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饑荒時期的“五虎上將”

來源：閱讀公社

作者：歐陽龍門

原題：三年饑荒的五虎上將

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造成了以后連續三年的 “大饑荒”。在三年“大饑荒”里到底死了多少人，到現在為止仍然沒有一個準確的統計數字。但有兩點卻是公認的：一、從1958年到1961年的三年 “大饑荒”里肯定餓死了很多人；二、不論總共餓死了多少人，四川、安徽、河南、山東、甘肅是餓死人最多的幾個省。

從全國范圍來說，餓死人最多的幾個省的省委第一書記應該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是他們的個人責任使該省的死亡率大大高于全國的平均死亡率。所以，他們理應受到更多的清算。這五個省委第一書記是：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圣、河南的吳芝圃、山東的舒同、甘肅的張仲良。這幾個人，就是“赫赫有名”的三年大饑荒時期的“五虎上將”，也是在“廬山會議”上攻擊彭德懷的猛將，我們來看一看他們對自己所犯下的錯誤有些什么樣的認識，又受到了什么樣的懲處。

一、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

李井泉有句名言是：“中國這么大，哪朝哪代沒有人餓死！”在中央已經開始糾正左的政策的時候，李井泉還扣住毛澤東主席的《黨內通信》不下發，致使四川的經濟復蘇晚于全國其他省份。對此當時分管農業的四川省委副書記廖志高（1965年接任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后來承認：

“在當時的情況下，四川省委包括我自己，在制定、執行有關政策或工作中失誤主要有三條：公共食堂解散得晚了，社員的自留地恢復得遲了，這兩條比全國其他各省市大約遲了半年到一年；特別是錯誤地搞反瞞產私分，雖然時間不長，但影響大、后果嚴重。這三條失誤給群眾帶來更大困難，對人口非正常死亡問題起了火上澆油的作用，是我們應當記取的沉痛教訓。”

李井泉則一直未見有任何認錯的表示。1961年，李井泉升任西南局第一書記。文革中，李井泉被斗得家破人亡：本人遭到造反派的綁架；夫人肖里在揪斗中頭發全部被扯光，最后含冤自殺；兒子李明清因為反對中央文革，被北京航空學院的紅衛兵毆打致死。實在是很慘。但是從文革至今，從未聽到任何人說過李井泉的好話。

（以上參見東夫《麥苗兒青菜花黃——川西大躍進紀實》）

二、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圣

曾希圣和妻子余叔

官方公布的安徽死亡人數是237萬，有人推算達800萬。曾希圣搞“大躍進”積極，后來搞“包產到戶”也積極。搞“大躍進”餓死幾百萬人，曾希圣沒有受處分，反而于1962年兼任山東省委第一書記。后來，曾希圣在安徽搞“包產到戶”救人于水火，卻為此受到批判。

據說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后期，劉少奇主持批判曾希圣，曾希圣連個椅子都沒得坐，自己端把椅子參加會議。劉少奇還揚言要把曾希圣批倒、撤職、槍斃。不因為搞“大躍進”餓死幾百萬人，而是為搞“包產到戶”。

1962年2月，曾希圣被撤銷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等職務，調上海專職擔任華東局第二書記，實際上是“賦閑”。1965年秋，調成都任西南局書記處書記。文革中安徽造反派將曾希圣從四川揪回安徽批斗時，曾希圣曾說：“我在1962年是劉少奇斗下來的。”毛主席后來也證實：“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要開除曾希圣黨籍”，“要置他于死地”。1968年7月15日，在北京病逝。

1978年7月18日，中央在北京舉行追悼會，為曾希圣平反昭雪。至今安徽人對曾希圣仍是毀譽皆有。

（以上參見徐恒足《曾希圣和“包產到戶”》、茆家升《“曾希圣和‘包產到戶’”讀后》）

三、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

吳芝圃先是河南省長，在“大躍進”開始后以“反右傾”為名，斗倒了當時的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自己當了省委第一書記，成為第一把手（見徐明《吳芝圃與河南大躍進運動》一文）。

河南死人最厲害是信陽地區，河南全省死亡200萬人，信陽地區就占了100萬。為此，有13萬干部受到審查，983人被撤職，275人被判刑，其中縣級以上干部50人。但是，吳芝圃卻得以從輕發落：1961年7月，中央任命劉建勛為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改任第二書記。1962年4月，吳芝圃調中南局任書記處書記。

吳芝圃曾在檢討中說：“省委和我犯的錯誤嚴重得很，罪惡也很大。組織上無論如何嚴肅處理，我都沒話講的。處以極刑，我也應引頸受戮。”文革中吳芝圃遭揪斗，死于1967年。

四、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

有關山東的“大饑荒”，王兆軍的《皺紋里的聲音（之一）》中有如下描述：“大量的、大量的人被活活餓死！那時的山東，真可以說是餓殍遍野，尸橫村巷。現任中國書法家協會主席的舒同先生，那時任山東省委書記。當他在濟南修建毛、林、周、朱的豪華賓館時，三分之一皮包骨頭的農民正陸續走向墳墓。我的村子，黑墩屯，人口從五八年的一千五百多人降到不足一千人。死去了三分之一！這些死去的人，多是得了水腫和其他因饑餓而派生的疾病……我的妹妹也因為沒有吃的，而活活餓死了。”

1961年，舒同被撤銷山東省委第一書記，保留山東省委書記處書記職務，下放到章丘縣任縣委第一書記，1963年調任陜西省委書記處書記。文革期間，長期被監禁、批斗，經毛主席推薦由他書寫的中國農業展覽館匾額也被砸爛。1978年平反后，被任命為軍事科學院副院長兼軍委軍戰史編輯室主任。1998年5月27日在北京去世。

五、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

有關甘肅的“大躍進”和張仲良的劣行，見甘為民的《一人說謊，全省遭殃》一文。張仲良在“廬山會議”上駁斥彭德懷說：“你講得不對！就以我們甘肅省為例，一九五七年之前，我們甘肅不產一噸鋼鐵，去年我們搞了五萬噸！難道還不是大躍進？去年我們全省糧食也增產了百分之四十一，我們破天荒不再從外省運進糧食！”

事實上，當時甘肅就有十幾個縣份嚴重缺糧，在餓死人。為此蘭州軍區出動大批軍車從外省緊急運糧。“廬山會議”后反右傾，甘肅省委搜刮糧食變本加厲，收走了占當年產量百分之四十七點六的糧食。再扣除種子和飼料等留糧，農民所剩無幾，平均每人全年不足一百公斤。

據時任甘肅省財貿部長的張天珩回憶，當時“整個河西地區，日人均口糧不足六兩原糧。”整個甘肅一下子掉進了歷史上空前的大災難中。農民整村整戶地餓死，連掩埋尸體的人都要從外面調派，全省至少餓死130萬人，占全省人口十分之一，餓死人的比例居中國之首。

在如此情形下，據說有一次開會時，陜西省委第一書記張德生曾對張仲良說：若甘肅缺糧，陜西愿支援一些。張仲良卻硬充胖子，反說若陜西缺糧，甘肅可支援他們。

后來甘肅全省餓死上百萬人的慘劇震動了中央，中央派監察部部長錢瑛率檢查團到甘肅調查。1960年12月張仲良被免職，汪峰任第一書記，張仲良改任第三書記。1965年8月，張仲良調任江蘇省委書記處書記。

文革中，江蘇的兩派群眾組織都認為張仲良在江蘇沒有犯什么罪行，因此打算以他為“革命干部”的身份參加革命委員會。甘肅造反派聞訊，立即派人到江蘇要將他揪回甘肅批斗，說“張仲良欠了我們甘肅人民一百三十萬血債”。張仲良便沒能進入革委會，換成了彭沖。

最后，講一個曾希圣“大煉鋼鐵”的龍門陣：

“大煉鋼鐵”時曾希圣在安徽創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煉鋼爐”：將一條山溝的兩頭用土石封口堵死，將山上的樹砍一些，推下山溝，然后把鐵礦石、收來的鐵器推下山溝。再砍一些樹推下去，再堆一些鐵礦石、鐵器，這樣堆上三四層，直到把山上的樹砍光。然后放火將樹木點燃，燒上幾天。等火熄了派人下去一看，到處是燒出來的鐵疙瘩，還有沒燒完的樹木，沒燒到的鐵礦石、鐵器。于是調動人馬，將鐵疙瘩、鐵器選出來，敲鑼打鼓，運到縣委去報喜：煉出了多少多少噸“好鋼”。

消息傳到四川，不甘落后的李井泉連忙派人到安徽去考察、學習。考察的人回來把情況一匯報，連左得不能再左的李井泉都說：曾希圣真是胡搞，這個搞法四川不能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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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稍長的人都知道，那是一個被口號燒得發燙的時代，也是一個被現實凍得發抖的時代。這本書不是一本冰冷的歷史教材，而是一群親歷者的“記憶碎片”：有干部在“放衛星”“反瞞產”運動中的沉痛悔悟，有農民在大食堂和大饑餓里的無奈嘆息，更有政治狂飆中無數人命運的沉浮漂零，每一個碎片都帶著疼痛，照見那個時代的極致荒誕，也照見人性的極端掙扎。

有人說，“大躍進”是一段被遺忘的歷史，可《“大躍進”親歷記》告訴我們：這段歷史不該被遺忘。當我們回望1958年的大狂熱與隨之而來的大饑餓時，我們不是為了批判誰，而是為了記住：永遠不要讓口號代替現實，永遠不要讓熱情代替理性，永遠不要讓權力代替人性。

這，或許就是這本書最珍貴的價值。它不是一本“控訴書”，而是一本“教科書”，它用一個個真實得讓人懷疑的故事，教我們如何面對歷史，如何面對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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