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傳播的迷思與文化本體的堅守 | 社會科學報

迅猛發展的數智革新浪潮為文化傳播賦予前所未有的動能。智能媒介不斷拓展文化展演的疆域，為中華優秀文化煥發新生、走向世界注入持續動力，但是部分隱藏于智能傳播背后的技術“暗箱”，激發了關于文化價值堅守與主體認同的深層討論。在此背景下，如何在推動數智技術革新的同時堅守文化精神命脈，已成為新時代國家文化戰略中必須正視的重要議題。

原文 ：《數智革新須保障文化傳播的價值韌性》

作者 |西安交通大學新聞與新媒體學院教授 馬曉悅 西安交通大學管理學院教授 孫少龍

圖片 |網絡

新時代背景下，人工智能技術加速迭代，數智革新浪潮方興未艾，為文化傳播賦予前所未有的動能。從媒介形態的躍遷，到傳播邏輯的重構，文化表達正經歷一場深層次的系統性嬗變。在這一過程中，數智技術的多樣性與不確定性交織共生，使文化數字化進程充滿動能的同時，也引發一系列深層次的價值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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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智化文化表達的多元輸出

在數智化技術深度參與下，文化內容的表達方式正由傳統的線性文本和靜態圖像向高度融合的多模態形態轉變。人工智能特別是生成式AI的廣泛應用，使圖像、語音、文本、動畫、視頻乃至虛擬現實之間形成無縫鏈接，從而拓展了文化內容的表現維度。以2025年世界互聯網大會文化遺產數字化精品展中西安碑林的《多寶塔感應碑》為代表的一系列項目，借助AIGC技術實現了傳統文化IP的再創造，使原本遙遠的歷史文化場景通過互動式視覺敘事躍然于屏幕之上。此外，一些地方文化項目也積極探索“文化+技術”模式，利用AI技術將非遺技藝、民俗節慶、鄉土故事以短視頻、數字舞臺劇、交互網頁等方式重構表達語境，提升了文化傳播的表現張力和受眾吸附力。借助這些新興媒介，文化內容正從以往的靜態展示演化為靈活多變的沉浸式體驗，推動了傳統文化向數字空間的有機遷移與重塑。

文化的再現不再只是機構主導下的內容再生產，日益呈現出公眾參與、人智共創的新特征。在多個數字文化平臺上，普通用戶成為文化表達的主動參與者與協作者，他們不僅通過發布AI生成的詩文、繪畫、音樂等形式再造傳統文化符號，還可通過“模因式”改寫、二次創作、混合表達等手段構建出新型文化傳播語法。這一過程中，公眾的文化身份不僅作為接收者被確認，更在協作過程中被激活和放大，構成了去中心化的文化生成生態。一些研究指出，這類參與式內容不僅擴大了文化記憶的邊界，還打破了權威敘事的單一框架，推動形成多元、流動的文化話語空間。例如，部分青年用戶將方言、地方傳說、鄉土圖騰等內容輸入AI模型，生成的圖像或文字再通過社交平臺迅速傳播，形成了一種“由下而上”的文化記憶表達機制。這種協同方式讓傳統文化不再高懸于廟堂，而是在數字社群中不斷被激活、認同和更新。

與此同時，人工智能在受眾理解與語境適配方面的能力持續增強，使得文化傳播在滿足個性化需求的同時，也能夠進行結構性整合與精準調度。AI系統通過對受眾行為軌跡、興趣偏好、文化背景的深度分析，可在重要節慶節點主動推送相關民俗文化內容，如通過智能推薦系統提升端午、七夕、中秋等節日背后的文化儀式感與認知厚度；也可在鄉村振興、區域文化工程等背景下，推動地方特色文化的跨區域傳播與數字再現。這種基于數據驅動的“內容—受眾—場景”高效匹配機制給予文化表達生態更多展示空間。文化傳播由此不僅完成了媒介層面的進化，更逐步向內容共創、語境共振與文化參與的復雜體系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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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景觀化與文化深度的稀釋危機

隨著AI賦能的文化內容不斷涌現，技術所帶來的審美幻象與感官沖擊雖令人驚艷，卻出現了掩蓋文化本體精神內涵的現象。一些創作者在追求視覺奇觀和互動體驗的過程中，傾向于將傳統文化符號簡化為裝飾性元素，將具有深刻歷史意味的圖騰、紋樣、節俗符號“平面化”“標簽化”，成為拼貼美學與流行設計中的消費物。這種以形式為先的傳播邏輯，使文化傳播出現“景觀化”和“娛樂化”的現象，原本承載民族歷史記憶與價值信仰的文化表達，被包裹進技術包裝與流量邏輯之中，喪失了其應有的歷史縱深與思想張力，帶來了“形式大于內容”的文化隱憂。例如，在部分數字文博項目中，過度夸張的3D效果、美顏式AI修復反而稀釋了歷史原貌的滄桑質感與記憶厚度，使觀眾在“驚艷”中喪失“敬畏”，文化由此逐漸異化為去語境、去主體、去情感的淺表印象。

需警惕的是，為適配主流平臺算法偏好，不少文化產品趨于短平快、碎片化的傳播風格，內容被切割為可供快速消費的信息塊，難以承載系統敘述與文化反思。一些創作者在內容選題、標題擬定、敘事結構上刻意迎合“流量標簽”，在算法分發機制主導下，文化逐步淪為平臺熱詞與推薦引擎驅動的附庸。更有甚者，在歷史題材改編中出現“戲說化”傾向，通過對事件的虛構剪裁、對人物的情緒放大，制造矛盾沖突與情緒刺激，犧牲了歷史真實性與對文化的敬意。這種“娛樂—算法—敘事”的三重耦合效應，使得公眾在被算法精密塑形的同時，逐漸形成對“快感文化”的依賴，文化傳播由此陷入流量驅動的“自我循環”，形成內容空洞、形式喧嘩的迷霧景觀。久而久之，這不僅將削弱文化傳播的思想厚度，還可能侵蝕公共文化空間的審美邊界與價值判斷。

更深層的困境在于，算法所嵌入的隱性意識形態偏好與數據結構偏見正在對文化傳播施加看不見的操控力量。在內容生產鏈條中，算法并非中立的，它基于既定指標和模型邏輯，往往更傾向于放大主流文化、強勢敘事與高熱度話題，而壓制邊緣視角、非主流表達與少數族群記憶。一些地方性文化、民間傳統、女性經驗、少數民族敘述因“冷啟動”數據不足而被排除在推薦機制之外，其在網絡空間中的能見度不斷降低。這種技術驅動下的“算法霸權”可能會使文化傳播喪失多元共生的基礎，逐步滑向單一話語的結構性再生產。同時，當平臺操控分發邏輯、塑造敘事趨勢并調控情緒反饋時，公眾的文化接收逐漸受限于“可被看見”“可被推薦”的內容范圍，從而被動進入一個看似個性化、實則高度同質化的文化信息繭房。這一隱性操控機制嚴重威脅文化表達的民主性與開放性，也對歷史記憶的真實再現構成潛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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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文化傳播生態的良性重構

面對技術裹挾與內容異化的雙重現實，文化傳播的重塑不僅需要技術演進所帶來的動力，更需要一套系統性、多層次、可執行的價值引導機制作為支撐。人工智能的應用是一場技術革命，也是一場文化傳播與治理的深水區挑戰。當前，“形式大于內容”“算法主導文化分發”“邊緣記憶被算法屏蔽”等問題，既是前沿技術的溢出效應，又暴露出文化管理、傳播引導、倫理機制等領域的制度不足。在數智浪潮中，唯有從創作源頭、平臺中樞與政策系統三個層面同時發力，方能讓技術成為文化的助力者，而非顛覆者，讓傳播重歸本源，實現內容質量與價值認同的同步提升。

首先，應從內容創作環節重建“文化為本”的創作倫理，強化創作者的文化責任與美學判斷力。在多模態表達日益豐富的背景下，創作者不能僅將AI技術視為視覺修飾工具，而應將其作為文化內核深化的延伸手段。創作過程應避免對傳統符號的過度裝飾與符號堆疊，注重表達邏輯的真實性、歷史語境的還原性和文化情感的厚重感。在具體操作上，應鼓勵創作者保留作品的原始文化資料或源文本，提升對技藝背景、習俗邏輯、語義深度的闡述能力，構建可驗證、可追溯的文化表達鏈。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9月1日，國家網信辦、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國家廣播電視總局聯合制定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內容標識辦法》已正式生效。這不僅是對技術透明度的制度回應，還為文化內容的真實性標注提供了制度化支撐。創作者應主動遵循相關標識要求，避免誤導受眾，將技術使用納入文化倫理框架之中。

其次，應在傳播平臺層面建立開放透明、倫理優先的推薦機制，避免讓單一算法邏輯主導內容分發。平臺作為文化傳播的技術中樞，應主動承擔文化責任，建立“算法評審—倫理申訴—人工干預”的三道制度保障。針對涉及歷史、民族、宗教等高敏議題的內容，應設置更為審慎的人工審核機制，并引入專家認證與文化顧問制度。與此同時，平臺應優化算法推薦邏輯，打破熱度優先機制，提升對非主流文化、地方文化等的識別權重。尤其在節慶節點、社會記憶場景中，應主動調配流量資源，引導受眾接觸到多元內容，從而重建公共文化空間的深度與廣度。還可設立“內容免打擾區”“文化護育專區”等新型機制，為需要沉浸、思考、共鳴的文化內容提供適配化分發環境，保障文化傳播的價值韌性與生態彈性。

最后，應從制度系統層面構建文化記憶保護與傳播融合的長效機制，打通技術應用、文化治理與社會動員的協同路徑。一方面，政府應牽頭建設國家級文化記憶資源庫，實現多源文化數據的系統整合與分級歸檔，特別是為非遺影像、鄉村史料、地方志文獻等邊緣內容設立專項數字化支持計劃。另一方面，可推動建立“文化算法透明度聯盟”，由高校、媒體平臺、科研機構共同參與，圍繞數據來源、篩選規則、推薦邏輯等關鍵節點制定行業自律規范。在社會動員層面，應通過研討會、工作坊、創作營等方式激活民間記憶力量，提升公眾對文化記憶保護的參與感與行動力。“技術公開化—制度共建化—社會協同化”的三位一體策略才能真正保障文化傳播系統在數智時代的可持續、可控性與健康的、可持續的文化價值指向。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75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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