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成為五常，是因為英國，為實現聯合國權力平衡

在探討法國何以在二戰后躋身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列時，流行的敘事往往聚焦于戴高樂將軍領導的自由法國的英勇抵抗，或法國在諾曼底登陸后迅速整合出的龐大兵力與完好工業基礎。這些固然是法國得以重歸大國舞臺的重要資本，但一個更為關鍵、卻常被忽略的地緣政治動因是：英國出于維持歐洲均勢與自身全球戰略的深切需要，不惜余力地扶持法國，并將其推入“五常”之列。從本質上講，法國獲得這一席位，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國為了實現戰后聯合國框架內權力平衡而一手策劃與推動的結果。

一、 英國的困境與戰略考量：不能獨對美蘇
要理解英國為何如此執著地“復活”法國，必須首先審視1945年初英國自身所處的戰略困境。彼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已近尾聲，舊的國際秩序崩塌，新的格局正在雅爾塔和波茨坦的談判桌上醞釀。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清醒地認識到，他的國家雖然身為“三巨頭”之一，贏得了戰爭，卻正在輸掉和平。
一方面，大英帝國元氣大傷，經濟瀕臨崩潰，軍事上過度伸展，昔日“日不落帝國”的輝煌難以為繼。另一方面，兩個新興的超級大國——美國和蘇聯——正以前所未有的體量與影響力主宰戰后世界。在丘吉爾看來，一個由美蘇兩強支配的歐洲，對英國而言將是戰略噩夢。如果西歐陷入虛弱和分裂，它將無法抵御來自東方的共產主義滲透與擴張，英國將不得不獨自面對斯大林龐大的陸軍和意識形態攻勢，同時在經濟和安全上徹底依附于美國，喪失外交自主性。
在此背景下，一個強大、獨立且與英國結盟的法國，成為了丘吉爾全球戰略棋盤上不可或缺的棋子。其核心邏輯在于：
1. 重建歐洲均勢： 英國數百年的外交傳統便是維持歐洲大陸的均勢，防止任何一個強國獨霸歐陸。戰后，這個潛在的霸主變成了蘇聯。扶持法國，使其成為西歐大陸的支柱，是遏制蘇聯西進、重建歐洲力量平衡的最直接途徑。
2. 分擔領導責任： 英國無力單獨承擔西歐的防務與重建重任。一個復興的法國可以共同管理德國問題（如對魯爾、薩爾區的共管），穩定動蕩的西歐政局，并在全球殖民地事務上成為英國的伙伴而非對手。
3. 在美蘇間充當“第三方力量”： 在即將成立的聯合國中，如果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只有美、英、蘇三家，英國將不可避免地時常陷入美蘇對峙的夾縫之中。引入一個立場相近、利益相通的法國，可以形成一個西歐集團，增強英國在與美蘇博弈中的分量和回旋余地。丘吉爾希望，法英聯手，能夠在某種程度上平衡美蘇的絕對優勢。
因此，對英國而言，法國的復興并非出于慷慨，而是嚴峻戰略 necessity（必要性）下的必然選擇。正如丘吉爾在戰爭期間多次強調的：“沒有一個強大的法國，就不可能有一個安全的歐洲。”

二、 雅爾塔的博弈：丘吉爾力排眾議
將英國的這一戰略構想變為現實的關鍵戰場，是1945年2月的雅爾塔會議。在會上，關于法國地位的爭論異常激烈。
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對法國持深刻的懷疑態度。他始終無法忘記維希法國與納粹德國的合作，對戴高樂的固執和難以駕馭也深感不滿。在羅斯福的戰后藍圖中，世界應由“四警察”（美、英、蘇、中）來維護和平，法國已被排除在核心決策圈之外。他認為法國在戰爭中迅速崩潰，其貢獻遠不及其他大國，沒有資格獲得常任理事國席位。
蘇聯領導人斯大林則出于更為現實的考慮，對法國加入“五常”持反對或冷漠態度。他樂見西歐分裂與虛弱，一個強大的法國不符合蘇聯在東歐和中歐擴張影響力的利益。同時，斯大林也希望在安理會中保持盡可能小的核心圈子，以方便蘇聯行使否決權。

正是在這樣的反對聲中，丘吉爾成為了法國席位的堅定捍衛者和最有力的說客。他為此進行了多輪艱苦的游說和辯論，其論點可以概括為：
· 地緣戰略必要性： 丘吉爾向羅斯福和斯大林強調，德國必須被長期占領和管制，而英國無法獨自承擔這一重任。法國必須參與其中，并負責占領德國的一部分地區。一個被賦予責任的大國，理應在安理會擁有相應的席位。
· 歷史與未來的潛力： 他力陳法國并非永久沉淪。他描繪了法國擁有廣袤殖民地、深厚文化底蘊和強大復蘇潛力的圖景，指出忽視法國就等于在歐洲心臟地帶留下一個權力真空，這將危及整個戰后和平。
· 分擔英國的負擔： 丘吉爾近乎直白地表示，英國需要法國作為一個強大的伙伴來共同面對戰后歐洲的挑戰。沒有法國，英國將不堪重負，這最終也會損害美蘇的利益。
丘吉爾的堅持和雄辯最終取得了成效。羅斯福被說服，斯大林也不再堅決反對。雅爾塔會議最終達成協議，同意邀請法國成為盟國對德管制委員會的成員，并“原則上”支持法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這是英國外交的一次重大勝利，也是其均勢戰略的完美體現。

三、 法國的資本與英國的“包裝”
當然，英國的扶持能夠成功，也離不開法國自身在戰爭末期所積累的、可供英國利用的“資本”。正如本文開頭所述，諾曼底登陸后，自由法國與維希法國武裝力量的迅速合流，使法國在短時間內重建了一支規模可觀的軍隊，至1945年已達約170萬人。同時，其本土工業基礎相較于歐洲其他戰場國家保存得相對完好。這些硬實力是法國能夠被“包裝”成一個大國候選人的物質基礎。
然而，我們必須看到，在1945年的現實語境下，法國的這些資本相較于美蘇的絕對力量，依然是次要的。如果沒有英國在最高決策層為其背書和“包裝”，僅憑法國自身的戰功和實力，很難打動持懷疑態度的羅斯福和斯大林。英國所做的，是巧妙地將法國的潛力轉化為當下政治博弈中的籌碼，將法國軍隊在歐洲戰場上的貢獻（例如勒克萊爾師解放巴黎、第一集團軍在德國境內的作戰）提升到與大國地位相匹配的高度，并極力淡化維希政權的污點，突出“戰斗法國”的合法性。
換言之，法國提供了“軀體”，而英國則為其注入了“靈魂”——即在大國俱樂部中占據一席之地的政治與戰略合法性。英國需要法國迅速“看起來像”一個大國，以便在聯合國架構內實現其權力平衡的設計。
四、 平衡之棋：聯合國架構中的英法協作
聯合國成立之初，英國推動法國入常的平衡戰略便立即顯現其價值。在安理會，法國雖然最初實力不濟，但其投票權與英、美、蘇、中平等。這使得法國自然而然地成為英國在諸多國際問題上的天然盟友。
在處置德國、處理殖民地危機（如印度支那、阿爾及利亞問題初期）、應對中東變局等一系列問題上，英法兩國經常協調立場，形成了一個雖非正式但確實存在的“西歐聲音”。這有效增強了英國在面對美蘇時的談判地位。例如，在早期關于伊朗、希臘等地的危機中，法國的支持對于英國維護其傳統利益至關重要。
更重要的是，法國入常本身，就是對美蘇兩極結構的一種微調。它打破了“三巨頭”完全壟斷戰后事務的格局，為西歐保留了一個席位和發言權。這個席位，在英國國力持續相對衰落的冷戰歲月里，顯得愈發珍貴。當英國發現自己越來越難以獨立應對全球挑戰時，它與法國在聯合國框架內的協作就變得更加緊密。法國也利用這一平臺，逐步恢復其國際聲望和影響力，并最終在戴高樂時代走向了更加獨立自主的道路，而這獨立自主的根基，恰恰始于英國為其爭取來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
結論
綜上所述，法國在二戰后能夠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其本土抵抗運動的道義力量、戰后迅速恢復的軍事與經濟實力，是重要的前提條件。但決定性的推手，來自于英國基于深遠地緣政治算計的鼎力支持。英國出于重建歐洲均勢、分擔領導責任、以及在美蘇主導的新秩序中為自己尋找戰略支點的迫切需要，將復興法國并助其入常視為核心國家利益。在雅爾塔會議上，丘吉爾力排眾議，成功說服了猶豫的羅斯福和冷漠的斯大林，為法國拿到了這張寶貴的大國俱樂部入場券。
因此，法國的“五常”席位，不僅是對其自身潛力與貢獻的認可，更是英國為了實現聯合國內部權力平衡而精心布局的一著妙棋。這一歷史過程深刻地揭示了大國政治的復雜性：一個國家的國際地位躍升，往往不僅是自身奮斗的結果，更是更高層面的戰略格局變動與利益交換的產物。在英國為維持其全球影響力而進行的最后努力中，扶持法國，成為了其實現戰后權力平衡的關鍵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