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族的勝利：司馬氏與曹氏的權力博弈

本文摘選自《魏晉之變：門閥政治與中古中國社會秩序的重塑》，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面對世族力量的不斷壯大，曹操采取了一系列抑制豪強的經濟與政治措施，目的顯然是鞏固中央集權。《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記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頒布“九月令曰”：

河北罹袁氏之難，其令無出今年租賦！重豪強兼并之法，百姓喜悅。

同書注引《魏書》對頒布此令的目的說得更為清晰：

公令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強擅恣，親戚兼并，下民貧弱，代出租賦，衒鬻家財，不足應命。審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為逋逃主。欲望百姓親附，甲兵強盛，豈可得邪！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郡國守相明檢察之，無令強民有所隱藏，而弱民兼賦也。”

袁紹是河北集團和潁川集團扶植起來的割據軍閥，換句話說，袁紹集團是在地方豪族支持下發展壯大的。

因此，曹操在平定河北之后，立刻發布法令，目的在于抑制豪族，扶植寒族，安定弱民。隨著袁紹的覆滅，以及曹操的打擊，這些地方豪族勢力也歸于失敗。但是，失敗只是暫時的。

曹操的官員選拔制度

在曹操抑制豪族的政治措施中，非常重要的一項是“唯才是舉”的選拔政策。這項政策試圖建立起新的官僚機制，以擠壓大族在國家權力中的生存空間。

曹丕代漢后，繼續堅定不移地執行打擊大族的政策。但富有戲劇性的是，曹氏父子的做法事與愿違，大族的權力反而因曹氏父子所建立的官僚遴選機制而不斷加強。因為這個機制的核心是要從各級政府監管下的當地士大夫中補充官員。

公眾對候選人德才情況的意見，必須由候選人當地的一位被稱為“中正”的地方官搜集。這位地方官根據所搜集到的材料，對候選人的能力做一簡短的“品狀”。然后，根據“品狀”，候選人會被定為“九品”中的某一品，這份評語將會決定他一生的“仕命”。

這項政策的初衷是正確的，但卻不合時宜，因為當時的社會結構已經發生了激烈的變革，世族已經登上歷史舞臺，成為難以撼動的力量，以至于所有欲重新建立理想中的君主集權制的企圖注定要失敗。更何況秦漢統治者也沒有建立起理想中的君主制權力模式。為了填補制度“失范”而造成的權力真空，世族制度應運而生了。

于是，一個新的國家運轉模式形成了，它并不是由一個家族來統治，而是由皇帝和相互獨立的世襲貴族共同組成的“合議政府”來治理。這些大家族成員占據著國家最高文職和武職，并壟斷了全部國家權力。

同時，他們的觸角還伸向了社會各個層面，影響了社會風氣的走向。正如上文所分析的，曹氏和司馬氏正好代表了兩種社會力量，前者成為“寒族”和“單家”的代言人；后者則是世家大族的代理人。在這種背景下，反對世族權力無限擴張的曹氏家族必然無法長期保有他們的權力。

不出所料，被曹氏父子寄予厚望的官員選拔制度成為大族弄權的有力工具，他們借此控制了整個王朝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僚機器，這使曹氏和世族之間的矛盾愈加擴大。于是，受曹氏威脅的世族很快轉而支持掌握大權的司馬懿（公元179—251年），一場司馬氏與曹氏之間慘烈的權力博弈拉開了序幕。

司馬氏奪權為何輕而易舉？

魏齊王曹芳正始十年（公元249年）必定是一個多事之秋，此年正值曹操官渡之戰勝利五十周年，當時支持曹操的豪族人物多已去世，能獨當一面的只有曹爽，而曹黨包括夏侯玄、何晏、丁謐、鄧飏、畢軌、桓范等大族。

而此時的司馬懿也近垂暮之年。于是，司馬懿乘曹氏子孫孱弱昏庸之際，在司馬師和司馬昭的協助下，聯合蔣濟、高柔、陳泰、王昶、王沈、裴秀、羊祜、荀覬、荀勖等大族，以垂老之軀體，奮起一擊，用暴力手段從曹爽手中奪得了權力，成為國家的實際掌權者。

司馬氏奪權輕而易舉，沒有遇到明顯的障礙，奪取權力后也沒有引發明顯的政局動蕩。何以如此？關鍵在于司馬氏父子得到了世家大族的支持，這些大族乘勢反水，將槍口對準了曹氏政權。《三國志·吳書·孫皓傳》注引《襄陽記》中張悌對曹氏與司馬氏的優劣之勢有過精辟的論述，其曰：

魏伐蜀。吳人問悌（吳丞相張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智力雖豐，而百姓未服也！今又竭其資力，遠征巴蜀，兵勞民疲而不知恤，敗于不暇，何以能濟？”

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威震四海，崇詐仗術，征伐無已，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丕、叡承之，系以慘虐，內興宮室，外懼雄豪，東西馳驅，無歲獲安。彼之失民，為日久矣。司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摧堅敵如折枯，蕩異同如反掌，任賢使能，各盡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張矣，本根固矣，群情服矣，奸計立矣。……彼強弱不同，智算亦勝，因危而伐，殆其克乎！”

張悌所說的“民”，顯然不是庶民，而是指大族豪民；所謂司馬懿父子“除其煩苛”，是指廢除曹操頒布的抑制“豪強兼并之法”；所謂“布其平惠”，是指司馬氏恢復了袁紹“以寬濟寬”的政策，即放任豪族勢力擴張。

所以，大族只是畏懼曹操的武力，而沒有真心誠服，因此曹氏失去了豪強的支持；反之，司馬氏則“民心歸之”，獲得了大族的擁戴。之后，司馬氏誅殺了曹爽、夏侯玄及其黨羽，洛陽的曹氏勢力已蕩然無存了，既然曹氏在中央朝廷大勢已去，那么“淮南三叛（王凌、毌丘儉、諸葛誕）”便不足為慮了。

當淮南三叛先后被司馬氏父子平定后，曹氏在地方的勢力也灰飛煙滅了。因此，當司馬昭誅殺高貴鄉公曹髦時，方能“四方不動”。

曹氏支持者變節帶來的影響

獲得大族的支持是司馬氏順利奪權的關鍵，而那些出身寒族，或者出身破落大族，本是曹氏政權堅定支持者的官吏突然變節，也對司馬氏奪權起到了一定的“助化”作用。

司馬氏是崇尚名教的儒學大族。因此，晉室的開國元勛，比如荀覬、荀勖、鐘毓、鐘會、裴秀等，也都是崇尚名教的大姓名士，他們構成了司馬氏黨。

同時，這些人反對曹氏推崇的“名法之治”。當司馬昭計劃鏟除曹髦時，一個棘手的問題擺在了他的面前，即如何面對那些服膺儒教，標榜君臣名分的豪族同黨。一旦處理失當，可能引發這些大族與司馬氏分道揚鑣，荀彧與曹操的反目就是前車之鑒。于是，司馬昭將目光放到了非儒家出身的賈充身上。

賈充出身平陽賈氏，原本屬于大族，但到賈逵一代不知何故陷入破落。賈逵是賈充之父，推崇“名法之治”，是曹氏政權的鐵桿支持者。《三國志·魏書·賈逵傳》記賈逵：

為豫州刺史，是時天下初復，州郡多不攝。逵曰：“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詔書察長吏二千石已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

兵曹從事受前刺史假，逵到官數月，乃還；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帝（魏文帝曹丕）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為法。……薨，……子充嗣，……咸熙中為中護軍。

可見，賈逵為刺史時，主張刺史考察長吏二千石以下，應具“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而不主張刺史用“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顯然，這與曹操的“名法之治”是一致的，即用法術治國。因此，賈逵成為曹氏政權的核心成員，受到曹操、曹丕兩代君主的賞識與重用。而其子賈充也好刑名法術，是曹黨成員之一。

《三國志·魏書·王凌傳》注引干寶《晉紀》說：

（王）凌到項，見賈逵祠在水側。凌呼曰：“賈梁道！王凌固忠于魏之社稷者，唯爾有神，知之。”其年（嘉平二年）八月，太傅（司馬懿）有疾。夢凌、逵為癘，甚惡之，遂薨。

王凌是淮南三叛之一，從他對賈逵的感情可以看出，兩人始終是忠于曹氏的。可他們何曾想到，曹魏江山就斷送在自己的后人手中。

關于賈充，《晉書·庾純傳》有詳細的記載，文曰：

初，（庾）純以賈充奸佞，與任愷共舉充西鎮關中，充由是不平。充嘗宴朝士，而純后至。充謂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后？”

純曰：“且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來后。”

世言純之先（祖）嘗有伍伯者（役卒），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純以此相譏焉。充自以位隆望重，意殊不平。

可見，賈充雖出身冠族，但已破落，祖先有做“市魁”的，即管理市場的役吏，庾純常拿此事來譏諷賈充，兩人的矛盾隨之擴大。后來，賈充激怒庾純，庾純憤恨地指責賈充說：

“賈充！天下兇兇，由爾一人。”

充曰：“充輔佐二世，蕩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為之兇兇？”

純曰：“高貴鄉公何在？”

眾坐因罷。充左右欲執純，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佑（保護）之，因得出。

庾純實在厲害，一句“高貴鄉公何在”，直戳賈充的痛處，曹髦正是由賈充代表司馬昭，指使成濟殺害的。賈充的行動，不僅為司馬氏奪權掃除了最后一個障礙，還保全了司馬氏儒家信徒的美名，可謂一舉兩得。

因此，《三國志·魏書·賈逵傳》注引《晉諸公贊》稱贊賈充說：“高貴鄉公之難，司馬文王賴充及免，為晉室元功之臣。”于是乎，賈充搖身一變，由曹氏的叛徒，一躍成為晉室的開國元勛。

投靠司馬氏的非儒家出身的寒族不止賈充一人，還有陳騫、石苞等，他們在司馬氏的奪權大業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陳騫的父親陳矯是曹氏政權的堅定支持者，而他與賈充一樣也中途變節，在司馬炎代魏的過程中，有佐命之功；石苞同樣出身寒族，也是晉室的元勛之臣。

賈充、陳騫、石苞的政治投機是成功的，不僅換來了榮華富貴，而且在司馬氏的扶植下，搖身一變，躋身大族行列。比如，賈充的長女賈南風成為晉惠帝司馬衷的皇后，正是此女引發了“八王之亂”，成為西晉由盛至衰的轉折。

可見，曹氏政權是在以司馬氏為核心的世家大族，以及部分變節寒族的聯合打擊下瓦解的。換句話說，得世族者得天下。

公元265年，司馬懿之孫司馬炎依靠世族的支持，亡魏建晉。公元280年，在西部和北部晉軍的聯合夾擊下，吳國滅亡。至此，分裂的華夏重歸一統，世家大族取得了最后的勝利，重新回歸政治舞臺，開啟了長達三百余年世族門閥專權的時代。

《魏晉之變：門閥政治與中古中國社會秩序的重塑》

李亮 著

現代出版社 2025.9

本書是一部以歷史學、社會學視角綜合觀察三國到魏晉時期風云變幻的史學佳作。全書深入探討了三國到魏晉世族的興衰、君主制權力結構的變化、政治與思想演變的內部邏輯。

作者以政治、思想和社會三個層面為橫向維度，以公元3世紀至5世紀的歷史區間為縱向維度，剖析這一歷史區間內社會發展變化的內在規律，運用立體交叉的敘事模式，為讀者多角度、多層面地呈現這段歷史。

作者介紹：李亮，北京大學社會學博士/博士后，北京大學中國社會與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碩士生導師。廈門大學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主要從事制度社會學、歷史社會學、政治社會學、社會復雜系統等方面的研究。參與多項國家級課題研究，出版專著5部，參與多部教材的編（譯）寫，在核心期刊發表多篇論文。已出版《游俠、豪族與名士：三國爭霸時代的權力格局》《楚興：霸主時代的政治與戰爭》等著作。

制作：熊思琪

初審：張瑾

復審：羅明鋼

終審：李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