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陽銀行業績“跌跌不休”，深陷風控與管理困局，出路在哪里？

2025年10月31日，中西部首家A股上市城商行貴陽銀行（601997.SH）披露了三季報。這家區域標桿性銀行，再次站在業績突圍與戰略轉型的關鍵節點。

表面上看，盈利端企穩、降幅持續收窄，為整體低迷的區域銀行板塊帶來一定信號；但在營收同比下滑、資產質量承壓、管理層頻繁變動等多重因素影響下，這份“穩增長”更多體現出被動平衡的狀態。

三季度業績反彈背后的結構性挑戰

根據貴陽銀行公布的2025年前三季度業績報告，該行整體數據延續疲態，營收和凈利潤雙雙下滑，但第三季度單季表現卻出現亮點：營收下行、利潤反增，形成鮮明反差。

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季度，貴陽銀行實現營業收入94.35億元，同比下降13.73%；歸屬于母公司股東的凈利潤39.15億元，同比微降1.39%，整體業績仍承壓。但第三季度單季營業收入為29.35億元，同比減少16.89%，歸母凈利潤卻逆勢增長10.48%至14.41億元，收入下滑與利潤增長并存，反映出收入結構失衡與非經營性因素的對沖作用。

貴陽銀行財務數據，來源：貴陽銀行第三季度財報

從核心盈利能力看，貴陽銀行的內生增長動力依舊偏弱。今年前三季度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后凈利潤39.06億元，同比下降0.85%；基本每股收益1.07元，同比下降1.83%；歸母股東加權平均凈資產收益率為6.26%，同比下降0.55個百分點，總資產收益率0.55%，較上年同期下降0.03個百分點。

雖然第三季度單季指標略有回暖，加權平均凈資產收益率2.30%、同比上升0.10個百分點，總資產收益率0.20%、同比上升0.01個百分點，但仍不足以扭轉前三季度整體下行的趨勢。

核心盈利的疲弱，與息差收窄密切相關。從數據來看，貴陽銀行2025年前三季度的利息凈收入為76.06億元，同比減少10.65億元，降幅12.29%，凈息差1.57%，同比下降0.23個百分點；凈利差1.60%，同比下降0.16個百分點。息差壓縮成為主要掣肘因素，在貸款收益率下行、負債成本上升的雙重夾擊下，傳統存貸業務盈利空間持續被壓縮。

同時，成本控制壓力上升，今年前三季度成本收入比達28.09%，較上年同期上升2.91個百分點，運營效率的下降進一步削弱了利潤修復能力。

貴陽銀行財務數據，來源：貴陽銀行第三季度財報

在利息收入承壓的背景下，非息收入成為維系利潤的重要支撐。今年前三季度，貴陽銀行投資收益21.88億元，同比增長34.20%，主要得益于其他債權投資處置收益的增加；其他業務收入達2.75億元，同比大幅增長825.50%，主要來源于子公司貴銀金融租賃公司經營租賃收入的提升。手續費及傭金收入與投資收益合計26.98億元，同比上漲23.93%，為凈利潤增長提供了補充。

然而，非息收入內部波動較大，今年前三季度公允價值變動收益虧損8.9億元，同比降幅高達404.17%，主要受交易性金融資產公允價值波動影響；其他收益同比下降74.29%，源于政府補助減少；匯兌收益同比下降226.32%。雖然投資與租賃業務短期支撐了利潤，但這種結構性增長的可持續性仍存疑，非息收入對市場波動的高敏感度，使整體營收缺乏穩定性。

貴陽銀行財務數據，來源：貴陽銀行第三季度財報

資產質量改善是貴陽銀行三季度凈利潤逆勢增長的另一關鍵因素。前三季度信用減值損失23.83億元，同比大幅下降39.14%，表明貸款風險緩釋、撥備計提減少，為利潤釋放提供了空間。

截至9月末，貴陽銀行資產總額7465.89億元，較上年末增長5.8%；貸款總額3457.41億元，同比增長1.95%；存款總額4350.27億元，同比增長3.77%。

貴陽銀行財務數據，來源：貴陽銀行第三季度財報

從業務結構看，資產端貸款擴張動力有限，貸款及墊款總額3457.41億元，同比增長1.95%，其中企業貸款2853.06億元、零售貸款542.40億元，均小幅增長，但貼現業務降至61.95億元，規模明顯收縮。負債端存款結構出現分化，企業活期存款下降，而企業定期存款、儲蓄存款和保證金存款穩步增長，存款成本趨高趨勢仍在延續。資產擴張雖穩，但結構優化不足，收益端改善有限，盈利壓力仍待釋放。

資產質量壓力與風控體系隱患

如果說收入結構失衡是貴陽銀行業績承壓的“表層問題”，那么資產質量波動與風控體系隱患，才是制約其長期穩健發展的“深層風險”。對于一家銀行而言，資產質量是經營的生命線，直接決定盈利的可持續性與資本的安全邊界。而貴陽銀行最新三季報顯示，該行資產質量改善的表象之下，仍存在結構性壓力與潛在風險暴露，尤其在房地產行業風險暴露、撥備覆蓋率下行以及風控執行力不足等方面，問題愈發凸顯。

截至2025年6月末，貴陽銀行不良貸款率升至1.7%，創下上市以來最高水平，雖至9月末回落至1.63%，環比下降0.07個百分點，但風險暴露態勢尚未根本緩解。

具體結構來看，房地產行業的不良貸款率大幅攀升，是拉高整體不良水平的關鍵因素。數據顯示，該行房地產貸款不良率由2024年底的1.05%快速上升至2025年中期的1.75%，不良貸款余額達527.63億元，占貸款總額的15.36%。在房地產市場調整尚未完全企穩、房企債務風險仍在消化的背景下，貴陽銀行的房地產業務仍面臨持續的信用風險壓力。

貴陽銀行財務數據，來源：貴陽銀行第三季度財報

與此同時，風險抵御能力的邊際弱化也值得關注。截至2025年9月末，貴陽銀行撥備覆蓋率為239.59%，雖然仍高于監管要求的120%紅線，但較年初已有所下降；撥貸比為3.91%，風險緩沖空間較去年收窄。前三季度，該行信用減值損失23.83億元，同比下降39.14%，撥備計提力度顯著減弱。從會計角度看，這種撥備回收釋放短期利潤、優化報表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三季度的盈利表現，但若風險資產繼續累積，不排除未來需加大撥備計提力度，進而反向擠壓利潤空間。

貴陽銀行財務數據，來源：貴陽銀行第三季度財報

但在資本充足水平方面，貴陽銀行仍保持穩健。截至9月末，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12.82%，一級資本充足率13.85%，資本充足率15.05%，均顯著高于監管要求。這為潛在風險處置提供了一定的安全緩沖。但資本充足率的“安全墊”能否長期維持，仍取決于銀行未來信貸資產的真實質量和風險暴露節奏。尤其在區域經濟承壓、企業盈利能力減弱的背景下，部分貸款重組、展期或潛在逾期資產可能尚未充分暴露。

更深層的問題在于，貴陽銀行的風控體系與合規管理執行力，已被監管頻繁處罰。例如，2025年9月30日，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官網披露，貴陽銀行兩家支行同日被罰：龍里支行因“三查”流于形式被罰款35萬元，福泉支行因“三查”不到位被罰款30萬元，時任支行行長陳波、汪紅分別受到警告處罰。“三查”制度（貸前調查、貸時審查、貸后檢查）是銀行信貸風險防控的核心環節，兩家支行在同一天被監管點名，反映出該行基層機構在風控執行上存在系統性薄弱環節。

貴陽銀行處罰公告，來源：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官網

事實上，貴陽銀行在近兩年已多次因信貸審查不嚴、貸后管理不實、票據業務違規等問題受到監管處罰。頻繁的罰單背后，是其風控體系“形式化、碎片化”的現實困境：上層制度完備但執行力不足，風險監測體系未能有效下沉到基層網點。一旦信貸擴張周期遇上經濟下行周期，這類風控漏洞極易轉化為實質性資產損失。

管理層動蕩與轉型困境

在當前業績承壓與風險壓力并存的背景下，貴陽銀行的管理層頻繁更替，已成為制約其戰略執行與經營穩定的核心因素之一。Wind數據顯示，2020至2025年，貴陽銀行的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以下簡稱“董監高”）經歷了頻繁的調整，涵蓋副行長、首席信息官、首席風險官等關鍵崗位。

從時間維度來看，貴陽銀行的高管調整呈現出“無間斷、高密度”的特征。

2020年，首席信息官楊鑫到齡退休，董事洪鳴和曾軍相繼辭職，2021年，副行長張偉、監事長楊琪、董事夏玉琳等核心管理人員相繼離職，同時保薦代表人也進行了更替。2022年，多個董事和監事辭職，包括獨立董事羅宏、董事蘆軍、董事王勇等。

2023年，貴陽銀行的管理層震蕩達到高峰，4月，四位獨立董事戴國強、朱慈蘊、楊雄、劉運宏集體辭職，創下區域性銀行獨立董事集體辭職的罕見事件；隨后，董事會秘書董靜、副行長梁宗敏、監事陳立明等高層管理人員陸續退休或辭職，多個核心崗位出現空缺。

2024年，貴陽銀行啟動了董事會換屆，提名了14位新董事候選人，旨在通過組織重構來穩定治理架構。然而，人事波動的慣性效應依然存在，在換屆過程中，擬任副行長楊軒也辭任。進入2025年，1月和5月，首席風險官鄧勇和總稽核晏紅武先后辭任或退休。盡管侯福寧作為獨立董事獲得了監管核準，但銀行的治理結構仍處于持續調整之中。

鄧勇離任公告，來源：貴陽銀行官網

這些頻繁的高管變動已經對貴陽銀行的經營和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在戰略執行層面，數字化轉型、零售業務升級和風險管理體系建設等需要長期投入與持續推進的核心項目，往往因管理層的更迭而遭遇“思路調整、資源重配、節奏放緩”的循環，導致戰略項目推進的“斷層”現象。這不僅延緩了戰略目標的實現，還使得內部協同效率和員工執行力受到影響。尤其在銀行面臨轉型壓力的關鍵階段，戰略執行的斷裂，進一步加劇了資源浪費和機會損失。

晏紅武離任公告，來源：貴陽銀行官網

在治理層面，高管頻繁更替同樣引發了外界對貴陽銀行內部決策體系和人才梯隊建設的質疑。對區域性中小銀行而言，管理團隊的穩定性不僅是衡量公司治理水平和戰略可持續性的核心標準，也是維護市場信心、資本市場預期及合作關系穩定的基礎。

此外，貴陽銀行管理層的不穩定與其近年來頻繁遭受監管處罰之間存在密切聯系。不同管理者在風險偏好、業務導向和合規管理上的差異，容易導致內部決策標準的不統一，進而加劇合規風險和管理摩擦。同時，頻繁的高管更替也對客戶服務的連續性、團隊士氣的穩定性以及內部治理效能產生了負面影響，形成了“人事動蕩—管理失序—風險暴露”的惡性循環。這不僅削弱了銀行應對市場波動的能力，還制約了其在業務轉型和創新中的穩步推進。

在面對轉型壓力和外部挑戰的雙重壓力下，貴陽銀行的治理結構和戰略執行能力將持續面臨嚴峻考驗。未來，能否突破當前困境，實現穩健經營和高質量發展，將取決于能否有效應對管理不穩定和高管更替帶來的挑戰。（《理財周刊-財事匯》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