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齡化背景下，一次由藥品控價引發的醫藥行業雪崩

作者： 李 老 白

首發：老白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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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去年去日本旅游，一路上導游猛吹日本的藥品多么先進，多么有技術含量。

現在厲不厲害我不太清楚，但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他們的醫藥產業確實厲害。

當時日本每年新藥產出占全世界的29%，是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醫藥帝國，研發能力一度俯瞰全球。

但你可能想不到的是，這個帝國竟在短短10年間便轟然倒塌。

其中最薄弱的生物醫藥領域，到2000年的時候的全球占比已縮水至不足3%。

這中間經歷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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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1989年，醫療 超 黃金時期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被譽為日本醫療行業的超黃金時期，醫藥從業者與醫生在當時都是絕對的高收入群體。

當時銀座酒吧里到處都是醫療行業從業者，醫生的孩子們會開著豪車去上學。

經典日劇《白色巨塔》里的主角財前醫生就是住著大別野，經常出入高檔酒吧，還與酒吧老板娘成了情人。

而他的老師東醫生的收入水平就更不是一個level了。

這一空前盛況，既得益于日本經濟的騰飛，也得益于一個人。

他就是被譽為“武見天皇”的武見太郎，此人任日本醫師協會會長25年時間，為日本醫藥行業的發展作出了諸多貢獻。

這位日本醫療之父，最著名的口號就是“醫療行業的利益應該優先被保障。”

在他的影響下，醫療產業享受了一段極為夢幻的黃金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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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藥品控費時期

1991年是日本醫藥產業的分水嶺，這一年醫保藥品支出突破驚人的6.5萬億，相當于當時日本GDP的1.5%。

加上老齡化的影響，當時醫保資金缺口已超過30%，而這部分缺口就需要政府來補貼了。

因此當時日本社會盛行“醫療費亡國論”：

厚生省指出，如果稅收繼續用于大額補貼醫療費，財政將被抽干。基于未來30年的老齡化沖擊，醫療體制將會崩潰，現在不改革，就要亡國。

如何改革，其實是有3個選項的：

1、放棄平價醫療體系 ，即增加患者自費比重，相當于多出來的錢由民眾出；

2、降低醫療運營支出 ，相當于多出來的錢由醫院出；

3、壓縮藥品支出 ，相當于多出來的錢由藥廠來出。

當時社會正處于失業潮，選擇方案一會造成大量民眾因病返貧，激化已經十分尖銳的社會矛盾，萬萬不可行；

而老齡患者的暴漲早就讓醫院處于超負荷運轉的狀態，選擇方案二只會加速醫療體系的崩潰，因此也不可行；

選來選去，出血的只能是藥廠。

理由很簡單，如果三者里必須要死掉一個，那它只會是處于制造業的藥廠，因為它不涉及最基本的民生需求。

這個道理將在日后很多時間、很多地點體現。

于是1991年底，日本開始實施藥品價格管控政策。

政策規定，不論藥品的生產與研發成本如何，藥品價格必須每兩年下調。

結果如何呢？

從日后回看，這場改革差不多是日本醫藥產業衰敗的開始。

由于對所有藥品都實施無差別降價，藥企利潤被迅速壓縮，至1994年，全行業利潤率跌至不足6%，與傳統制造業持平。

利潤的下滑導致藥企無力支撐新藥的研發，而90年代恰恰是全球從化學藥向生物藥轉型的關鍵階段，使得日本在這一輪藥品革命中被落到后面。

然而，如果僅僅是這樣，也不是不能接受。

此后日本經濟的持續惡化，引發了第二波醫藥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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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廉價藥替代時期

1993年， 日本國民醫保首次出現超千億級赤字。

更加嚴重的問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赤字水平只會不斷加大。

當時日本經濟再次出現負增長，失業潮的蔓延使得全國出現大面積的醫保斷繳。

同時，老齡化之下醫保的繳費人數進一步減少，使用醫保的人數卻不斷上升。

厚生省預計如果不盡快壓縮費用，最晚到2004年醫保赤字就將突破一萬億，成為不可承受的沉重負擔。

因此，第二輪改革勢在必行。

1993年5月，日本政府明確未來醫院必須使用更加低價的藥品，仿制藥戰略被提上日程。

政策推出后，藥企紛紛轉向生產更加廉價的藥物。

好處立竿見影。

1994年全國藥品支出實現逆增長，且之后仍在下降，至1998年時藥品占醫保總支出的比重已降至不足1/5.

壞處也立竿見影。

廉價的藥物政策帶來一場全行業的惡性內卷，超1500家藥企被困在一個狹小的空間，為爭奪有限的市場而不斷爭斗。

至1996年，日本醫藥行業利潤率只剩下4%，而競爭最激烈的仿制藥市場甚至連續三年都處于全行業虧損狀態。

面對如此殘酷的競爭， 部分中小藥企無法承受選擇破產。

僅1996年一年，日本就有57家藥企宣布自主廢業，超過此前兩年的總和。

比藥企利潤下滑或倒閉更可怕的，是藥品質量的飛速惡化。

在政府殘酷的降價政策下，藥企即使使用優質原料也只會增加成本，而無法提高價格。

于是 部分藥企為了盈利開始使用劣質原料。

而另一部分依舊選擇好原料的良心藥企，卻會因為成本過高而面臨虧損。

這種情況我們一般叫做劣幣驅逐良幣，它的發生，指向的是更高維度上規則制定的失衡。

藥品質量危機開始爆發。

僅1996年一年，日本的藥物不良反應報告數量就有16000起，是80年代的8倍！

藥品質量下滑，進一步加劇了醫患糾紛。

整個社會對醫療體系的信任度降至冰點 ，只待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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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藥品危機時期

1996年，日本爆發著名的“綠十字大丑聞”。

綠十字是當時日本最大的血制品生產商，為壓縮成本，他們長期使用未經滅活的血液原料，結果導致1600名患者不幸感染HIV。

該丑聞摧毀了民眾對本土藥品的信心，導致社會上出現了一波本土藥抵制運動，大家寧愿自費購買進口藥品也不愿意再使用本土藥。

最終在巨大的社會壓力下，1998年厚生省向全體國民道歉，宣布要盡最大努力確保藥品的安全性。

隨后 政府開始進行藥品大清查。

此輪的清查中有超400種藥品被判不合格而被強制下架，超130家藥企被停業。

然而就像我們的“三鹿事件”一樣， 一個極端的惡性事件發生后，縱使政府出臺再多政策，也難以挽回社會的不信任。

從1997年開始，本土藥企銷售額連續5年負增長，與之對比的是進口藥市場每年增長率超過10%。

整個本土藥品行業遭受空前打擊。

此后5年間，日本藥企破產總共超過300家，占80年代黃金期藥企總數的1/5。

新藥研發領域，日本前十大藥企的研發總和，都沒有美國輝瑞一家公司高。

在高端藥品市場上，跨國藥企的市場占有率超過80%，而本土企業幾乎失去競爭力。

從1990年至2000年，僅僅10年間，日本曾經輝煌的醫藥產業帝國便轟然倒塌。

這一切，源自 泡沫破滅后的經濟危機，加上人口老齡化狂潮的侵襲，再加上政府政策上的用力過猛，三者疊加所致。

深以為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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