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衛，摘下墨鏡

向來以墨鏡示人的王家衛，這次被錄音筆摘下了“面具”。一場由《繁花》劇組前工作人員掀起的輿論風暴，將這位電影大師推至風口浪尖。程駿年持續曝光的私人對話錄音，不僅撕開了創作團隊內部的權利糾紛，更將電影工業中長久存在的署名權問題置于聚光燈下。

這場糾紛遠非簡單的勞務爭議，程駿年作為“前期責任編輯”，自稱深度參與編劇卻未獲署名，折射出中國影視行業根深蒂固的權力結構。在導演中心制的生態中，編劇的創作貢獻常被系統性忽視。王家衛以其獨特的創作方式聞名，他習慣在拍攝現場即興發揮，依賴直覺而非現成劇本，這種創作風格雖成就了其作者電影的獨特美學，卻也暗藏著對團隊創作貢獻的模糊處理。

香港電影工業的傳統與內地有所不同，在香港成熟的商業化體系中，編劇從未占據創作中心位置，而內地電影雖長期奉行導演中心制，但對文學改編和劇本創作的依賴程度更高。王家衛橫跨兩地創作，《繁花》作為改編自上海作家金宇澄小說的作品，其創作過程中必然面臨兩種工業傳統的碰撞，程駿年的訴求，某種程度上是這種文化碰撞的具體體現。

王家衛四十年從影生涯中，個人風格始終與爭議相伴，他逆商業體制而行的創作方式，昂貴而難產的制作過程，成就了《春光乍泄》《花樣年華》等經典，也塑造了其特立獨行的作者形象。然而，當“墨鏡王”的神秘面紗被一段段錄音揭開，我們看到的不僅是個體創作風格的爭議，更是整個行業對創作者權益保障的制度性缺失。

《繁花》劇組的三次聲明與“已訴諸法律”的表態，顯示了危機公關的標準路徑。但在法庭判決之外，這場糾紛更是一場關乎行業倫理的公共討論。在數字化時代，私人對話的曝光改變了權力博弈的格局，曾經處于弱勢的個體工作者，如今擁有了挑戰權威的新武器。

王家衛面臨的不僅是法律層面的挑戰，更是其作者神話的祛魅過程，當創作秘辛被公之于眾，電影大師的光環不得不接受公眾審視。這起事件或許將成為一個轉折點，促使整個行業重新思考創作貢獻的認定標準與權益分配機制。

影視創作本質上是集體藝術，但在導演中心制下，其他創作人員的貢獻常被遮蔽。程駿年事件引發的思考超越了個案本身：在尊重導演作者性的同時，如何建立更公平的署名與報酬機制？當創作過程日益復雜，參與人員眾多，如何界定每個人的貢獻邊界？

王家衛是否需要摘下墨鏡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中國電影工業需要摘下對權力不平等現象的視而不見。隨著行業走向規范化、法治化，建立在模糊邊界上的創作模式必將面臨更多挑戰。這次風波或許正是推動行業建立更透明、公正的創作倫理規范的契機。

在這場羅生門中，真相有待法律厘清，但可以肯定的是，電影藝術的輝煌離不開每個創作環節的貢獻。只有當每個創作者的權益得到充分尊重，中國電影才能真正綻放其應有的光彩。王家衛和他的同行們，是時候直面這個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