鏈時間壓縮至 “ 分鐘級 ” 。此外，無人船、新型登陸艇的試訓（如2025年9月的 “ 無人機船試訓 ” ），標志著陸軍正突破傳統作戰域限制，向 “ 陸海空天網 ” 全域無人化邁進。

二是 網絡安全與零信任架構： 克拉克指出，陸軍正推動 “ 基于零信任原則的統一網絡 ” 建設，這一網絡旨在抵御中國的網絡攻擊，確保分布式部隊的通信安全。零信任架構要求 “ 永不信任、始終驗證 ” ，通過加密技術與動態身份認證，防止關鍵數據被竊取或篡改——這對于分散部署在島嶼、叢林等復雜環境中的部隊尤為重要。

技術試驗的 “ 實戰化 ” 特征同樣顯著。例如，原計劃在TechNet會議期間進行的無人機飛越演示因 “ 嗡嗡聲嚇到觀眾 ” 而取消，這一細節既反映了技術應用的倉促性，也暗示了陸軍急于將實驗室成果轉化為戰場能力的迫切心態。此外，多域任務部隊（MDTF）的組建是技術整合的典型案例：該部隊整合了遠程精確火力營、防空導彈營、網絡與信息戰單位，能夠發射高超音速導彈、協調空中打擊，并通過AI驅動的指揮系統實現跨域協同。弗林稱其為 “ 改變游戲規則 ” 的力量，認為這類部隊 “ 不是為了尋找、固定和消滅分布式、分散、移動和可重新加載的陸地力量而設計的 ” ，暗指其針對中國A2/AD體系的 “ 非對稱優勢 ” 。

2025 年 6 月 19 日，在菲律賓舉行的 Salaknib 25 演習中，美國陸軍第 25 步兵師的士兵在叢林學校穿越森林地形。 美國陸軍 / 軍士 Dominick Smith

三、威懾與聯盟：從 “ 樞紐-輻條 ” 到 “ 全域伙伴網絡 ”

美國陸軍轉型并非 “ 單打獨斗 ” ，而是與盟友體系深度綁定，通過強化 “ 樞紐-輻條 ” 式安全架構，構建以地面力量為核心的 “ 全域伙伴網絡 ” ，試圖以 “ 集體安全 ” 對沖中國的區域影響力。

克拉克與弗林均強調， “ 威懾不能僅靠海上或空中系統 ” ，而需依托 “ 可見且持久的地面存在 ” 。這種存在通過兩種路徑實現：

一是 前沿部署與 “ 動態武力運用 ” ： 自2021年以來，陸軍大幅增加在印太地區的臨時部署與實彈演習，如在菲律賓、澳大利亞、帕勞的導彈試射，以及多國聯合后勤演習。這種 “ 分布式部署 ” 策略既避免了集中駐軍引發的政治敏感，又能通過 “ 敏捷作戰部署 ” （ACE）快速響應危機。例如，部署在菲律賓的 “ 臺風 ” 反艦導彈系統直接針對南海航道，而澳大利亞的預置庫存則為 “ 印太戰時后勤 ” 提供支撐。

二是 盟友軍事能力的 “ 一體化 ” ： 美國 印太地區盟友的陸軍規模普遍龐大（如菲律賓陸軍有12個師，數量超過美國），且正推進聯合指揮機構建設。美國通過 “ 聯合訓練-裝備援助-情報共享 ” 的模式，將盟友地面力量納入自身作戰體系。例如，與日本、韓國的一體化防空反導系統（IAMD），與澳大利亞的 “ 多域戰演習 ” ，以及與印度的山地作戰協同，均旨在構建 “ 對華包圍圈 ” 。

然而，這種聯盟體系也面臨隱憂。一方面，盟友對美國的 “ 戰略可靠性 ” 存疑 。 例如，菲律賓國內對美軍基地的反對聲音、韓國在中美間的 “ 戰略搖擺 ” ，可能削弱 其 前沿部署的可持續性；另一方面，盟友間的矛盾（如日韓歷史問題、印巴沖突）可能導致 “ 網絡碎片化 ” 。弗林承認，陸軍需 “ 通過持續存在和合作建立通道 ” ，但這一過程 “ 需要數十年而非數年 ” 。

美 空軍在太平洋地區首次推出無人貨運飛行 。 Joby 航空公司的塞斯納 208B 格蘭德卡 avan 在 2025 年 7 月 29 日于夏威夷珍珠港-希卡姆聯合基地自主降落，期間正值決心力量太平洋演習。 美國空軍 / 馬修·克勞斯

四、挑戰與爭議：戰略透支、技術風險與認知誤區

盡管美軍對轉型充滿信心，但 也 面臨的結構性挑戰 。 如 戰略資源的過度分散、技術整合的現實瓶頸 、 以及對 “ 陸權價值 ” 的認知偏差，可能使 “ 失敗的代價 ” 從警告變為現實。

首先，戰略資源的 “ 雙線困境 ” 。 美軍同時應對歐洲（俄烏沖突）、中東（伊朗威脅）和印太（中國）三大方向，導致陸軍兵力與裝備捉襟見肘。例如，多域任務部隊的擴編（計劃2025年增至4個營）面臨人員短缺，而 “ 遠程精確火力 ” （LRPF）等關鍵裝備的采購量僅為中國同類導彈的1/5（弗林語）。這種 “ 全球布勢 ” 與 “ 區域聚焦 ” 的矛盾，可能使轉型淪為 “ 紙面計劃 ” 。

其次，技術整合的 “ 碎片化風險 ” 。 陸軍的 “ 零信任網絡 ”“ AI指揮系統 ”“ 無人蜂群 ” 等項目分屬不同部門，缺乏統一標準，可能導致 “ 系統不兼容 ” 。例如，無人機與地面傳感器的數據共享延遲、AI目標識別的誤判風險（如2025年演習中無人機 “ 嚇到觀眾 ” 的意外），均暴露了技術應用的 “ 實戰化鴻溝 ” 。此外，過度依賴技術可能削弱士兵的 “ 戰場直覺 ” ，而中國在 “ 非對稱技術 ” （如電子戰、反衛星）上的進步，可能使美軍的 “ 技術代差 ” 優勢快速縮小。

最后，對 “ 陸權價值 ” 的認知偏差。 弗林等將領強調 “ 陸軍是威懾核心 ” ，但印太地區的地理特性（海洋占比70%）決定了海空力量仍是主導。陸軍試圖通過 “ 陸基反艦導彈 ”“ 分布式火力 ” 爭奪 “ 制海權 ” ，但這種 “ 以陸制海 ” 模式需依賴前沿基地，而中國的 “ 區域拒止 ” 能力恰恰以打擊基地為核心。例如，部署在菲律賓的導彈系統若被中國導彈摧毀，反而可能引發 “ 盟友恐慌 ” ，削弱威懾效果。

結論 ：

美國太平洋陸軍的轉型，本質上是冷戰后 “ 大國競爭 ” 回歸的產物——以中國為假想敵，通過技術驅動與聯盟整合，重構陸軍在印太的 “ 戰略相關性 ” 。克拉克的 “ 失敗代價太大 ” ，既是對美軍 “ 能力滯后 ” 的焦慮，也是對 “ 霸權衰落 ” 的恐懼。 然而，轉型的成效取決于三大變量： 技術整合能否突破瓶頸、盟友體系能否凝聚共識、戰略資源能否避免透支。

從歷史經驗看，軍事轉型往往 “ 理想豐滿，現實骨感 ” 。美軍在越南戰爭中的 “ 機動戰革命 ” 、冷戰后期的 “ 空地一體戰 ” 均曾面臨類似困境。當前，中國的 “ 非對稱反制 ” （如A2/AD、網絡戰）與 “ 和平發展 ” 的戰略模糊性，可能使美軍陷入 “ 過度軍事化 ” 的陷阱——即投入海量資源卻無法轉化為實際威懾，反而加劇區域緊張。

最終， “ 失敗的代價 ” 是否會成為現實，不僅取決于美軍的轉型速度，更取決于其能否跳出 “ 零和博弈 ” 的思維定式。在全球化深度融合的今天， 試圖通過軍事優勢維持霸權，或許才是 “ 最大的戰略失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