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災還是人禍？紅旗特大橋垮塌背后的地質勘探之問

天災還是人禍？紅旗特大橋垮塌背后的地質勘探之問

文|清哲木

2025年11月11日下午4時許，四川阿壩州馬爾康市紅旗特大橋發生垮塌。這座今年1月才合龍、投入運營不足10個月的現代化大橋，在眾人注視下轟然斷裂，近百米橋體墜入足木足河。官方通報將原因歸結為“山體變形滑塌”，并強調因提前一天實施交通管制無人員傷亡。

然而，零傷亡并不等于零責任。尤其是在2024年8月18日，同一項目的施工便橋就曾因違規施工坍塌，造成4人死亡的悲劇。兩起事故相隔僅一年，地質風險為何被一再忽視？橋塌了，可以重建，但若勘察設計環節的“人為隱患”不除，再多的事后預警也難以筑牢安全的根基。

從相關視頻資料來看，紅旗特大橋隱患的發展速度遠超預期。次日16時許，山體變形加劇，最終導致路基及引橋垮塌。現場視頻顯示，靠近山體一側的橋墩率先斷裂，近百米橋體墜入河道，煙塵沖天。

這座大橋并非普通工程。它位于雙江口水電站庫區，全長758米，主跨220米，主墩高達172米，屬于“高墩大跨”橋梁，設計施工難度極大。更重要的是，它作為“雙江口水電站庫區復建公路工程”，承載著連接馬爾康、金川、壤塘三地交通的重要功能。

紅旗特大橋所在區域地質環境極其復雜。四川省地質環境監測總站2024年發布的《阿壩州地質災害風險評估報告》曾明確指出，馬爾康市白灣鄉所在的大渡河流域屬于“地質災害高易發區”。

該區域巖體破碎，加上水電站庫區蓄水后可能引發的地下水位變化，極易誘發滑坡、崩塌等災害。特別是2025年5月1日，雙江口水電站庫區完成首次蓄水后，庫區水位周期性升降會改變岸坡應力分布，引發“庫岸再造”。

水滲進山體的裂縫里，會產生額外壓力，進一步促使山體向下滑動。這個過程如同反復揉捏一塊飽含水分的泥土，會大大降低其穩定性。紅旗特大橋的邊坡巖體在長期水浸后，其抗剪強度明顯降低，如同“泡軟的蛋糕”失去穩定性。

正規工程建設流程中，地質勘察是第一步，也是確定設計方案的基礎。對于紅旗特大橋這類“高墩大跨”橋梁，地質勘察的準確性直接關系到橋梁的安全性能。

然而，多個跡象表明勘察設計環節可能存在盲點：

一方面，作為庫區復建工程，橋梁建設與雙江口水電站蓄水存在直接關聯，但勘察單位是否充分模擬了庫區蓄水后的地質變化，值得深究。另一方面，橋梁主墩高度達172米，屬于“高墩橋梁”，對基礎穩定性要求極高。根據《公路橋涵設計通用規范》，高墩橋梁的基礎設計需考慮“偶然荷載”（如滑坡推力），但紅旗特大橋的基礎是否具備抵御此類荷載的能力？

更令人擔憂的是，這并非該項目的第一次安全事故。2024年8月18日，同一項目的施工便橋（鋼棧橋）因違規施工坍塌，造成4人死亡。這一事故本就暴露了項目管理混亂、資質審查不嚴等問題。

該項目的施工單位也值得關注。兩家關聯施工單位均未配備專職安全管理人員與技術人員。具體單位我就不說了，免得相關方又以各種理由投訴文章。

地方將垮塌直接原因歸于“山體滑坡”無可厚非，但從工程建設的邏輯看，山區大型橋梁的設計施工必須將地質災害風險納入核心考量，而非被動應對。

“天災”與“人禍”的界限在于“可預見性”和“可防范性”。對于紅旗特大橋而言，至少存在三個層面的“人禍”因素：

一是：地質勘察評估不足。庫區蓄水對地質環境的影響是已知風險，但在勘察階段可能未被充分評估。

二是：設計防護措施欠缺。針對高墩橋梁在滑坡風險區的特殊要求，設計可能未采取足夠的針對性防護措施。

三是：施工質量控制不嚴。前期的便橋坍塌事故已暴露出施工管理的漏洞，而這些隱患可能未被徹底消除。

紅旗特大橋的垮塌不僅是一座橋梁的失敗，更是工程風險管理體系性的失效。要打破這一循環，需進行多維度改進：特別是立法與監管層面，需要加大對工程勘察設計質量的追責力度，特別是對地質災害評估的準確性和完整性提出更高要求。

建成僅10個月的紅旗特大橋垮塌，敲響了基礎設施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的警鐘。去年4人死亡的施工便橋坍塌事故未能真正喚醒責任意識，這一次的“零傷亡”更不應成為免責的“擋箭牌”。技術的進步使得我們對地質環境的認知遠超從前，真正的風險不再源于未知，而是源于已知的風險被輕視、被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