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國辦葬禮｜三明治

文｜溫浩

編輯｜珍妮

1

飛機降落費城的時天色剛蒙蒙亮，我從機艙門口踏進廊橋，空氣中一陣濕熱撲面而來，我的汗毛好像立刻被蒙上水汽。我趕忙小步快拖著行李快跑進登機樓，脫下在紅眼航班上為了御寒的薄羽絨服、塞進行李箱，拿出手機。

“我到了。”

”姐，我降落了。“

我和堂妹不約而同的給對方發了消息。妹妹和我前一晚分別從西雅圖和舊金山上飛機，約好了差不多時間到達，沒有定回程機票。

大概十幾小時前，我接到父親從國內打來的電話，告訴我身在費城的堂哥病危——堂哥安迪是姑姑的獨子，他也是除了姑姑和堂妹外，我在美國唯一的親人。唔，我第一次來美國時似乎就是堂哥陪我一同前往，他應該是第一個見到我在這個國度上最初模樣的人。無論有心還是無意，這十幾年間我們竟沒有在美國見過任何一面，只是在回國探親時恰好遇見聊上幾句。十幾年過后，我似乎要在這里見他最后一面。

正想著，妹妹睡眼朦朧地從機場人堆里向我走來。

“你知道是什么情況嗎？”我問妹妹。妹妹和堂哥走得比我近，她也曾在姑姑的邀請下在假期來費城小住。

“不知道啊......就是很突然，我以為他癌癥已經好轉了。”

“哎，去了就知道了，我叫一個車，我們直接去醫院吧。“

”好，我跟小姑說一下。“

盛夏的清晨，在粉橘色的霞光下，我和妹妹坐上了去賓大醫學院的車，早晨的機場高速暢通無阻，從機場到醫院的路是東北走向，十幾分鐘的路程似乎約往前走天色越亮。我打開車窗，想要呼吸一下新鮮空氣，然而又是一陣燥熱。我把手伸進書包內層——那里有外婆很久以前給我的五帝錢，也是我的定心丸——心中默念，阿彌陀佛。然后看著我們的車平滑地駛進越來越亮的天色里。

2

我和堂哥照理說應該很熟悉。九十年代末，我開始上幼兒園了，放學后的時光都會在奶奶家度過，直到母親工作或者應酬結束后再來接我回家。那個時候，爺爺奶奶家的老房子還沒有拆遷，是個小小的四合院，住了很多人，其中包括姑姑和堂哥，以及我堂妹和她的父母（我的叔叔嬸嬸）。我從沒有見過堂哥的父親，只知道他和姑姑很早就離婚了，堂哥也因此隨姑姑姓。堂哥很調皮，會帶我玩“男孩子的游戲”，比如玩火柴盒或者是往地上扔小炮仗——隨即伴隨“砰——”的響聲，一小團黑煙從地上冒起。

在我的記憶里中，那時，爺爺奶奶家總是很多人，姑姑和叔叔白天都在家，廚房里有剁肉的聲音，后院里母雞咯咯叫，客廳電視機里放著《還珠格格》，還有打火機點煙聲以及玻璃茶杯觸碰桌面的聲音，有時孩子哭鬧，有時臥室里傳來大人訓斥的聲響。小時候沒有意識，長大后才知道那時國企改革，大家都下崗在家，無所事事。

沒過多久，姑姑就獨自一人動身去美國了，跟著旅游團入境，投奔在紐約的遠房親戚——親戚并沒有提供太多幫助，姑姑便隨后在唐人街落腳。她不會說英語，先后在唐人街做美甲工和按摩師。我曾問起過父親，為什么姑姑要出國。父親回答地理所當然，她下崗了。可是下崗在家與只身赴美中間有很大的間隙吧——我心想，但并沒有長輩回答我的疑問。多年以后，在堂哥的病房里，我七分真誠三分探尋地問起那個困擾我多年的問題：

你當時為什么要來美國？

我沒工作啊。在國內那點錢哪里夠養孩子。我去美國可以給你安迪哥哥更好的生活。你看，他生病住院，也可以住最好的醫院，最好的醫生。都是為了孩子啊。

哥哥生病前在大西洋城的賭場工作，和姑姑一樣。這是一份收入極其普通的工作，但給員工的醫療保險卻是可以讓哥哥在賓大醫學院獲得癌癥治療和重癥監護，且哥哥不需要支付任何的費用。想象如果同樣的事情發生在國內，與哥哥從事相似的工作的病人（或從事其他的藍領工作）大概率很難有這樣的醫療保險讓他們接受同樣優質的治療，就算可以，估計天價費用也不是藍領工人可以支付的起的——從這個角度，也許姑姑是對的。

新世紀初，去美國的還算是少數，家中很多人都以有一個去美國闖蕩的親戚為榮，當然也有一些人提出質疑——“美國難道遍地是黃金嗎？”對于當時還沒上小學的我來說，我屬于前者。姑姑通過假結婚獲得美國身份后，第一次回國時給我帶了大桶的加糖速溶咖啡和奶精，后來還給我帶過隨聲聽。

“移民局的人很聰明，看你連那男人的生日都記不住，就知道你是假結婚了。我一共申請了三次，第三次才成功拿到綠卡，”姑姑對假結婚的經歷毫不避諱，甚至有一絲驕傲，“申請綠卡還要考試呢。”

堂哥是在姑姑去美國后七八年后再去的美國，那時姑姑已經獲得了美國的身份。我父親帶安迪一次次去廣州簽證，終于在多次嘗試后帶回了好消息。

我不記得和堂哥正式告別過，只記得有一天他就消失了。我也不記得姑姑和未成年的堂哥分隔兩國的七八年間發生了什么——那時我已經上了小學，開始更規律的生活，在奶奶家的時間少了很多。我只記得，有一次在奶奶家，姑姑打來跨國電話，奶奶和姑姑聊了一會后，喊躲在房間里的堂哥來接電話，喊了幾聲，堂哥都不應，最后也沒有接姑姑的電話。當時的我也經常面臨著母親去其他省市出差、學習的處境，有時幾天，有時一個月。我經常哭著給母親打電話問她什么時候回來，所以我很不能理解堂哥——你媽媽從美國給你打電話哎，跨國電話很貴的，難道你不想她嗎？

幾年以后，我偶然間在堂哥臥室里看到打開的日記本——是堂哥的日記——最后一行寫是“她是我天使般的母親”。偷看別人日記不好，所以我像觸電般地彈出了臥室，但是這句話卻深深印在我腦海里。天使般的母親啊，你們分別那么久，通訊不便的年代，這么多年你們怎么度過的？

3

堂哥安迪十八歲來美國以后先隨姑姑在紐約住了一段時間，后來二人搬去了賓州。我對堂哥這些年做了什么并不清楚，只知道他一直和姑姑生活，先去社區大學上了兩年學，想過開面館、做電商，曾經也跟著姑姑某一任泰國男友去泰國做過生意——這個泰國男友我在家鄉見過，姑姑很喜歡他，帶他回中國見了爺爺奶奶，但泰國男友后來涉嫌販毒被美國通緝，所以再也無法進入美國境內。最近這些年，哥哥和姑姑在大西洋城賭場里工作。

賭場離我的生活太遙遠了，我甚至不知道從何想象起。我和妹妹都是十八歲來美國讀本科，讀書、交友，過著單純的大學生活，有著父母的經濟支持，每年假期按時回家，或者和同學結伴旅游。我們都按部就班地畢業、找工作、讀研究生，在城市里構建自己的支持網絡。因為生活環境太不一樣了，我和堂哥很少聯系。

幾年前，妹妹曾去姑姑家過春假，期間感嘆姑姑他們的生活方式和自己的太不一樣，叫苦不迭，“姐，小姑他們只去唐人街和沃爾瑪買東西。”在美國，因為定價低，東西的質量很普通，沃爾瑪的消費群體很大一部分是低收入家庭。唐人街雖然可以購買到很多中國特色零食，但因為購物環境嘈雜，也不會是我們日常出入的場所。

“唉，我們太幸福啦。他們哪里的生活哪里有你好。”我提醒妹妹。

我偶爾會從堂哥的朋友圈上窺見他生活的一角，他會發他和姑姑在費城郊區買的房子，是那種帶院子的獨棟大平層，裝修簡單，但很敞亮。朋友圈照片里的他，倚靠在門廊里的躺椅上，很愜意，看起來對生活很滿意。“他很喜歡賓州，大農村，人少，物價低，房子大，很自由。”姑姑告訴我。

我和堂哥上一次見面少說也是五六年前了。那時是疫情前，我回國休假，與父親去探望奶奶，剛好碰上姑姑和堂哥也回國探親，大家齊聚在奶奶家。那時爺爺已經過世，四合院老房子早已被推平，奶奶住進同一片區域里的公寓樓里。那天，姑姑心情很好，留著酒紅色綿羊卷短發，哼著上個時代的流行歌曲。堂哥懶懶散散地躺坐在沙發里，伸長著胳膊和腿腳，像一個舒展的大字。堂哥長得很好看，個子很高，身材很勻稱，皮膚很白，戴著深色邊框的眼鏡，斯斯文文的，笑起來時很放肆，露出潔白的牙齒，兩個眼睛也在發光，很陽光、很溫暖。

我在沙發上坐下，面前的茶幾散布著果盤、零食、煙灰缸、茶葉罐頭和用來擦桌面的毛巾——和以前四合院的陳設一樣。因為很久不見了，我感覺有一些拘束，不知道要和堂哥聊些什么，也怕他提問“來美國這么久一直在加州，也不來賓州玩玩”這一類很難回答的問題。我不想告訴他，我有我自己的圈子和生活，況且，如果我和你們走的很近，我怕母親不開心——上一代人的矛盾總是令人疑惑，我只知道姑姑和母親互相不喜歡，姑姑曾對母親惡語相向。還好，堂哥沒有問我不會回答的問題，我漸漸放松下來。

你們賓州是不是很多人是特朗普支持者啊。我小心地問，我知道賓州在2016年大選中投給了特朗普。

我們那都是支持他的人啊，很多家庭草坪上掛了支持特朗普的口號。堂哥很輕松地說。

你安迪哥哥去投票了，我沒投，不關我事。小姑插話。

特朗普蠻好的，對美國經濟好。但我現在不炒股了，我準備等美國經濟危機到了，抄底進去。堂哥拉伸了胳膊，自信滿滿。

我還是喜歡奧巴馬，你看他多帥。小姑表示。

當時，我正在反川大本營之一的一個左翼校園里讀書，身邊有投票權的朋友都是支持伯尼桑德斯。我接觸的美國人局限于校園中，很少在真實生活中見到trump supporter，更沒有想到會有人這么直接地把給特朗普投票說得如此理所應當。我感覺我有責任回擊——我怎么能讓trump supporter在房間里站輿論高地呢——你們說特朗普好、特朗普會給你帶來經濟收益，那你考慮過他的種族主義言論嗎，他的厭女言論呢，他仇視外國人、仇視少數族裔，這一切最后都會影響到我們身上的呀。

但很快我便放棄了，我覺得我這一套宏觀的、“白左”的精英話語在奶奶家的客廳里顯得不合時宜。所以我最后什么也沒說，只是皺著眉頭、努力笑著說，我不喜歡他，我們同學都很討厭他。

4

出租車到醫院門口的時候，小姑已經在大廳門口等候。她的卷發被扎在腦后，棕紅色的頭發好像有點掉色，銀絲若隱若現。她披著黑色的夾克，給我和妹妹一個擁抱，用家鄉話說：“快，安迪哥哥剛好醒了。”

我們跟著姑姑快步走進賓大醫院的大廳辦理探視手續。大廳很寬敞，像是高級賓館——冷氣開得很足，有淺色木質長椅、漂亮的綠植，左右兩側有扶梯和電梯，穹頂很高，粉色朝陽通過玻璃照進室內。

"My nieces...my nieces are visiting." 姑姑沖著服務臺的人喊。“我昨天一天沒有下樓，所以我不需要登記。“姑姑給我們解釋道。

因為天才剛剛亮，服務臺還只有值班人員在，她看了看我姑姑，面無表情地說，"which floor?"

姑姑急迫地說，"14 floor, ICU, 1422."

"Do you have a surgery scheduled today?” 值班人員詢問我們今天有無手術，我們說沒有——我心想，好是麻煩，趕快讓我們上去吧，哥哥現在命懸一線，姑姑應該也不想離開太久。

值班人員問我們要了證件，問了我們和哥哥的關系，又撥通了十四樓的電話，小聲確認信息。

我們最終獲得了珍貴的探視名牌，帶著行李跟著姑姑踏進電梯，按了十四樓按鈕。

這是我第一次進醫院的重癥病房。出了電梯，燈光驟暗，好像整層樓都在沉睡。我和妹妹在走道里并排走著，走道右側是醫院的宣傳欄和嵌入式儲物箱，左側是病房和護士站。我忍不住地握住了妹妹的手，她也緊緊回握。我的余光撇進病房里——有的病房是空的，只有孤零零的床和沙發，有的病房門緊閉，但里面傳來電視淺淺的低吟。每隔幾間病房便會有一個護士站——護士站其實就是一個小小的工作臺，工作臺頂上有六個顯示著附近病房里病人數據的顯示屏。我們走到1422的時候，工作臺前坐著的兩個護士正歡快地聊天，她們激動地朝我們招手，好像認識我們很久，也好像是歡迎我們加入一個短暫但有意義的儀式。

毫無防備的，我看到了堂哥。

他完全像是換了一個人：皮膚蠟黃，骨瘦如柴，原本豐滿好看的臉頰現在可以看到骨頭，他頭發稀疏，嘴巴張的很大，里面插著兩根粗粗的管子，管子里有液體在流動，身邊擺著三四個巨大的醫療器械。他半躺在病床上，看起來像是在昏睡，眼皮微微張開，黑色的眼珠往上翻、只占據眼睛的小部分，大部分都是眼白。我瞬間鼻子酸到頭頂，眼淚止不住流下來，小聲呼喚——安迪哥哥，安迪哥哥！沒有回應。

我恐懼地左顧右盼，不知道這是不是正常的，想尋求幫助。隨后，我的視線落在病床邊兩個高高掛著的屏幕，上面有哥哥的心跳、血壓、體溫——他的心跳在一百出頭，我心稍稍安定。他雖然露出眼白，但是還活著。

5

太陽慢慢升起，病房的玻璃窗朝著東南面，窗外正前方是賓大的橄欖球場，草地很平整，空無一人，視線遠處是費城的市中心，高樓林立，陽光反射在遠處建筑物上，天空是介于乳白和淡藍色中間的顏色。

“景色這么好，但我真的無心欣賞。”姑姑看我在看窗外的景色， 嘆息說。

我說不出什么安慰的話，只能拉姑姑坐在沙發上，給她倒了一杯水。堂哥的病房大概有二十多平米，沙發在病房的里側，沙發上疊著被褥和靠枕。姑姑的包倒在靠墻的柜子上，鼓鼓囊囊的，里面似乎放了幾件換洗衣服和洗漱包。

“我這兩天都沒有下樓，想多陪陪安迪，就用家里帶來的生米放在保溫杯里悶熟了吃。”姑姑說。我心中一陣心酸，打算過一會去醫院餐廳給姑姑帶一些正常的食物。

“到底是為什么得肺癌啊？我以為從去年到今年，他已經在慢慢恢復了。” 我向姑姑說出了心中的疑惑。我去年就知道哥哥得了肺癌，經歷了化療，當時我父母還給堂哥寄了幾萬美金希望可以幫助他治療。姑姑去年下半年一直到今年春季都在國內，我們年初還在國內見過面，也沒有聽她提起堂哥病情惡化——我便默認他的病情已經被控制住了。

“這哪里知道，就是命啊。肯定跟他打了那三針新冠疫苗有關系，本來就有乙肝，加上那三針疫苗就有了反應，”姑姑很篤定的說，“他交往的那個女朋友，廣東人，鄉下的，懶得要命，好像小學也沒有畢業，家里很臟，都是貓毛和油污，空氣不好。安迪跟她住在一起肯定加重病情，我讓他搬出來他不肯，最后我放了狠話，他才搬出來......”

我不知道該說什么，雖然覺得她說的荒謬，但也不想反駁，只好順著她的話問，“他女朋友知道他住院嗎？”

“她前天來了一趟。安迪從她家搬出來時我們鬧翻了臉，現在算是結束了吧。”聽起來姑姑對安迪哥哥的女朋友意見很大。

“安迪哥哥的爸爸知道他現在這個情況嗎？”我小心詢問。我知道姑姑和他的前夫很久不聯系了，但兒子重病，父親總是有知情權吧，我心想。

“沒有聯系方式了。”姑姑擺擺手，看起來也不想再提這個話題。

我突然覺得自己想出去喘口氣，醫院里的冷氣太足，讓我手腳冰涼。

我還有很多疑問沒有說出口：姑姑來美國二十五年，堂哥成年后的時間也基本都在賓州，發生這樣的事，為什么身邊沒有人來看看哥哥，幫幫忙，關心一下呢？堂哥有沒有想見的人、想說的話？他們在工作上的同事、朋友呢？這么多年來總是會有一些社交圈子吧？如果我和妹妹沒有趕來，難道姑姑要一個人面對這些嗎？

說話間，到了ICU醫生和癌癥醫生來檢查的時間，姑姑激動地從沙發上站起來，混亂地向醫生們介紹我是她的侄女，“My niece! Niece!” 我收起我的緊張和害怕，提醒自己來的目的之一，代替英文并不熟練的姑姑與醫生溝通——我和醫生一一握手，介紹自己，表達感謝，詢問情況。

“感謝你們照顧我堂哥和我姑姑。我今早剛從加州來，我一直不知道他整個治療過程，現在這個情況我也很震驚......”

癌癥醫生是個華裔，她告訴我，哥哥是基因突變（mutation）得的肺癌，去年檢查出來時就是晚期，他先后進行了化療、放療，因為癌癥已經擴散到身體其他的部位，最近還動了手術。哥哥的治療團隊從去年開始使用了針對這種基因突變的靶向藥——靶向藥對于其他病人是有用處的，至少延緩兩年時間，但對于哥哥卻沒有特別的用處。現在他的血凝塊很多，器官都在衰竭，全靠各種生命支持設備在支撐。

“Mutation?" 我小聲重復著這個詞。這不就是中國人說的“命”嗎。

“還有多久？”我含糊不清地問ICU醫生，不想說的太直白怕姑姑聽了難過。

ICU醫生很年輕， 面色凝重，小聲但肯定地告訴我，“In 48 hours; and specifically between 12 to 24 hours.” 醫生再三表示，他們已經做了能做的了，現在器官都在衰竭，做更多的也不會有其他改善了。

堂哥還有12小時了，太不真實了。我又感受到一陣冰冷，雙手攥緊拳頭。

“Okay, thank you so much for all your help.” 我對醫生說。

6

“幸虧你來，我英語不好，跟醫生聊又聊不明白。”醫生走后，姑姑對我說。

“你多跟姐姐學，做事麻利，自身本事硬了，才能膽子大，跟誰都可以聊，”姑姑又轉頭對妹妹說，“想當初，我剛來美國的時候，在唐人街做美甲，所有美甲工中做的最快最好，所以我敢跟老板和客戶提要求......“ 姑姑很喜歡說她當初只身一人赴美、在紐約唐人街打拼的事情，她覺得新一代的移民因為家里條件好、父母扶持，不愿意吃苦，不像她當年，凡事靠自己。

醫生離開后，房間里安靜下來。姑姑握著堂哥的手，俯下身，在他耳邊用家鄉話說，“安迪，安迪，你聽到媽媽說話嗎，你看看誰來了，你不是說想見你的兩個妹妹嗎？” 我不忍心盯著堂哥看，看到他的眼白和蠟黃皮膚，又害怕又心疼。突然，堂哥左側的機器發出短促的“嘀嘀嘀——”響聲，我五臟六腑好像被瞬間壓縮了一樣，小腹一陣酸痛，小聲叫了出來，急忙看向顯示屏尋找心跳那一欄，害怕看到心跳驟降的情況。還好，只是因為堂哥咬到了插在嘴里的管子，機器發出響聲提醒護工來調整。

醫院里聽不到大聲喧嘩，但是各種醫療機器的聲音卻讓人更加揪心，有的沉悶，有的尖銳，每每聽到機器的聲音，我的心就提了起來，像受驚的貓咪，警覺地觀察周圍，等待時機立刻逃跑，等確定危險解除——比如護工面色平靜地走進病房更換輸液、又面無表情地走開——我的心才慢慢落回原地，如此反復無數次。每當聽到遠處病房里傳來的“嗶——嗶——”聲，我便心想，那個病人在發生什么，他的護工是不是也是面色如常的走進去又走出來。

我和妹妹站在床腳，看著姑姑和堂哥說話。重復的話，一遍一遍地喊著哥哥的名字。

“安迪，媽媽帶你回家好不好？”

“是誰在跟你說話呀，我是誰呀，你再喊我一聲啊，安迪......”

“你總是嫌媽媽煩，我把你像腰帶一樣系在身上，我去哪你去哪，看你還嫌不嫌媽媽煩。”

“你說，‘愛——媽媽——’”

“你看看誰來了......”

我走到姑姑身邊挽住她的手臂，摸著她的后背，想要給她一些安慰。突然，安迪揚了揚眉毛，很明顯是認出了我，姑姑激動，“他看到兩個妹妹了！”我急忙揮手讓妹妹也過來——安迪哥哥醒了，快來快來——我望向哥哥，他的眼白部分少了很多，看到了更多的黑色的眼珠，“安迪哥哥，安迪哥哥”，我們一遍一遍地叫他的名字，聲音帶著哭腔，我努力控制，希望把快樂和笑容留給哥哥，希望他感覺到身邊有親人的陪伴。

7

下午五點時，護士告訴我和妹妹，今晚我們可以在病房里過夜，不需要額外申請——聯想到上午醫生說的時間線，我知道今晚會是一個關口，我們現在就是在等待那個必然的結果，等待他在哪一刻離開——但這一刻什么時候到來，到來時是怎樣的，接下來會發生什么，我們一無所知。我又感受到一陣小腹絞痛，決定先去洗個澡。我讓高于平常的溫度的水猛猛沖擊我的身體，希望水的重力可以緩解我的緊張情緒，然后深深呼吸，默念——阿彌陀佛。

再次回到病床前時，窗外已經籠上濃濃夜色，遠處費城市中心的高樓亮起燈，青灰色的云飄在天幕上，星星點點的車輛在城市里流淌。晚上的ICU比白天安靜許多，主治醫生們都下班了，留下值班的醫生和護士在護士站里坐著聊天，走道里的光線暗了下來，讓人不禁壓低聲音說話，這一切都顯得機器的響聲更加讓人心驚肉跳。

護士看向顯示器上堂哥的生命體征，我順著她的視線，望向那些數字——他的心跳還是維持在100左右，但堂哥的血壓非常低，上血壓從今天下午的79慢慢降到現在的63，下血壓只有24，我知道這極度危險。我和妹妹緊緊盯著顯示器上的數字，不敢漏過任何一秒，等待那一刻的來臨。堂哥臉上毫無血色，眼白占據了整個眼睛，“他的手都是冰的”，小姑說。

突然，顯示器上的數字突然有了極大的變化，“啊——wait, nurse!” 我忍不住叫出聲來——堂哥的心跳一瞬間從100降到55，上血壓從60降到40。我急切地跑出門喊門口的護士進來，姑姑聲音顫抖，更加用力的喊哥哥的名字。十幾秒后，值班醫生來了。

“Now he’s actively passing.” 值班醫生說。

我覺得她好像在距離我很遠的地方說話，聽不真切，于是又問了一遍，什么，你說什么？

“He’s actively passing.” 值班醫生重復。

那一瞬間，我腦子里居然有一個奇妙的感覺，active和passing這兩個對立的詞居然此時可以這么和諧地存在于一個句子里。他正在路過人生這一趟旅程。

醫生小聲地說，還有什么最后的話想對安迪說，現在是時候了。

我給姑姑翻譯醫生說的話，姑姑，再對安迪哥哥說點什么吧。

姑姑顫抖地、嗚咽著，頓住了——我緊張到了極點，快說啊姑姑，再不說就來不及了——“安迪，不要忘了媽媽，媽媽帶你回家......”

醫生問，要不要把生命支持儀器撤掉，讓他平靜地走。

姑姑說不出話來，五官皺在一起，顫抖著點頭同意了。

我和妹妹緊緊握著對方的手，看著醫生撤除設備，然后緊接著，顯示器上的心跳消失了，波浪線變成一條直線。

醫生拿出聽診器去聽了堂哥的心跳，對我們表示抱歉，然后宣布了死亡。

8

“安迪，安迪，你答應媽媽啊。”

“安迪，你跟媽媽回家，不要走錯路啊。”

“安迪，你不聽話，讓白發人送黑發人......”

和電視作品里不同，姑姑沒有撲在哥哥身上哭泣，沒有大喊哥哥不要離開。她的啜泣像低吟，她的聲音在顫抖，但她對安迪哥哥說的每一句話都很完整。

我的眼淚止不住的流，心感覺重得像灌了鉛一樣，我突然無比想念我的父母，我一定要好好保護自己，我不能讓我的母親有這樣的遭遇。

護士熟練地幫哥哥拿走嘴里的管子和藏在身體里的針管，把圍在他周圍的器械和吊瓶都推到房間角落。值班醫生告訴我們，家屬可以再在病房里留兩個小時的時間，兩小時后，醫院的人會把哥哥帶去太平間，等待funeral home（殯儀館）的人來取。我很誠懇地向她表示感謝，然后向她詢問了如何聯系殯儀館、開具死亡證明、如何處理尸體的步驟。我和妹妹從未辦過葬禮，更別提現在是在美國的陌生城市。我快速在在谷歌地圖上搜索了附近的殯儀館——恰好看到一家華人殯儀館，離這里非常近，評分也很高，我暗想，他們應該可以做有中國特色民俗的葬禮吧，姑姑很相信燒紙錢、誦經等風俗，找華人辦比找老外強。

病床前，姑姑已經把哥哥的床放平——先前病床上半部分呈四十五度角，哥哥是半躺在病床上。姑姑伸手去幫哥哥合上眼睛，她的動作很慢，等她的手移開時，哥哥的眼白消失了，眼睫毛垂下來。姑姑又嘗試把哥哥的嘴合上——因為哥哥嘴里一直插管，他保持嘴張大的姿勢很久，當醫生把管子拿掉的時候，他的嘴部肌肉并沒有自然回收，仍然張得大大的，有點像“尖叫雞”的口型——姑姑用一只手托住哥哥的下巴并嘗試把它往上提，但下巴好像是失去了彈簧或者其他零件的開關，只要姑姑一松手，它又回落到插管時的位置。我心中焦急，提議要不要拿枕頭給哥哥枕上，頭抬高，有一個角度也許也會更容易合上。姑姑隨即用兩個枕頭把哥哥的頭墊高，又把另一個枕頭放在哥哥的下巴下方，同時用手托住下巴，借助外力讓他的嘴合上——大概幾分鐘后，姑姑把手從哥哥的下巴上離開，哥哥的嘴雖然沒有完全并攏，但上下嘴唇的間隙少了很多。做完這一切，姑姑吐了一口氣，后退一步望著哥哥，“誒？你們看，安迪的臉色比剛才還好了一些。現在反而沒那么黃了。” 我和妹妹連忙附和：是的！哥哥走得不痛苦，他現在很平靜。

“現在怎么辦？誰給他化妝、換衣服，他才三十五歲，儀式是不是要有不同？死亡證明怎么辦？要不要去找和尚念經？”小姑像突然驚醒，激動地問。

我急忙安撫姑姑，“費城唐人街有一家華人殯儀館，我們明天就去找他們，他們應該有這些服務，別擔心。殯儀館會幫我們開死亡證明，別擔心。”

姑姑擔心哥哥身體變硬之后就沒辦法換衣服，決定現在給他換上他住進ICU那天的服裝，“正好這雙鞋是他最喜歡的，還有他喜歡的鴨舌帽......“

就在這時，微信電話響了，是父親打來的。我的眼淚又溢了出來，“安迪哥哥......剛走了......”我如實相告，但無法再說更多。

“你小姑呢？”我爸問，面色沉重。

我本不想讓姑姑接電話，覺得她現在心緒難平，怕她見到兄長會更加難過。

但姑姑聽到父親的聲音，抹了一下眼睛，向我伸手接過手機，盡量平靜地對父親說，“我沒事，沒事，幸好兩個丫頭在身邊。”

兩個小時快過去了，姑姑想要在零點十二分離開病房，因為數字更好聽。我們默默幫姑姑收拾了衣物，把沙發上的被褥擺放整齊，把用過的小桌板折疊起來倚靠在墻邊。東西都收拾完畢了，一切好像安靜下來，沒有機器的滴答聲，沒有護士走動的聲音。姑姑靜靜看著安迪，他很平靜，胸口沒有微弱的起伏，口中沒有粗粗的管子。在她的整理下，哥哥穿著淺色套頭衫、牛仔褲，戴著深色鴨舌帽，鼻梁上的眼鏡擺得端端正正，手上還戴著一串佛珠。他的表情好像睡著了一樣，很安詳。姑姑看了看我們整理好的沙發，視線移動到窗臺上——那里是今早隔壁醫生送的金色花束——“把花放在安迪哥哥手里吧。”姑姑說。妹妹把插著鮮花的小花瓶捧來，把瓶子里的水倒完，放到了哥哥的懷里。姑姑輕輕擺弄那花束的方向，讓花瓣朝著哥哥。她又撫了撫哥哥的套頭衫，再次提醒，“安迪，不要走錯路啊。“

“我們走吧。”十二點十二分，姑姑輕聲對我們說。

我和妹妹拿上行李，最后一次在病床前駐足，“安迪哥哥，一路走好。” 我心中默念。

姑姑穿上她的黑色夾克，再回頭看堂哥一眼，然后走出病房，沒有再回頭，把堂哥留給了空空的病房和窗外星光點點的黑夜。

9

費城唯一的華人殯儀館坐落在唐人街的一處角落，老板的名字叫Jason, 是個光頭，越南裔和廣東籍華裔的混血，我第一次見他時，他抱著一只殺馬特風格的白色小狗，坐在殯儀館二樓擁擠的辦公室里，白熾燈照著他的光頭顯得格外發光。他的辦公室地上堆著各式各樣墓碑樣品，留給人走路的空間很有限，架子上擺放著供客人選擇的骨灰盒樣式，墻上掛著黃歷、各種宗教的葬禮習俗的介紹，隔壁房間有不同材質的棺材選擇。

“得知我開殯儀館的時候，我爸媽跟我斷絕了關系，十年沒聯系，”在去火葬場的路上，Jason對我說，“唐人街的其他店家都來我門口抗議，覺得我帶來了壞的風水——但是我覺得華人群體需要一個殯儀館。”

“你爸爸現在同意了嗎？”我好奇。

“同意了啊，你看后面那個幫忙的老頭就是他，”Jason指了指后面那輛車，“但大家庭的聚會和活動我還是不被允許參加，家里人覺得晦氣。”

“我覺得你很重要，如果沒有你，我都不知道我們這次該怎么辦。”我很誠懇地說。

在過去的幾天里，Jason幫哥哥辦理了死亡證明，把哥哥從醫院接到了殯儀館、化妝、更換衣服。姑姑曾猶豫，要不要把哥哥葬在費城。

“你以后打算回國定居嗎？”我問姑姑。

“當然啊，留在這里干什么。”

“那把他帶回去啊，難不成你每年回費城來看他？”Jason插嘴道。

“唉，你們不知道，帶骨灰回國很麻煩，外籍買墓地也有很多手續。”姑姑皺眉頭，搖搖頭。

我有些不耐煩，覺得姑姑總是注重一些在我看來都是可以解決的小細節，“小姑，我覺得你應該跟著你的心走，你想讓安迪哥哥在哪里？辦入關手續、買墓地，這些事情一件一件來，都是可以解決的，重要的是你想要什么。”

姑姑猛地看向我，眼眶泛紅，“你說的太對了，我要帶他回家。”

這天早上十點，我和姑姑、妹妹再一次來到殯儀館，參加哥哥的告別儀式。姑姑按照Jason的要求，帶來了自己做的肉圓和牛肉——都是以前安迪哥哥喜歡吃的——作為儀式的一部分。工作人員身穿正裝——都是男性，據說只有男性才可以抬棺——他們已經把殯儀館一樓房間布置成了靈堂。我邁進房間的時候，放慢腳步，屏住了呼吸，我知道安迪哥哥就在里面。我的視線從房間的尾部開始移動，房間很亮，燈光是很溫暖的顏色，里面整齊擺放著至少五十把椅子，像是要進行嚴肅的學術講座。房間前側擺放著一張巨大的深色木桌，上面有一個音箱，正在緩緩誦經，桌面上還擺放著各種冥幣，鮮花，蔬果，酒水，還有被燭光包圍的哥哥的肖像以及祭奠他的牌位，上面寫著他的名字和年齡。

“我給他牌位上的年齡改成了39歲。”我想起昨晚Jason對我們說的，姑姑最痛心的事之一是哥哥只有35歲——聽說Jason刻意把他的年紀寫成39歲，姑姑摸著胸口感慨說，好好好，太好了。

我的視線終于停留在房間的最前方：哥哥正躺在深色的棺木里，穿著西服，打著領帶，帶著白色手套，頭發還抹了發膠、梳得整整齊齊。我仔細端詳哥哥，感覺Jason未免化妝手藝太好，有點不像哥哥了——他何時這么精致？我記憶中的哥哥衣著整潔但松弛，從未如此一絲不茍。

姑姑看到哥哥后，開始無聲地流淚，她沒有上前，而是在椅子上坐了下來。殯儀館的工作人員向門口張望，好像想知道還有沒有其他人來參加告別儀式，我急忙搶先跟他說，今天我們三個送安迪——我怕他直接詢問，還有沒有其他親朋好友來參加，怕姑姑會覺得偌大房間空空蕩蕩、哥哥走得冷清。畢竟對于傳統中國家庭，紅白事通常都是熱熱鬧鬧的，如果可以，誰不想在在最后一程被愛的人包圍呢。

儀式開始，我們向哥哥鞠躬、敬酒、給哥哥“喂飯”。我們繞著棺木走了很多圈，每走一圈鞠一次躬，向他祝福“一路好走”。我們給哥哥燒了很多紙錢，包括手折的元寶，美元、歐元、人民幣的冥幣，四季衣，電子產品的紙質模型等等。燒紙的地方在房間的尾部，是一個巨大的壁爐——我把手里捧著的冥幣往壁爐內拋去，熊熊火焰卷起紙錢，瞬間化成灰燼。我的臉很燙，是壁爐的溫度，我不禁想到，很多人的最后一程，包括哥哥，都是在火焰中消失，歸于塵土。

火葬場是在遠離費城市中心的一個綠樹成蔭的墓園里，是一個很簡陋的小屋子，有點像以前農村的鍋爐房。在Jason的要求下，我們三人都背轉身，不看工作人員把哥哥放進火葬箱的過程。我背對著那間小房子，仔細聽身后的聲音、等待，只聽見“砰——”的一聲，我知道哥哥已經進了火葬箱。Jason的聲音從后面升起——因為小房子里風箱在運作，噪音很大——Jason不得不提高聲音，好像在吼叫。他讓我們最后對哥哥鞠躬，然后從后面離開屋子，不要回頭——我們照做，挽著姑姑，向哥哥鞠躬，默念“一路走好”，然后快速地從房子的后門離開。其他工作人員看我們出來，急忙指了指地上的火盆，讓我們跨過去，又讓我們用放了柚子葉的水洗臉，意思是不讓安迪哥哥跟著我們。

這一切大概在六七分鐘內發生。我們好像是在一個快節奏的項目中的一環，現在項目終于完結了。

“結束了，”姑姑用家鄉話說，“送走他了。”

“是的，很順利。”我緊緊抱住姑姑說。

“是的，很順利。”姑姑重復道。

回費城的路上有些堵車，我和Jason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天，聊他入殯葬行業的故事，但眼睛余光始終看著后座的姑姑。窗外驕陽似火，姑姑半個身體坐在陰影里，半個身體坐在陽光下，她還是穿著那件黑色夾克，頭發扎起，嘴巴微微張開，望著車窗外。陽光落在她的眼鏡上反射著白光，讓我看不清她的表情。

姑姑會后悔來美國嗎？我心想。也許不會吧，如果說人生重在體驗，那姑姑的人生很精彩。況且，她是個很要強的人，一定不會承認自己后悔。

哥哥如果沒有來美國，會有“更好”的人生嗎？什么是“更好”呢？是在母語環境中，順著中國經濟騰飛的大時代，過上小康的生活，而不是在異國他鄉打工嗎？但是他很喜歡他的賓州生活呀，很簡單，很自由。

不考慮當初留在中國的可能性，美國是一個容錯率相對高的社會，他們有可能在美國過得和現在不一樣嗎？哥哥有可能完成他的大學學業嗎？姑姑有可能接觸到更多元的美國社會、從而不至于提起廣東人便話里話外的帶有偏見嗎？姑姑常說，我和妹妹這一代移民，有經濟基礎，有語言優勢，就是會比老一代移民過得好——我不否認，與他們相比，我和妹妹實在是太幸福了。可是，我也有華裔同學的父母移民美國，家境貧寒，語言不通，在唐人街打工、開餐廳、學英語，最后為家庭織出一張安全網，子女在大網之下成長成人，把生活過得有聲有色。這樣的故事是個例嗎？

10

兩個月后，姑姑帶著哥哥的骨灰登上了回國的飛機。和以往的回國探親不同，這一次她應該是永久地回去了，也為她的旅美25年畫上了句號。

“昨天從小區交了鑰匙出門，心里說不出的難受。”姑姑給我發消息說。

“放心吧，我不會成為祥林嫂的。”她又說。

我相信姑姑，她會好好地走下去的。

寫作感想：

我在寫作時，時常想起和姑姑年紀相仿的其他長輩們，他們大多數都留在家鄉，做著普通的工作。雖然姑姑是那個“走出去”的人，但她的很多觀念似乎還留在過去，相反是“留下來”的人好像更加進步、物質和精神生活也在過去二十年間越來越好。我不想得出“如果當初姑姑沒有出國，一定會過得更好”這樣的結論——出走的理由千千萬，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我這樣的結論未免過于籠統且居高臨下，我對“留下來”的人的觀察也有可能只是幸存者偏差。但我仍然好奇“如果”這個問題的答案，如今姑姑在國內開始了下一個二十五年，我希望她一切順利，希望哥哥的在天之靈護佑她。

編輯導師｜珍妮

寫作者，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注冊針灸師

目前在西門菲沙大學學習小說和跨體裁（hybrid-form）創意寫作。她喜歡在寫作中讓人物經歷種種緣分巧合，發現內在的覺悟和成長。作品見于三明治，emerge25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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