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河南羅山縣200畝耕地變硬化，村民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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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董寨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山腹里，何家沖村、轉蓬村的約200畝一般耕地，竟被外部投資帶來的一張“研學項目”報名表牽著走，走成了“非糧化”的模板。2019年12月，鐵鋪鎮政府與河南探岳文化旅游發展有限公司（下稱探岳公司）簽下框架協議：探岳公司愿意投資建設研學基地，鎮政府負責征收土地、幫助流轉。協議書里寫得明白：研學基地占地需“1000多畝”，其中林地占比高，耕地約200畝，水塘數十畝，建設用地11畝。鎮政府則要協助上報、盡量推進審批，若國家政策等不可抗力因素導致合同解除，鎮方需賠償探岳；探岳則按土地流轉協議按時交費。

公開的流程是這樣的：村委會先召集村民開會、上門做工作，村民把承包經營的土地流轉給了村委會，村委會再流轉給探岳公司。林地、耕地的界線在協議中被標注得很清楚：不能改變土地的農業用途；但實際情況卻走向了另一端。何家沖村、轉蓬村村干部和村民們都說，村里大約100多畝耕地、六七十畝耕地已分別流轉給探岳公司， veulent 先后同意。

這條路走得熱鬧而熱血。從村民到村委會，人人以為“項目落地，經濟帶動村民增收”是守門的關鍵。影片般的現場畫面在記者眼前浮現：在村口，小路被圍上厚厚的圍擋，鐵皮房、臨時建筑漸現；村里的油菜、向日葵變成了“基地用地的前景演出”，但真正的收益，卻始終沒落到村民手里。村民王希（化名）家有2畝多耕地，本該是家里口糧的重要來源。“我家種的是水稻，靠自己養活家人。結果，就被動地流轉走了。”他說自己后來不同意，但在鎮村干部的不停勸說下，最終還是簽了流轉協議。

協議條文極具爭議性：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期限定為30年，即從2020年1月1日至2050年12月31日；流轉費為每年每畝500元，且自協議簽訂之日起，每5年向上遞增10%；流轉期內，村民仍享有國家對耕地的補貼政策。然而，表面平靜的文字背后，是耕地用途的實質性改變——耕地被鋪設硬化路、豎起臨時建筑，荒草自此入侵，一切仿佛在向“非糧化”之路靠攏。

截至2025年11月6日，記者再次踏進何家沖和轉蓬村，約200畝耕地的命運已完全改變：耕地上長滿荒草，最高處已超過一米；旁邊是探岳公司修建的鐵皮房，房屋銹跡斑斑，內部臟亂不堪。轉蓬村另一側，地面被硬化，一輛3噸重的越野車在上面行駛如履平地。村里老人、村干部、普通村民的臉上都寫滿無奈和痛心：土地在山區是稀缺資源，硬化后就難以復耕，家里一年到頭的口糧要靠這點耕地撐起來。

鐵鋪鎮官方人士對外給出的說法是：研學項目黃了，探岳公司經營困難，流轉費“五年一付”現在也難以兌現。鎮政府已發函要求整改，確保不再讓耕地繼續“非糧化”，并要求在2026年3月前讓耕地達到復耕條件。探岳公司方面則表示，投資已達兩千多萬元，原本計劃在2026年把地重新用于水稻種植，但“后續能不能把地種成水稻、是否還能把地交還給村民種”，他們也在觀察、在協商。

公開數據還顯示，何家沖村的耕地面積約450畝，村里共有378戶、1343人。按信陽市農業農村局6月數據，何家沖村四分之一的耕地已“非糧化”。這并非個案，而是一個在政策宣傳與地方執行之間的“斷層”典型。國家層面要求防止耕地“非糧化”、穩定糧食生產，但在地級市、縣域內，仍有地方以發展為名，走出一條看似“經濟活力”的路，實際卻把農田變成“非糧用途”的試驗田。

村民對于合同條款的理解同樣存在偏差與爭議。協議中明確“不能改變土地的農業用途”，但落地卻是變成了“研學基地建設用地+硬化+臨時建筑”的情形。王希說：“不是要反對發展，但必須讓地還能種糧。”他回憶起曾經的播種季節，油菜花開、莊稼豐收的場景如今遠去，田埂邊的燒烤灶連成片，地面硬化讓人心疼。

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是，探索中的群眾收益承諾與現實之間的落差。一方面，村委會將土地流轉給探岳公司、層層轉包給外部投資者，原本的生產功能被淡化；另一方面，村里現在仍然享有國家對耕地的補貼，但不見實打實的收益注入到農戶手中。受訪者告訴記者：耕地流轉費已經拖到第二個五年期才發出一部分，更多的資金仍在“等待”。而公司方面則解釋為“資金壓力大、項目沒有批下來、經營困難”。

鎮政府方面的公開回應是：責令探岳公司整改，杜絕耕地“非糧化”，并給出明確時間線，希望2026年3月實現復耕。這一回應在現場被多方質疑——監管是否到位？合同是否有“監督與強制執行”的條款？如果存在隱形的權力與利益博弈，村民究竟應如何保護自身的土地權益與生計？

探岳公司方面則強調，研學項目的初衷是把何家沖、轉蓬等地的豐富自然資源轉化為教育與旅游的機會，但“手續和審批沒有嚴格落地”，導致項目難以繼續推進。他們強調“不是說要不建這個項目”，而是“手續嚴苛、不可控因素多、資金和未來收益的不確定性”。

從制度與監管角度看，這起事件暴露出幾個關鍵問題：

在現場，記者也觀察到一種“情感與現實的拉扯”——許多村民并非天然反對外來投資，而是希望在保留糧食生產功能的前提下，尋求新的生計路徑。若研學項目能夠與糧食生產形成協同，甚至成為一個“糧旅結合”的新模式，或許不是不開花，而是換一種花期。

對于媒體與公眾而言，這類事件的教育意義在于：制度設計要落地，執法與監管要有力度，公眾需要有知情權和參與權。我們需要問的不是“是否要發展旅游經濟”，而是“在保護耕地、穩定糧食安全的前提下，如何兼顧地方產業升級、村民長期生計與生態環境的可持續性？”這些問題，關乎千家萬戶的飯碗，也關乎國家糧食安全的底線。

結尾的思考給出一個開放的視角：若2026年3月前無法實現復耕，村民們將如何走出這條路？政府應怎樣在確保糧食生產的前提下，保障土地權利與公平收益？探岳公司又將如何調整策略，確保投資與社會責任并重？在這個過程中，公眾的聲音應成為推動改革的重要力量，而不僅僅是旁觀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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