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壽庚事跡考

蒲壽庚是宋末元初泉州一位具有重要影響的人物，其事跡頗受學界關注，有不少研究成果。但由于史料記載簡略，有關他在南宋任職的情況、據城降元的時間，以及屠殺南外宗子等問題，存在不少爭議，出現不同觀點。本文擬通過文獻記載的分析，結合宋末元初泉州社會背景的論證，對蒲壽庚事跡作深入的探討。

一、南宋任職，勢力崛起

蒲壽庚在南宋任職泉州提舉市舶使之事跡最為引人注目。他究竟哪一年上任，在任多長時間，長期以來爭議莫屬。桑原騭藏認為蒲壽庚于淳祐年間(1241-1252)上任，在任約30年。羅香林與桑原騭藏觀點大致相同，認為其于淳祐五、六年間上任，任期至德祐年間。陳自強考辨蒲壽庚僅于景炎元年(1276)才以招撫使的身份兼任提舉市舶使，到降元時在任僅七個月。蘇基朗則論證蒲壽庚在景炎元年五月前任泉州提舉市舶使約一年多。

淳祐到咸淳年間泉州提舉市舶使之名見于《泉州府志》《福建通志》等文獻記載及九日山祈風石刻的文字中。這之中可考的最后一位市舶使王茂悅，咸淳二年(1266)在任。因此蒲壽庚于淳祐年間開始連任三十余年提舉市舶使是不可能的。那么他是否可能在此期間或王茂悅離任之后任泉州提舉市舶使？這種可能性也不大。提舉市舶司“掌蕃貨海舶征榷貿易之事，以來遠人，通遠物”，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南宋政府對于市舶官吏的任用非常重視，通常情況下都是由具有一定品級的官員充任或兼任。南宋泉州主管市舶的官員，在紹興年間曾由提刑、提舉茶事兼領，為路一級的官員；之后設專職提舉市舶，也非低品級的官吏；南宋晚期則常有知州兼舶，且有出身宗室的趙希楙、趙師耕以及與權相賈似道關系密切的王茂悅任職。可見泉州提舉市舶使這一職位之重要，在通常情況下，只有具備一定功名和官位品級較高的人才能任之。此時蒲壽庚只是一位海商，不具備充任提舉市舶使的條件。

蒲壽庚任泉州提舉市舶使的起始時間，應在咸淳十年(1274)平海寇之后。《泉南雜志》載：“蒲壽庚其先西域人，與兄壽宬總諸番互市，因徙于泉，以平海寇得官。”《讀史方輿紀要》云：“壽庚西域人，與其兄壽宬以互市歸于宋。壽庚以鷹犬微功，過假之以祿位，擅市舶利者三十年，官招撫使。”《泉州府志》引《大明輿地名勝志》云：“宋末西域人蒲壽宬、與弟壽庚以互市至。咸淳末，擊海寇有功，壽庚歷官至招撫使，壽宬授知吉州，不赴。”《麗史》云：“宋季有蒲壽庚、宬以平海寇淂官。壽庚為招撫使，主市舶。”《泉州府志》、《福建通志》都有咸淳末(十年)海寇來犯泉州，蒲壽庚、蒲壽宬擊退之的記載。蒲壽庚于咸淳十年以平海寇之功入仕，任泉州提舉市舶使，可能性最大，最合乎情理。首先，南宋之時海寇屢次入侵泉州，在海上劫掠往來船舶，并上岸燒殺搶奪，甚是猖獗。海寇勢力之大甚至連官府的正規水軍左翼軍也無法抵擋，需要征調民船及民間武裝，并以獎賞的方式鼓勵官民緝捕海寇。蒲壽庚擊退海寇，也算是不小的功勞，但僅憑這一點仍然無法具備出任泉州提舉市舶使的條件。同樣重要的是他長期把持著泉州港的海外貿易，且為一城富商巨賈之首，甚至令南海諸國莫不畏服；而此時南宋朝廷的統治在元軍的威脅下已岌岌可危，在特定局勢下采取非常之法任命官吏，以熟悉市舶事務且平寇有功的蒲壽庚為泉州提舉市舶使，同時也吸收其力量為己所用，是完全有可能的。

蒲壽庚任提舉市舶使的終止時間，應在德祐元年(1275)五月。《宋史》載：“(德祐元年五月)罷市舶分司，令通判任舶事。”其在任時間約一年，之后應沒有再任是職。《閩書》引“泉志”載蒲壽庚“景炎年授福建廣東招撫使，總海舶”，只說他總領海外貿易之事，并沒有說任提舉市舶使。景炎元年(1276)十二月降元之時，其身份是招撫使，《宋史》載：“昰欲入泉州，招撫蒲壽庚有異志”，并說“初，壽庚提舉泉州舶司，擅蕃舶利者三十年”，可知其任提舉市舶使，已是之前的事情了。

蒲壽庚在南宋的另一官職為招撫使，景炎元年上任。招撫使“在宋代雖非常置軍職，但受命者主要是負有重要任務的高級將領，其統屬區域也往往以路為單位”。之前僅做過一年左右提舉市舶使的蒲壽庚能獲此官職，可見此時其所擁有的海外貿易力量及私人武裝力量之雄厚，對于處于風雨飄搖中的南宋朝廷意義之重大，雖然不具備相應的品級，仍被授予要職。

南宋末年蒲壽庚僅任過一年左右提舉市舶使及幾個月招撫使，卻早已在泉州發展出巨大的勢力。

其一，把持著泉州港的對外貿易，并且以此積累了豐厚的家資。在南宋最后30年，泉州港的對外貿易基本上都是由蒲壽庚所操控的。其家族主要從事的是香料的貿易。海上貿易有著巨額利潤。《桐江集》載：“泉之諸蒲，為販舶作三十年，歲一千萬而五其息，每以胡椒八百斛為不足道。”因而其“致產鉅萬”、“家貲累巨萬計”。同時還利用賄賂市舶官員、逃稅等手段謀取更大的利潤。《癸辛雜識》載：

林喬……與蒲舶交借地作屋，王茂悅為舶使，蒲八官人者漏舶事發，林受其白金八百錠，許為言之。既而王罷去，蒲并攻之，且奪其所借地。

九日山有咸淳二年(1266)王茂悅任提舉市舶時的祈風石刻，王茂悅于咸淳二年前后任泉州提舉市舶，漏舶之事應就發生于此時。文中稱蒲壽庚為“蒲舶”、“蒲八官人”，可見其已具有相當大的勢力。此外，“蒲氏之壻”佛蓮，為“南蕃回回”，也是泉州的巨賈，“其家富甚”，蒲氏很可能指的就是蒲壽庚家族。可見其與泉州的其他蕃商大賈也有著密切的聯系，甚至聯姻。在他的周圍，應聚集了不少富商，形成一個“海商集團”。在不久后的宋元鼎革之際，他們力主降元，也得到一部分當地士大夫的支持，而與極力捍衛南宋王朝的南外宗子、士大夫集團成為兩個對立的陣營。

其二，擁有數量眾多的海舶和強大的海上武裝力量。有記載云：

景炎間，益王南巡，駐蹕泉州法石，張世杰以淮兵三千五百人授壽庚，使將以從，取壽庚貨舶四百艘以載軍士，壽庚不悅……

僅被張世杰掠走的就有400艘，蒲壽庚所擁有的海舶數量必然大于此。由于海舶數量巨大，因此他在位于府城東北36都海岸建了“天風海云樓”，“以望海舶”。數量眾多的海舶也反映出其海外貿易的勢力之大。與此同時，他還擁有實力強大的私人海上武裝力量，咸淳十年(1274)，曾平定海寇；在降元后“率本家丁壯鎮守東南”，憑借強大的實力向董文炳承諾“必保無虞”。

其三，其家族廣泛結交包括當地官員在內的上層社會。蒲壽宬《心泉學詩稿》所見就有洪天錫、王茂悅、劉克莊、常挺、趙是齋、趙見泰等。洪天錫是泉州晉江人，曾任福建安撫使、刑部尚書；劉克莊曾任工部尚書，其弟劉克遜淳祐五年(1245)曾任泉州知州；常挺、趙是齋、趙見泰則于咸淳年間先后任泉州知州。同時，蒲壽庚與殿前司左翼軍統領泉州人夏璟也有深交，在降元時也獲得夏璟的幫助。此外，他還有一大批親信，如孫勝夫、尤永賢、王與、金泳等，這些人在其降元活動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蒲氏勢力范圍不僅限于泉州，與海外也有著廣泛的聯系，在海外諸國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南海蠻夷諸國莫不畏服”，因此降元后董文炳能借助其“誘諸蠻臣服”。

二、據城降元，極盛一時

咸淳末年，蒲壽庚勢力之大，顯然已經成為泉州城的實際掌控者。雖然他并非泉州知州，但不少文獻記載都稱之為“太守”、“守郡者”。蒲壽庚擁有強大的海上勢力，在宋元鼎革之際將發揮關鍵作用，因而宋、元兩方都采取措施拉攏他。至元十三年(1276)二月，元“伯顏遣不伯、周青招泉州蒲壽庚、壽晟兄弟”。招降的對象是剛上任不久的提舉市舶使蒲壽庚及其兄蒲壽宬，而不是泉州知州。當年宋端宗即位后授予其“福建廣東招撫使”之職，并讓他“總海舶”。在宋端宗及張世杰到達泉州城外之時，《宋史》記載了蒲壽庚前去謁見而不提當時的知州田真子，可見蒲壽庚已成為當地官員的代表和整個城市的真正掌控者。董文炳在蒲壽庚降元后未及向元世祖請示即“解所佩金虎符佩壽庚”，顯然是看到了蒲氏勢力之大。

作為泉州城海商勢力的代表，蒲壽庚在宋元鼎革之際一切主要活動的最終目的，就是要使泉州港免遭兵燹，海外貿易正常進行，這也是泉州城內眾多海商的愿望。

蒲壽庚降元之心，應早已有之。咸淳十年其兄蒲壽宬也因平海寇之功被授予吉州知州之職，但“逆計宋事已去，辭不赴”。蒲壽宬早已看清大局，并“勸壽庚據泉以降元”。雖然這時南宋朝廷還在茍延殘喘，但這場戰爭的最終結果不難預測，在元軍洶洶南下之際，如果負隅頑抗，結果只能是自己散盡家財，城市陷于兵亂，而新的王朝建立后也不可能得到統治者的支持開展海外貿易。作為擁有眾多的貨舶、資產的巨商，必然不愿意看到自己豐厚的家資成為改朝換代的陪葬品，同時也希望海外貿易盡量少受到戰爭的影響而正常進行。當時泉州城內眾多的富商大賈必然也有著同樣的心理，作為泉州港海商的代表，棄宋降元必然成為其唯一的選擇。雖然文獻記載以城降元的是蒲壽庚，但這并不僅僅是他一人的行為，也反映了泉州海商的利益之所在。雖然蒲壽庚審時度勢，決心降元，但在景炎元年十一月張世杰與宋朝皇帝抵泉之前還沒有公開的反宋活動，亦曾接受了宋朝政府授予的福建廣東招撫使的官職。當年十一月端宗及張世杰到達城外，蒲壽庚盡管“有異志”，但仍“來謁，請駐蹕”，然而張世杰“不可”，顯然已對他起了疑心。其后張世杰因海船物資不足，向蒲壽庚索要未果而掠奪其船舶物資，成為蒲壽庚屠殺南外宗子的導火索。在可能引起蒲壽庚不滿甚至反叛的情況下卻只能出此下策，也可見逃亡中的南宋朝廷所處之困境。

屠殺南外宗子的時間，史料記載相互之間不一致，有景炎元年及二年之說，《宋史》認為是元年，《心史》、《閩書》、《泉州府志》、《八閩通志》則載二年。桑原騭藏、王連茂依據不同資料得出不同結論。在參照了其他一些相關記載后，可以發現蒲壽庚屠殺以南外宗子、士大夫為主的反對勢力應有兩次。第一次即是《宋史》所載的景炎元年端宗與張世杰到達城外，索要軍糧物資不成而掠其船資。這無疑激怒了蒲壽庚。其降元之心開始明確表現出來。屠殺南外宗子、士大夫與淮兵則是他公開反宋的首要舉措：這些人一心維護南宋朝廷，必然成為他降元的最大阻力。當時已經明確的反對勢力都在這次被消滅。第二次在景炎二年張世杰回師圍泉時，這時城內仍然有反對降元的士大夫，欲與張世杰里應外合，如諸葛寅。可能后人把兩次屠殺相混，以至于記載有偏差，甚至與其同時代的鄭所南都出現錯誤。

蒲壽庚降元及屠殺在泉的南外宗子、士大夫與淮兵，是商人集團與士大夫集團之間斗爭的最后結果，也標志著商人集團成為這場斗爭的最終獲勝者，而在當時泉州的社會背景下，產生這一結果也是必然的。二者之間的利益沖突早已有之。地方政府和市舶官吏對海商的盤剝一直以來都是存在的，而在南宋中后期尤甚，市舶的重征甚至一度嚴重影響了泉州港的海外貿易，也損害了海商的利益，商人為了減少向政府交稅或逃稅，就要拿出大量錢財行賄地方官員與市舶官員。在元軍逐漸南下之時，二者對于是戰是降又有著嚴重分歧。張世杰兩次到達泉州城外，城內為數眾多的忠于南宋的宗子、士大夫都欲與其里應外合，如《泉州府志》所記載的莊思齊及其四個兄弟、呂七十四等人，呂七十四甚至能夠糾集千人欲迎張世杰。這對于降元派是一個很大的威脅。蒲壽庚消滅反元勢力，即士大夫集團，甚至宗室的婦女與小孩也未能幸免，可見二者之間矛盾之深。但士大夫中并非所有人都是南宋的支持者，如知州田真子、顏伯錄、林純子、孫勝夫等人，以及夏璟，是和商人集團一樣的降元派，成為蒲壽庚降元的協助者。同時蒲氏也不斷籠絡一些名士，爭取使其投靠到自己的陣營中來。對于明確表示反對降元的，對自身有所威脅的必將其趕盡殺絕，如呂大奎，而對于保持中立、不參與反元活動的士大夫，就不再過問，如劉志學。這說明蒲壽庚還是講究策略的，并不是一味濫殺。局勢穩定后對于在兩次屠殺中幸免于難的宗子、士大夫和淮兵也不再追究，并推舉宋朝舊臣莊彌邵兄弟、鄭曾子等人在元朝為官，曾兩次險遭其害的趙必曅得以居于泉之東陵。這樣的舉措有利于當時社會的穩定，而穩定的社會環境對于開展海外貿易則是至關重要的。

降元后，蒲壽庚繼續協助元朝參與各種事務。

其一，參與剿滅包括東南沿海以及海外地區的南宋殘余勢力。至元十四年九月，“元主詔塔出與李恒、呂師夔等以步卒入大庾嶺，忙兀臺、唆都、蒲壽庚及元帥劉深等以舟師下海，合追二王”；至元十五年三月詔令其“鎮撫濱海諸郡”。南宋滅亡后其遺臣不少前往海外避難，甚至希望借助海外諸國的力量助宋與元對抗，其中有到南海諸國如占城、安南、交趾的，也有到日本的，如果得到支持，必會成為元朝的一個禍患。同時熱衷于擴張領土的元朝統治者自然也希望海外諸國能夠臣服于自己。因此元朝亟須招誘之，而令“南海蠻夷諸國莫不畏服”的蒲壽庚正可承擔這一任務。元初對于海外諸國的詔諭，不僅有與其通商貿易的經濟目的，也有令其臣服而不為南宋殘余勢力提供援助的政治上的目的。至元十五年八月，“詔行中書省唆都、蒲壽庚等曰：‘諸蕃國列居東南島嶼者，皆有慕義之心，可因蕃舶諸人宣布朕意。誠能來朝，朕將寵禮之。其往來互市，各從所欲。’”除“往來互市”外，還希望其“來朝”，臣服于元，成為元朝的藩屬國。董文炳也說要蒲壽庚為元朝“誘諸蠻臣服”。招誘活動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其二，促進泉州港對外貿易的繁榮。泉州港在其降元后的第二年就設立了市舶司，海外貿易照常進行，而此時全國還有不少地區處于戰亂之中。這應與蒲壽庚的積極促成有關，也正是以其為首的泉州海商降元的目的所在。多次詔諭海外的活動也吸引了不少蕃商來泉貿易。至元十五年八月，冊封媽祖為天妃，應也是蒲壽庚促成的。泉州民眾廣泛的海上活動使得媽祖信仰成為當地普遍的海神信仰，冊封媽祖，亦是出于海外貿易的需要。

此外蒲氏還協助元軍征日本，建造海船。至元十六年二月，“以征日本，敕揚州、湖南、贛州、泉州四省造戰船六百艘”，而泉州承擔了其中的200艘，到了至元十八年二月，“福建省左丞蒲壽庚言：‘詔造海船二百艘，今成者五十，民實艱苦。’詔止之”。

總之，元初在與海外諸國有關的活動中，不論是招誘諸國臣服，促進海外貿易以至建造征日本的戰船，都需要借助蒲壽庚的力量。其中其子蒲師文、親信孫勝夫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多次出使南海諸國。

三、官位顯達，熏炎泉人

蒲壽庚在泉州之勢力于元代亦達到鼎盛。南宋時，其雖控制著泉州港的對外貿易，但直到咸淳末平海寇之后才獲得官職，而在降元后，則一直身居要職，位高權重，一降元即被授予“昭勇大將軍”、“閩廣大都督兵馬招討使”之官職，并兼管“福建廣東市舶事”。《閩書》記載景炎二年九月張世杰解圍離泉之后，蒲壽庚“進昭勇大將軍、閩廣都提舉福建廣東市舶事，改鎮國上將軍、參知政事”，時間有誤，同時他被授予上述官職也非因解張世杰之圍。據《元史》蒲氏于至元十四年七月始任江西行省參知政事之職，正值張世杰圍泉之時或之前，而在此之前他就已是“閩廣大都督兵馬招討使”。其兼任“提舉福建廣東市舶事”之職，時間很短，只有幾個月，《元史》載“至元十四年立市舶司一于泉州，令忙古?領之”，元初泉州市舶司設立之后，提舉市舶就換為忙古?。至元十五年三月，福建設行省，省治福州，蒲壽庚任行省參知政事，“行中書省事于福州，鎮撫濱海諸郡”。至元十五年八月至至元二十一年九月，任行省左丞之職。蒲壽庚的最后任職應是行省平章政事，比他時代稍后不久之人所撰寫的《夏宣武將軍墓志銘》、《重建清源純陽洞記》都曾稱之“平章”。其任平章政事的時間，應在至元二十一年九月任左丞之后，有可能任泉州行省、江西行省或福建行省平章政事。

終元一朝，蒲壽庚家族在泉州權傾一時。蒲氏子孫有不少身居高位，如其子蒲師文在元初官至正奉大夫、工部尚書、海外諸蕃宣慰使及福建行省平章政事，蒲師斯于至元甲申(1284年)“擢為翰林太史院官”，蒲師孔“以蔭補承務郎監福州水口鎮”，蒲均文元貞二年(1296年)“詔為右諭德兼中書省知制”。其家族家資之雄厚、生活之奢侈則可從他們在泉州留下的花園、宅邸遺跡中略窺一二。蒲氏擁有大片的宅第和花園，不少地名還一直保留到現在。其花園在南教場，“泉州南教場開做汽車站，掘出來的花盆，寫著‘丞相花園’字樣”。現在當地仍然有著“花園頭”的地名。蒲壽庚還建有大型娛樂場所“棋盤園”，當年他在這里以美女為棋子對弈之說在泉州也流傳至今。此外，“東魯巷”、“后池”、“灶仔巷”等地名也與其家宅第、花園有關。泉州人亦苦于其害，避之不及。正如《閩書》言：“元以壽庚有功，官其諸子若孫，多至顯達。泉人避其薰炎者(九)十余年，元亡乃已”，《清源金氏族譜》云：“(蒲壽庚)表降于元，錫爵鎮國，俾統州政，父子繼世，恃寵專制，峻法嚴刑，以遂征科，人苦薰炎，甫九十年”。

由宋入元，泉州港的海外貿易在原來的基礎上得到空前的發展，成為梯航萬國的東南巨鎮，世界上最大的對外貿易港口。吳澄載：“泉，七閩之都會也。番貨遠物、異寶奇玩之所淵藪，殊方別域、富商巨賈之所窟宅，號為天下最。”在此背景下汪大淵著成《島夷志略》一書。元代到過泉州港的旅行家馬可·波羅和伊本·白圖泰都曾被這個港口城市的繁華所震懾。此時整個城市具有更為濃厚的商業氣息，經商之風更為盛行。海商則空前活躍，他們擁有雄厚的經濟力量，對當地社會產生重大影響。有巨商如朱道山，“泉州兩義士”孫天富、陳寶生等。與此同時，回回在泉州位高勢重，且有不少特權，其伊斯蘭文化也居于強勢地位，有不少當地人轉而遵其教、從其俗，成為“偽色目人”。族譜載：

元氏失馭，而色目人來據閩者，惟我泉州為最熾。……迨今雖入編戶，然其間有真色目人者，有偽色目人者，有從妻為色目人者，有從母為色目人者，習其異俗，以棼亂我族類，蔑視我常憲，斁咈我彛倫。

迨元之時，于回免其差擾，泉之回尤盛，世人因多從回，或好兩國之教，或托足以避亂。

留居當地的色目人數量比南宋時更多，泉州保留有大量阿拉伯人墓碑，絕大部分是元代的。色目商人勢力發展得很快，時人有言：“纏頭赤腳半蕃商，大舶高檣多海寶。”家資豐厚的泉州蕃商也曾多次納貢。《元史》記載有武宗年間“泉州大商合只鐵即剌進異木沉檀可構宮室者”，“泉州大商馬合馬丹的進珍異及寶帶、西域馬”。元代泉州的提舉市舶使有不少即是色目人，把持著港口的海外貿易。泉州港繁榮，與蒲壽庚及其族人的悉心經營密不可分。穆斯林海商在當地勢力的極盛，也與蒲壽庚有著密切關系。蒲氏于宋元鼎革之際屠殺了大批在泉的南外宗子、士大夫和淮兵，基本消滅了反對勢力。士大夫中免于此難的，除了其降元的支持者和協助者之外，多是一些保持中立之人，由宋入元，這些人也多隱居不仕，元初泉州城的掌控權很自然地就把持在蒲壽庚的手中，而他在元初的各種活動，也進一步鞏固了其家族在泉州的地位，開啟了此后90余年色目人在泉州盛極一時的境況。

這一情況持續到元末，最終爆發了亦思巴奚之亂，給泉州帶來巨大災難。蒲壽庚家族之人也是主要參與者，《清源金氏族譜》則直接稱之為“蒲那之亂”。這次兵亂始于至正十七年(1357)義兵萬戶賽甫丁、阿迷里丁占據泉州。諸多史料都只是陳述這一事實而沒有說明賽、阿二人叛亂的原因。結合泉州港當時的時代背景及其他文獻記載可推測這可能與當地穆斯林海商對港口控制權的爭奪有關。泉州港的海外貿易自南宋末年起就一直把持在蒲壽庚及其族人手中。此時則由其家族之婿西域那兀納主市舶。元代泉州成為東方第一大港，各國商旅往來互市，也有不少定居于此，其中有些應也發展出不小的勢力，如賽甫丁、阿迷里丁即為義兵萬戶。新舊勢力之間難免不產生利益沖突，都想控制泉州港，亦思巴奚之亂即是其體現。然而兵亂的范圍并不限于泉州，則是因為賽、阿、那等人又與福州、興化等地的地方勢力相互利用、勾結。通過至正十七年的叛亂，賽、阿二人暫時排擠了那兀納的勢力。此后二人卷入福州的省憲構兵以及興化林德隆、陳從仁之間的沖突中，借此亦思巴奚之亂從泉州擴展到福州、興化等地。賽甫丁協助行省平章普化帖木兒，兵進福州，阿迷里丁則在占據興化后不久又退回泉州。至正二十二年(1362)是這次兵亂的一個轉折點。這一年燕只不花任行省平章政事，將占據福州的賽甫丁驅逐出城，以鏟除前任普化帖木兒的勢力，鞏固自己的地位。此前不久那兀納殺阿迷里丁及其黨羽，也應與燕只不花的支持有關。(那兀納與燕只不花關系密切，可從之后幾年的事態中看出。那氏對行省左丞觀孫、帖木兒不花都“不受命”，卻多次聽從燕只不花親信德安之命而退兵，并于至正二十五年與燕只不花、德安一同對抗觀孫。)至此那兀納重新控制了泉州港。當權期間，那兀納“據土擅賦，大肆慘夷”，“大肆滛虐，選民間女兒充其室，為金豆撒樓下，命女子攖取以為戲笑，即喬平章宅建番佛寺，極其壯麗，掠金帛佇積其中，數年間民無可逃之地而僧居半城”。直至至正二十六年(1366)陳有定攻克泉州，擒獲那兀納，亦思巴奚之亂方結束。

此次兵亂為禍至深，泉人深受其苦。《泉南雜志》載：

泉南號文章之藪，而載籍甚少，何也？……何怍庵先生曰：“蒲氏之變，泉郡既遭兵火，無復遺者。”

平亂后泉州出現了對穆斯林的大屠殺，“凡西域人盡殲之，胡發高鼻有悮殺者”。對于蒲氏家族的報復行為尤為極端，“發蒲賊諸塚”，“凡蒲戶[尸]皆躶體面西方”，“具五刑而誅之，棄其胾于豬槽，報在宋行拭逆也”。不久后元明鼎革，漢族人重掌政權，蒲氏家族受到漢族統治者的諸多約束。朱元璋“禁泉人蒲壽庚孫勝夫之子，不得齒于士，蓋治其先世導元傾宋之罪，故終夷之也”。洪武七年(1374)大赦天下，“獨蒲氏余孽悉配戎伍禁錮，世世無淂登仕籍”。明初以后泉州當地對異族有著排斥情緒，對其家族的仇恨尤甚，明代人寫的《南外趙氏家范》仍禁止與蒲氏通婚。經此諸多變故之后蒲壽庚家族無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四、時勢英雄，歷史評說

紹定三年(1230)前后蒲壽庚隨其父蒲開宗遷至泉州，這時其家族正處于“家貲益落”的困難時期，顧祖禹稱蒲壽庚“其初不過一亡命匹夫耳”。然而不久后蒲氏勢力就在泉州迅速興起，在并不長的30余年間從“家貲益落”的外來蕃商反客為主，成為一城的掌控者。在咸淳十年平海寇之前，蒲壽庚并沒有官職，其兄蒲壽宬在較早的時候也僅做過“領衛”這樣的低級武官，咸淳七年(1271)才任梅州知州，卻能遍交當地重要官員；其家又是在南宋晚期才從廣州遷至泉州，在當地也沒有雄厚的根基，作為一個外來蕃商，如何能如此之快地在移居地發展出這樣大的勢力？這與南宋最后30年，亦即蒲壽庚“擅蕃舶利者三十年”期間泉州特殊的社會背景密切相關。

首先，長期以來的積弊導致地方政府貧弱，寄治郡中的南外宗子多窮困、落魄，成為當地一個巨大的負擔。早在嘉泰年間(1201-1204)，泉州知州葉適在給寧宗皇帝的札子中就提到了當時的財政困境。南宋晚期曾兩度任泉州知州的真德秀以及寓居于泉的劉克莊也都談及地方財政之凋敝。咸淳年間重修毀于大火的大成殿時，就因政府缺錢，只能靠各方募捐，同時盡量減少開支，才得以完成修繕工作。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南外宗子帶來的巨大負擔。二則是土地集中，寺院和富家巨室占領了大量土地，影響了賦稅收入。三是用人不當，各縣官員所用非人，以致版籍散亂，鈔書積壓，賦稅減收。

其次，地狹人稠，農業欠收，糧食供應不足，不少普通民眾生活困難。由于自然環境的限制，泉州耕地面積小，土地又多為富家巨室所占，因此“本州苗額不及江浙一大縣”，然而有著眾多的人口，在紹定年間已是“十室而九乏”。咸淳年間，蒲壽宬的詩中可以反映出當時一般民眾的處境：民生凋敝、村落荒涼，眾哺難安，昔日的“樂土”早已一去不復還。

再者，海外貿易繁榮，有眾多富商大賈。南宋最后三四十年泉州港的海外貿易雖然會受到海寇的侵擾和當地官吏重征的影響，但也已擺脫了之前一度衰落的局面。泉州港的海外貿易并不像地方政府那樣存在“根本”上的積弊，即使是在較為蕭條的嘉定、寶慶年間，趙汝適仍可以“詢諸賈胡，俾列其國名，道其風土，與夫道里之聯屬，山澤之蓄產”，寫成《諸蕃志》，可見泉州與海外諸國聯系之緊密，只要外部環境稍為寬松，海外貿易仍然可以照常進行。紹定五年到咸淳年間這40余年的知州有很多“清吏”，如真德秀、孫夢觀、李韶、劉偉叔、趙汝騰、趙涯、顏頤仲、劉克遜、韓識、汪應元、謝、方澄孫、常挺等，有不少兼市舶，廢除弊政，嚴禁重征，使蕃商海舶慕名而來。當“清吏”在任時，海外貿易自然發展得很好；如果市舶重征，海商也會千方百計逃避，例如賄賂市舶官員，正如劉克莊所言“監泉州市舶務居是職者，率與胡賈交賄”，“時有賈胡銅臭埒國徧交貴仕”，前面提到的“蒲八官人”也是如此。在南宋最后30年，又呈現出繁榮景象，并且有像蒲壽庚、佛蓮這樣的富商大賈。泉州出土的南宋末海船也說明了即使在元軍即將到來之時，海外貿易仍很繁榮。

《后村集》卷62可以概括當時泉州的社會狀況：當地人與番商“民夷雜居”，富家巨室“貴豪盤錯”，政府“財粟彈竭”，商人“珠犀點涴”。在政府貧弱，農業欠收的情況下，海外貿易卻相對繁榮，與其他方面的凋敝構成了不和諧的景象。商業的繁榮，商人的富有與“凋匱不可為”的地方政府，“貧困至多”的南外宗子和“鹽米尤倉皇”的普通民眾形成鮮明對比。

正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蒲壽庚的勢力得以崛起。這并不只是由于蒲氏身居要職，也并非僅因其家族原先是泉州的豪門大族，而重要的是因為他“擅蕃舶利者三十年”，為把持一城海舶之利的富商大賈。泉州作為一個擁有悠久商業傳統的地區，在南宋末年又由于各種原因導致萬事凋敝唯獨工商業(尤其是海外貿易)繁榮，海商在這個城市的重要地位更加突顯，在當時把持海外貿易就有控制整個城市的可能。同時蒲氏擁有眾多海舶家資，身處動蕩不安的朝代更迭之時，必將極力保護自己的資產，維持海外貿易的正常進行，因而也有掌控一城的迫切愿望。泉州為數眾多的海商在此時與他有著相同的利益，也會給予支持。

由此可見，蒲壽庚勢力在泉州的興起可以說是時勢造英雄，并且他的事跡不僅僅代表著其個人的活動，也是泉州商業社會發展并達到鼎盛的突出體現和海商勢力在宋元泉州崛起的代表性個案。其因把持著泉州港的海外貿易進而發展出可以控制整個城市的雄厚力量，并由商而官，雖然這在中國古代是罕見的，但結合宋元時期泉州港的社會背景，就不難理解了。他之所以能成為宋元時期泉州海商的代表，可以說是依賴于泉州港的商業社會所提供的大量有利條件，但與家族原先的雄厚力量及個人素質也是分不開的。

在古代的文獻記載中，對蒲壽庚的評價多是貶抑之辭。陳懋仁稱其“頑暴寡謀”，顧祖禹稱之“狼子野心，背宋而潛獻地于元”。他降元后，時人對于其行為也多嗤之以鼻。《泉州府志》載：“蒲壽庚以泉州降元，告其民曰：‘陳元龍非不忠義，如民何？’聞者笑之。”到了明代，統治者視他為倒元傾宋的奸臣。明清時期蒲氏族人所修的族譜，也不寫其名，而以“□□”表示，且不錄其事跡以避嫌。明清之人對蒲壽庚的評價，都是基于其據城降元這一件事。他之所以遭遇后人如此之多的詬病，也是由于據城降元一事。然而他們完全忽略了蒲壽庚對宋元泉州港海外貿易繁榮及商業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其家族在南宋晚期的到來，對于當時海外貿易一度中衰的泉州港無疑是雪中送炭，他能夠為當地廣泛招徠蕃商；由宋入元，泉州港的海外貿易不因改朝換代而受不利影響，得以平穩過渡，很大一部分是蒲氏努力的結果；元代泉州港空前繁榮，成為全國第一大港口，也與其積極促成有很大的關系。近人對蒲壽庚的研究，則多以此為著眼點，因而對他作出肯定的評價。當然，還必須看到，蒲壽庚也開啟了元代色目人勢力在泉州盛極一時的境況。雖然元代色目人的社會地位有了顯著提高，色目商人在全國各大城市和港口也有很大的勢力，然而在泉州此種情況尤甚。色目人把持著海外貿易且身居高位，生活尤為奢靡并仗勢欺壓當地民眾，以至于在亦思巴奚之亂后，泉州出現了對于包括蒲氏家族在內的穆斯林的大屠殺，當地人對于穆斯林的積怨之深，也是其他地方所不見的。穆斯林海商在造就了元代梯航萬國的東方第一大港的同時，其勢力的過分膨脹也給當地帶來了巨大災難。（節選自《海交史研究》，2012年第1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