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西北工作41年，曾是大軍區正職、開國中將，卻只享正軍級待遇

1988年，中央不僅實行了新軍銜制度，還為軍隊貢獻突出的離休干部頒授了紅星功勛榮譽章。

該勛章共分為兩級，一級的標準是“1937年7月6日以前入伍或參加革命工作，并在1965年5月21日以前曾被授予少將以上軍銜，或曾任省、部級以上領導職務的軍隊離休干部”。

如果按照這些條件，開國中將、曾擔任過大軍區正職的干部完全可以獲得一級勛章。然而，曾主政甘肅多年的卻僅獲二級。

不僅榮譽方面奇怪，冼恒漢的待遇問題也很奇怪。他曾經每月只有200元生活費，一度要靠借錢度日，到1984年才定為享受正軍級待遇。

要知道早在近30年前，他就已是實權的大軍區正職，幾十年過去，地位反而越來越低。他身上到底發生了哪些事？以至于有這么多不尋常之處？

冼恒漢1911年出生于廣西奉議，早年就讀于縣立師范，在那個年代是難得的知識分子。后來農民運動風起云涌時，他積極選擇投身其中，并參加了1929年我黨領導的百色起義。

一開始他在紅7軍中戰斗，后來隨部轉移，進入中央蘇區。經過黨務部門的培訓后，冼恒漢被安排到湘贛蘇區工作，逐漸成長為紅六軍團下的出色政工干部。

由于敵人的瘋狂“圍剿”，紅軍處境日益艱難，為配合中央主力、吸引敵人注意，紅六軍團先行轉移與紅二軍團會師。于是，冼恒漢就作為紅二方面軍中的一員，參與了接下來的長征。

雖然冼恒漢是南方人，但他對西北的感情更加深厚，1936年隨部抵達陜北后，他就一直在大西北工作。抗日戰爭時期，他跟隨賀老總不斷轉戰，曾擔任八路軍120師385旅旅長；

解放戰爭時期，他是西北野戰軍出色的政工干部，“訴苦三查”運動中非常亮眼，成功提高我軍的戰斗力和凝聚力，得到彭老總的表揚。

新中國成立后，冼恒漢繼續留在大西北，擔任過西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主任。1955年獲得兩大榮譽——被授予中將軍銜、成為改制后的蘭州軍區政委。

在建國初期，大軍區正職基本由上將出任，冼恒漢能成為其中的“少數”，一方面是有“山頭”因素，另一方面也在于他能力確實出眾。

本來他一直在為西北的和平建設做貢獻，也的確有很大成效，然而，大運動到來后一切都改變了。

1967年，由于局勢愈發不穩定，中央決定派出部隊去維護地方秩序。冼恒漢時任蘭州軍區政委，被點名負責甘肅、陜西、寧夏、青海四省的“支左”活動。

對此，冼恒漢毫無經驗，只能是按上面的指示來做。在這段時間里，他感覺到巨大的壓力，如何改善農業、發展工業、促進建設等等，讓他感覺還是軍隊的事務更簡單。

晚年冼恒漢曾對人說過：有些事情，上面指明要處理，那有什么辦法？只好按照當時的歷史背景去處理，有不合適之處，也是按照指示去處理的。

這倒也不是推卸責任，畢竟任何事情都無法脫離現實，上級下達命令，他不做，那第一個就會被拿下。所以，身居高位也是為難啊。

毛主席對他的情況也是了解的，1973年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時，特別跟即將接任蘭州軍區司令員的韓先楚說：冼恒漢同志是個老實人，你到任后可不能欺負人啊。

但是，蘭州軍區很快還是產生了矛盾。在冼恒漢所著的回憶錄中，對前兩任司令員張達志、皮定均都贊譽有加，對韓先楚卻頗有微詞。

這主要在于，韓先楚抵達蘭州軍區不久，便開始大提意見，導致兩人在工作中摩擦巨多。

在韓先楚看來，無論是戰備訓練、邊防建設、戰術水平，還是開會方式、軍區綠化、匯報程序等等都有問題，需進行全面整改。

冼恒漢已經主持蘭州軍區近20年，韓先楚這種全盤否定的方式，幾乎就是在指責冼恒漢工作能力太差，這讓人心情怎么好得起來。

所以，接下來的一段時間里，韓先楚和冼恒漢彼此不配合，整個軍區內部極為壓抑。冼恒漢感覺實在難受，就直接給中央寫信，希望將韓先楚調走。

1975年12月，軍委派干部下來了解情況并試圖調解，可惜沒取得效果。組織想著讓他們多接觸接觸，說不定能磨合好，可冼恒漢很快又寫信，表示如果韓先楚不走，就自己走。

鬧到這一步，那就必須得處理好了，主持軍委的葉帥邀冼恒漢，苦勸目前國際形勢緊張，兩個人都還是不走為好。

領導都出面說了，冼恒漢也不能不識趣，后來他就跟韓先楚磕磕碰碰過了數年。直到1977年6月，一道命令改變了一切。

本來冼恒漢位高權重，兼任著中央委員、軍委委員、蘭州軍區政委、省革委會主任、甘肅省第一書記等多項要職，但進京開了次會后就全部被免去。

那次會議，主要圍繞著蘭州鐵路局的問題對冼恒漢進行批評。前面說過，冼恒漢當初執行上級命令，做過一些比較“左”的事，只要想挖，很容易就能挖出來。鐵路局事件鬧得比較嚴重，所以就被當成典型處理。

往后的幾年里，冼恒漢一直在北京等待新的工作安排，沒想到一等就是5年。

1982年，組織終于通知他回甘肅解決歷史問題，本以為能給自己開口的機會、好好商量著來。然而他去了后才發現，上面已經定了性，最終結果與他的想法落差太大，讓他無法接受。

冼恒漢悲憤交加，突發心肌梗塞，還好搶救及時，保住了命。此后的一年里，他都在醫院養病，還接到文件，讓他退出現役，按師級待遇安置，每月發200元生活費。

這個結果讓他很想不明白，他說：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有很多身不由己。不做，當時犯錯誤；做了，過后犯錯誤。軍區“四大”，自己挨整，是受害者；“四大”過后，也審查過別人，同樣，別人也挨了整。換做誰，都難做。

看他的經歷，這并不是推脫之語。在運動之初，冼恒漢曾被扣彭、賀“死黨”的帽子，身體嚴重受到摧殘，但他始終沒有對兩位老首長進行污蔑。

至于后來針對過別的干部，他也不是下命令的人，上面要求，他能怎么辦呢？

1984年，冼恒漢從師級待遇提為軍級待遇，生活總算好過一些。1988年，組織授予他二級紅星功勛榮譽章。二級的標準是：

1937年7月6日以前入伍或參加革命工作，并在1965年5月21日以前曾被授予大校以下軍銜或未被授予軍銜的軍隊離休干部，包括這期間曾被授予少將以上軍銜或曾任省、部級以上領導職務，但1965年5月22日以后受降職、降級或撤職處分的軍隊離休干部。

冼恒漢就屬于這后面一種，有些唏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