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向明 ：探尋呂梁大地上的清廉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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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尋呂梁大地上的清廉基因

文/郭向明

《尚書·禹貢》有載：“其山巖層岫衍，澗曲崖深，巨石崇竦，壁立千仞，河流激蕩，濤涌波襄”。山河交錯，控扼晉陜，靈氣鐘聚，人文濫觴，這里就是呂梁。

大河奔流，激濁揚清。高山巍峙，浩然賦形。文化基因，千年傳承。廉者，廣而兼有，廣博深刻。回顧呂梁深厚的歷史積淀，公、忠、信、廉等文化內涵密切相關。溯源我們所傳承秉持的清風節操，發軔于此，養成于此，更衍流躬行于此。

大禹治水的“公”之啟蒙

瓦窯河遺址、峪道河遺址、高紅遺址、碧村遺址……龍形觥、漢畫像石……，從史前乃至夏商以降，文化遺址器物密布呂梁大地，華夏文明從這里娩出。伴著黃河的濤聲，和著石器的韻律，撫摸著青銅的光澤，我們的先祖從這里脫去蒙昧，走出史前的黑暗。

“黃河西來決昆侖，咆哮萬里觸龍門”?；墓艜r代的洪水，掀起滔天巨浪，可以毀天滅地，是留給人類最初的“記憶”。戰國《尸子》記載：“古者，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出于孟門之上，大溢橫流，無有丘阜高陵，盡者滅之，名曰鴻水”。時下，我們漫步沿黃古道，每每驚詫于黃河峽谷鬼斧神工的“浮雕”“溶洞”，那距河面上百米斑駁的沖刷刻痕，真實記錄了遠古時代被呂梁山擋抬的黃河有多么浩渺、激蕩和兇險。今日黃河的溫馴，讓我們很難想象，曾經暴虐無比的洪水如一頭怪獸吞噬了多少良田曠野、吸食了多少先祖生靈，就連黃帝的都城有熊、顓頊的都城帝丘、堯帝的都城平陽、舜帝的都城蒲坂也在一聲聲長嘆中變成了汪洋澤國。滄海桑田，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孟為長，亦即首，所謂“孟門”，就是大禹治水之黃河河道上的第一個大門。沿孟門而下，有石門、龍門、人門、鬼門和神門。然何其有幸，承繼父業、受命治水的大禹來了，“親操槖耜而九雜天下山川，腓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莊子·天下篇》），“居外十三年，三過家門而不入”，拋妻別子，櫛風沐雨，劈開了蛟龍壁，露出了老鷹崖，開啟了華夏民族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治水史，更為重要的是給后世族人留下了一筆豐盛的精神遺產，那就是把自強不息、公而忘私的價值理念原始地投注到中華民族的靈魂血脈、精神基因中。

之后，儒家“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提出、墨家“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主張、法家“去私行公”的導向，以及后世“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諸葛亮、“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林則徐、為革命奔走呼號的孫中山，乃至今天“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中國共產黨，無不沿循這種精神力量推動中華民族正道直行、乘風破浪。公而忘私，無私奉獻，回望歷史，中華民族精神的原點一定是在這里。

天下“禹跡”很多，呂梁當是最古意的那個存在。細觀柳林孟門的禹王石、臨縣大禹的“禹王廟”，離石骨脊山的半山系舟處，等等，這一處處并不十分清晰的“古跡”，寄托著對治水英雄的千年緬懷，也昭示著對“公廉”精神的百代傳承。這些“禹跡”可能是傳說，但傳說又何嘗不是人類歷史的生動反映。

“公生明、廉生威”。秉公心、守公德，奉公戒私，一心為公，作人民公仆，護社會公平。展望未來，呂梁乃至更大的中國也一定會從這里汲取到新的前行力量。

英雄呂梁的“忠”之弘揚

“呂梁”是一個地理的名字，也是一個英雄的代號。

西憑黃河險要、東依呂梁山脈，這片地形險要、易守難攻的“表里山河”之地，是孕育英雄的天然土壤，自古就有堅韌不拔、豪爽剛烈、勇于抗爭的英雄基因。早在商周時期，呂梁就是中原王朝與北方戎狄部落交錯的地帶，尚武精神和開拓意識便開始影響這片土地上的族群。到了晉國，雖核心區域在晉南，但“尚公、尚法、尚賢”的務實、包容和進取精神，輻射到整個山西，也包括呂梁。名臣孤偃（封地在交城）就是其中晉國的賢能代表。再往后，任職西河郡的魏國戰神吳起，推行變法、練兵強國、抵御強秦，成為以文韜偉略濟國、守護山河的典范。漢國開國皇帝劉淵，離石起兵，乘勢亂起，開創十六國時代，是在亂世中敢于把握時機、敢于改天換地的一代豪雄。一代名將狄青，輔國安邦，匡扶時弊，一身正氣，功勛卓著。大唐汾陽王郭子儀，在國家危亡之際力挽狂瀾、忠勇無比，無疑是呂梁文化乃至中華文化即極為重要的英雄符號。直至明清時期，也涌現出一批戍邊衛國、耿耿鐵骨的杰出將士。

尤其在中國抗日戰爭史上，呂梁書寫了極其悲壯與輝煌的一頁。作為延安的“東大門”，呂梁天然就是阻擋日寇西渡黃河、進攻陜甘寧邊區的戰略緩沖地帶，是屏障延安的鋼鐵堡壘和戰略支點，同時也是聯系華北、華中與延安的重要通道，無數愛國青年、國際友人、重要物資通過這里前往延安，黨中央的指示和聲音也通過這里傳向各大抗日根據地。作為華北抗日戰爭的主戰場之一，呂梁的抗戰史其本身就是一部用忠誠寫就的英雄史詩。國難當頭，呂梁兒女發出“寧死不做亡國奴”的怒吼，挺膺擔當，浴血奮戰，十萬將士奮勇殺敵，廣大群眾踴躍支前，母親送兒打日寇，妻子送郎上戰場，無數村莊被燒毀，無數百姓被殺害，但不屈的呂梁兒女用生命和鮮血踐行了對黨、對民族、對人民的無限忠誠。革命先驅賀昌、張叔平、劉志丹、劉胡蘭、劉少白……一個個響徹云霄的名字，就是呂梁兒女中最杰出的代表。《呂梁英雄傳》也真實映照了千千萬萬普通呂梁人民英勇抗戰的場景和身影。以賀龍為代表的老一輩革命家長期駐守呂梁，開創了廉潔自律、甘于奉獻、公而忘私的革命文化，為呂梁廉潔文化注入紅色基因，進一步豐富和提升了呂梁精神。

呂梁，這片浸染英雄鮮血的紅色土地，在擺脫貧困的偉大征程中，無數奮斗者用心用情、敢闖敢試，再次用汗水甚至生命踐行了“打不贏脫貧攻堅戰，就對不起這片紅色土地”的誓言，交上了時代大考中的一份優異答卷，為呂梁精神注入了澎湃的時代動力。呂梁護工、造林專業合作社，就是其中涌現出來的英雄群像。

“英雄”在呂梁，不僅是戰場上的廝殺，更是治國安邦的智慧、臨危受命的擔當，以及為國為民的犧牲。但無論哪一種，忠誠當是所有英雄品質中最為重要的前提和基石，不忠誠于篤定的偉業，不忠誠于自己所在的族群和民眾，斷不會衍生出其他的英雄品質和英雄行為。特別是，戰爭年代用鮮血和生命鑄就的忠誠基因，已深深鐫刻和澆鑄在呂梁兒女的血脈之中，偉大的呂梁精神也便有了靈魂和底色。

“天下至德，莫大于忠”。忠與廉同根并生，相輔相成，由現代觀之則為忠于黨、忠于祖國、忠于人民、忠于事業、忠于法治。忠誠是呂梁人民融血入骨的政治本色和文化密碼，更是推動轉型跨越發展的一筆歷史遺產和精神財富。

磧口商幫的“信”之傳承

稱雄明清五百歲，縱橫歐亞一萬里。晉商在呂梁的足跡，是一部依托黃河天險、把握歷史機遇、書寫商業傳奇的壯闊歷史。

惡劣的生存環境，沒有困住呂梁人，反而強烈激發了呂梁人向外謀生的商業意識。早在隋唐時期，三交鎮因其地處通衢要道就成為物資集散地。到了明清時期，特別是清乾隆年間以來，磧口古鎮憑借黃河水運之利，成為晉商西北貿易的重要樞紐，最繁華時鎮上超過3000家商鋪。晉商通過黃河水路將呂梁的煤炭、紅棗、藥材運往中原、江南，又將南方的絲綢、瓷器販回北方。呂梁人淳樸善良，骨子里就有一種能吃苦、不服輸、敢冒險的特質。盡管那個時代缺乏現代契約精神，但這些商界先賢和精英們依靠“一諾千金”的口碑和“寧叫賠折腰、不讓客吃虧”的信條，建立了廣泛的商業網絡，催生了晉商“以義制利”“重然諾、守信用”的商業倫理，而這也無形中影響和滋養到這片土地上的社會風尚和文化氣質。以工代賑、捐資辦學、匯通天下…，把忠孝仁義的優秀品質、休戚與共的家國擔當和創新求變的商業智慧深深刻到骨子里和血脈中。

按照我們通常的觀念，商業貿易的發達多會伴隨生意場上的官商勾結和腐敗滋生。然而這些商人多有著創立家業和興宗耀祖的抱負，要把生意長久經營，就不能欺詐客戶、貪墨貨款，治地官員若要治理好市場，就不能索拿卡要、以權謀私。“西灣村陳氏民居”“李家山窯洞”、交城段村老宅等晉商院落，其建筑中的“磚雕”“木雕”多以“蓮（廉）花”“算盤”“秤桿”，無不暗含和隱喻“清白經商、廉潔從業”的訓誡。這種“商廉相通”的文化，至今仍是呂梁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精神支撐。

“以至誠為道、以至仁為德”。講誠信、有信念、懂規矩、守紀律，明禮誠信，懷德自重，敬業樂群，互利合作，當為新時代黨員干部堅守之信條。挖掘誠信因子，培育誠信文化，倡導遵紀守法、誠信重禮、崇德向善的社會風尚，為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注入新的不竭動力。

清儉持正的“廉”之實踐

呂梁歷史文化底蘊深厚，廉潔文化源遠流長。

“清端一代良臣冠，威惠江南百姓欽”。方山籍于成龍是提及歷代廉吏能臣繞不過的一個人物，是呂梁乃至三晉大地廉潔文化中最杰出的代表。呂梁之所以為“廉吏故里”，無疑端賴這張名片的加持。當然，我們還有興縣籍孫嘉淦、汾陽籍呂蒙甫等一大批先賢廉吏輝耀在歷史的上空。

特定地域內的民風民性對人的習性養成有重要影響。淳厚質樸、崇尚節儉、勤于本業、追求氣節是呂梁百姓共有的優秀品質。呂梁這片大地上的先賢廉吏們從垂髫總角的童孩到及笄戴冠的成人，其成長過程中離不開特定的社會土壤，離不開這一環境的滋養和熏陶。

簡樸乃廉之根，非儉無以養廉。有“天下第一廉吏”之譽的于成龍，出任廣西羅城知縣時，典田賣房，湊銀百兩，買毛驢一頭，跋山涉水前去上任。在羅城連任縣令六年多，離任時窮得竟連路費也沒有。晉升福建布政使時依然是一竹笥貯朝服，二釜瓦備炊用，文卷冊數十束，除此竟無一物。最后做了富甲天下的江南封疆大吏也仍然是布衣蔬食，“半茹糠秕”，江南民眾因此稱他“于青菜”。逝世后，家產僅綢袍一件、鹽豉器皿若干。百姓“罷市巷哭”，康熙帝賜謚“清端”。身居如此高位，卻能堅守耕讀本色，節儉至此，回望歷史諸廉吏，恐難出其右。被譽為“元代第一廉吏”的呂蒙甫，割俸辦學“延師以教育之”，捐俸設堂“安葬客死異鄉者”，聲震“八桂”，垂范后世。

剛正為廉之魂，無求方能無懼。孫嘉淦于清雍正六年任順天府尹，“疏劾古北口監督傅紳私征官稅，論如律”。乾隆登極之初，戇正耿直的孫嘉淦向乾隆上《三習一弊疏》：“耳習于所聞，則喜諛而惡直；目習于所見，則喜柔而惡剛；心習于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既成，乃生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镎模苏小＿@篇名疏后來被后代諸皇書掛于壁，成為眾多為官者的良鑒。孫嘉淦在河東鹽政、全國會試副主考、禮部尚書等要職時，不僅自己堅決拒收賄賂，并告誡送禮者為官須“潔身自好，請介自持，不可造次”。呂蒙甫為元代著名廉吏，平冤案、賑災民、懲惡霸，并提出“蒙甫八事”（開經筵、嚴衛禁、清選法、舉賢才、復常平、設義倉、謹邊關、修武備），系統性整頓吏治，被譽“元代紀檢第一人”。官之所恃，在廉。無欲方能無求，無求方能無懼。

家風乃廉之脈，身教重于言教。孫嘉淦家族秉承“重孝道、奉仁德、講誠信、勤耕讀、倡節儉、嚴修身、守廉潔、齊家國”二十四字家風。孫嘉淦的父親即使被封為奉直大夫后，仍“衣不絲帛，食不重味”，以身作則教導子孫節儉。孫氏家族更創造了“一門三進士”的佳話。于成龍的清廉節操也深刻影響了其后人，其所秉持的“勤、儉、學、善、廉”家訓，使得于氏家族中出任官職者多達30余人，都能遵法紀、守規矩，保持了清廉的官聲。其長孫于準秉承先祖遺風，編訂《于氏族規》《于氏家訓》，成為于氏族人世代踐行的行為規范。

借鑒歷史智慧，立足時代發展，需重新審視“何者是廉”、叩問“何以要廉”、探求“如何能廉”，當大力培養節儉戒奢、清心寡欲的個人操守，承繼嚴己寬人、義禮傳家的良好家風，涵養一心為公、清廉為政的精神境界，由傳統鏈接當代，從歷史走向未來。

扎根傳統的“創”之呼喚

自然賦予了這篇土地以清風正氣。攜禹王之公正，融晉商之包容，存晉人之風骨，遺趙士之精魂，融紅色之忠勇，在呂梁這片被黃河、汾河、呂梁山滋養的土地上，形成了信仰堅定、守正尚德、清廉簡樸、擔當作為的廉潔文化基因。

傳承廉潔基因，不僅是守望歷史的緬懷，更是回應時代的召喚。每一位黨員干部自當有“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以天下為己任的思想境界，有“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為民情懷，有“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責任擔當。懷古思今，如何把廉因子、廉元素轉化為推動時代發展的廉動力，當做好幾篇生動的“廉文章”。融古入今，廉文化需深度挖掘研究。從檔案文獻、經史子集等史記傳書中尋找思想根脈，從楹聯、諺語、歌謠、民間故事等藝文軼事中追慕先賢足音，從祠堂、牌坊、碑刻等文物器具中品思禮序家規，創新推出一批有家國情懷、有時代價值的研究成果，開發一批體現晉西地域文化、富含廉潔元素的文化創意產品和有思想穿透力、文化影響力、藝術感染力的精品力作，打造地方廉文化特色品牌。融古鑄今，廉文化需多元化展示。運用5G、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把各類展館、歷史遺存、文本資源當中等深蘊的廉文化內涵得以物化、外化、動態化，推動新時代廉文化“活”起來、“動”起來，講好新時代呂梁廉故事，不斷彰顯清廉之美、放大清廉之效、形成清廉之治。融古促今，推動廉文化融合。把吸收傳統文化營養、弘揚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和發揚新時代呂梁精神有機結合起來，培育廣大干部的政治境界、政治擔當和政治氣節，正確處理公和私、義和利、是和非、正和邪、苦和樂的關系，引導黨員干部守私德、重品行、正操守、明大義、守信譽。

基因的生命力在于代際傳承。呂梁獨特而又富有魅力的文化名片，在新時代的浪潮中當傳承發揚，澤被后世。唯有將這份基因深植于文化傳承、融匯于社會治理、貫穿于轉型發展，才能讓這股正氣清風長吹不息，讓這片紅色熱土在新時代高質量發展的圖景中熠熠生輝.

作者簡介

郭向明，山西人，區域文化研究愛好者，十多篇文章刊載于國家、省市報刊、雜志和公眾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