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發奎為何力邀郭沫若執掌政治部？

1927年7月，大革命風云激蕩之際，以《女神》名震文壇的郭沫若，出人意料地接過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任命狀，成為驍勇善戰的“鐵軍”將領張發奎麾下的核心政工主官。這一跨界任命并非偶然，而是時代浪潮、個人抉擇與軍事需求交織的必然結果，其來龍去脈折射出北伐戰爭后期復雜的政治軍事格局。

追溯這一任命的源頭，需從北伐戰爭的歷史洪流說起。1926年7月，國民政府在廣州誓師北伐，旨在推翻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此時的郭沫若已完成從文學巨匠到革命戰士的轉型：1924年翻譯河上肇《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后，他逐步確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放棄醫學專業投身革命洪流。

1926年3月，郭沫若應邀赴廣州就任廣東大學文科學長，結識了大批中共早期領導人，同年7月便隨國民革命軍北伐，先后擔任總政治部宣傳科長、副主任，積累了豐富的軍隊政治工作經驗 。他以筆為刃，撰寫大量宣傳文稿鼓舞士氣，其熾熱的革命激情與卓越的文字功底，讓他在北伐軍中聲名鵲起。

與此同時，張發奎正以“鐵軍”名將的姿態在戰場上嶄露頭角。這位出身廣東韶關的客家將領，1925年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二師師長，北伐戰爭中率部攻克醴陵、瀏陽，激戰汀泗橋、賀勝橋，憑借驍勇善戰被譽為“鐵軍英雄”。

1927年1月，張發奎晉升第四軍軍長，所轄部隊因戰斗力強悍獲“鐵軍”稱號，6月更升任第二方面軍總指揮，成為北伐軍中舉足輕重的軍事將領 。值得注意的是，張發奎的部隊中聚集了大量共產黨員和進步青年，葉挺等將領更是中共骨干，這為他后來接納郭沫若埋下了伏筆。

1927年的政治劇變成為兩人交集的關鍵契機。4月12日，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國共合作瀕臨破裂。身處武漢的郭沫若怒不可遏，在朱德寓所寫下《請看今日之蔣介石》，辛辣揭露其“背叛國家，背叛民眾，背叛革命”的行徑，此文迅速傳遍全國，讓郭沫若成為公開反蔣的革命旗幟，但也使他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通緝 。7月15日，汪精衛集團實行“分共”政策，寧漢合流，大革命全面失敗，白色恐怖籠罩全國。

就在革命陷入低潮之際，南昌起義于8月1日爆發，郭沫若毅然參加，擔任起義軍宣傳委員會主席、總政治部主任，成為起義核心領導層成員。然而，起義部隊在南下途中遭遇強敵圍攻，于潮汕地區失利，部隊被迫分散轉移 。此時的郭沫若面臨艱難抉擇：是繼續跟隨起義余部轉戰海陸豐，還是另尋出路保存革命力量？恰在此時，他與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產生了命運的交集。

事實上，張發奎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早有不滿，武漢反蔣運動中他便積極響應，與汪精衛集團保持距離，且不愿參與“清共”行動。南昌起義后，張發奎得知革命委員會名單中既有自己也有郭沫若，但他明確表示不會加入，卻對郭沫若的才華與革命立場十分賞識 。當郭沫若帶著警衛員輾轉找到張發奎時，這位“鐵軍”總指揮坦誠相詢：“何去何從？”并主動提議：“可以繼續留在我這個方面軍，當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張發奎的邀請并非一時興起，而是基于多重考量：其一，他的部隊亟需加強政治工作，北伐戰爭中政工隊伍對提升士氣、凝聚軍心的作用有目共睹，而郭沫若作為北伐軍總政治部原副主任，具備豐富的政工經驗；其二，郭沫若的反蔣立場與張發奎不謀而合，接納郭沫若及其團隊，可壯大自身反蔣力量；其三，郭沫若在文化界與革命陣營中威望甚高，由他執掌政治部，能有效團結部隊中的進步力量，穩定軍心。

對于郭沫若而言，接受任命同樣是深思熟慮的選擇。南昌起義部隊受挫后，革命形勢嚴峻，單獨行動風險極大，而張發奎的第二方面軍相對安全，且部下多有共產黨員，便于開展秘密革命工作。更重要的是，擔任政治部主任可利用合法身份，繼續傳播革命思想，保留革命火種。于是，郭沫若欣然應允，以南昌起義政治部班底為核心，組建了第二方面軍政治部，歐陽繼修、梅電龍等進步骨干紛紛加入，形成了一支精干的政工隊伍 。

這一任命在當時產生了重要影響。郭沫若上任后，充分發揮自己的文學才華與組織能力，通過創辦刊物、發表演講、編寫宣傳材料等方式，大力宣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極大提升了第二方面軍的政治覺悟與戰斗力。他將文藝與革命緊密結合，讓“鐵軍”不僅能征善戰，更成為傳播革命理想的重要載體。盡管不久后廣州起義爆發，張發奎被迫轉向鎮壓革命，郭沫若也隨之脫離部隊赴日本流亡，但這段任職經歷成為兩人革命生涯中濃墨重彩的一筆。

抗戰爆發后，已從日本歸國的郭沫若與擔任第八集團軍總司令的張發奎再度攜手，郭沫若應張發奎之邀組建戰地服務隊，延續了北伐時期的政工傳統，為抗日救亡運動注入強大精神力量 。張發奎后來回憶這段往事時坦言：“郭沫若和我，本來是有些相當的友誼的。”這份友誼的起點，正是1927年那個風云變幻的夏天。

回望郭沫若出任張發奎政治部主任的全過程，不難發現這是一次時代選擇與個人擔當的完美契合。北伐戰爭的歷史洪流為文人與武將搭建了合作舞臺，郭沫若的革命熱忱與政工才華，遇上張發奎的識才之眼與反蔣立場，共同促成了這一特殊任命。這不僅是一位文學家的跨界傳奇，更折射出大革命時期中國社會復雜的階級矛盾與革命力量的艱難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