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三區合一：一場資源整合的現代化治理實踐

重慶三區合一：一場資源整合的現代化治理實踐

2025年11月6日，重慶兩江新區領導干部會議召開，宣布撤銷江北區、渝北區，納入北碚區部分區域，新建兩江新區。這一行政區劃調整絕非簡單的行政版圖重組，而是一場關乎城市治理現代化、區域協調發展與國家戰略落地的深刻變革。當重慶市委書記袁家軍強調要"在全國高質量發展版圖中塑造新優勢、爭創新地位"時，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個城市的雄心，更是中國區域治理現代化的一個鮮活樣本。

行政區劃調整的本質是破除行政壁壘，實現資源要素的高效配置。長期以來，江北、渝北、北碚三區雖地理相鄰，卻因行政分割導致產業同質化競爭、基礎設施重復建設、公共服務資源配置不均等問題。三區合一后，兩江新區將擁有1200平方公里的發展空間，GDP總量突破1.5萬億元，常住人口超過500萬。這種規模效應不是簡單的加法，而是通過消除行政邊界帶來的乘法效應——統一的規劃可以避免重復建設，整合的財政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協調的政策將形成發展合力。正如袁家軍所言，這是"提升國家級平臺能級和競爭力的關鍵舉措"，其核心邏輯正是通過行政資源的整合釋放發展潛能。

從更深層次看，重慶的這次區劃調整體現了中國特色的區域治理智慧。不同于西方聯邦制下的行政區劃相對固化，中國的行政區劃調整始終服務于國家發展戰略。兩江新區作為國家級新區，其擴容升級直接對接"一帶一路"建設、長江經濟帶發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等國家戰略。這種"行政區"與"功能區"的融合發展模式，既保持了行政管理的穩定性，又賦予了功能區足夠的制度彈性。袁家軍強調，要"打造服務國家重大戰略落地落實主陣地"，正是這種國家戰略導向的鮮明體現。在中國特色的治理體系中，行政區劃從來不是目的，而是實現國家戰略的重要工具。

民生導向是這次區劃調整的鮮明底色。任何行政改革如果忽視民眾切身利益，終將失去生命力。重慶在此次調整中特別強調"確保民生服務高效銜接"，要求"妥善解決群眾最關心最直接的現實利益問題"。從社保醫保的跨區接續，到教育資源的均衡配置，從公共交通的互聯互通，到政務服務的"一網通辦"，這些民生細節恰恰是改革成敗的關鍵。羅藺同志提出"全力以赴走好新時代趕考之路"，這道考題的最大分值就寫在老百姓的獲得感上。當500萬居民不再因行政區劃而享受差異化的公共服務，當企業和群眾辦事不再受地域限制，區劃調整的民生價值才能真正彰顯。

從歷史維度審視，重慶的區劃調整延續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治理邏輯。從深圳特區擴容到雄安新區設立，從上海浦東開發到海南自貿港建設，中國通過不斷的行政區劃創新探索區域發展新路徑。重慶兩江新區的這次調整，既是對既往經驗的借鑒，也是對新發展格局的適應。袁家軍強調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上實現新突破"，這種突破不僅體現在空間規模上，更體現在治理理念上——從各自為政到協同發展，從同質競爭到優勢互補，從分散發力到集中突破。這種治理理念的升級，正是中國式現代化在區域治理領域的生動實踐。

面向未來，整合后的兩江新區將面臨更艱巨的發展任務。如何在超大規模行政區中實現精細化管理？如何在保持發展速度的同時提升發展質量？如何在擴大開放中維護經濟安全？這些問題考驗著重慶的治理智慧。袁家軍提出"統籌推進行政區劃調整與發展服務安全治理"，實際上指明了"發展—服務—安全"三位一體的治理路徑。當兩江新區成為"培育壯大新質生產力的主陣地"，當它能夠在"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上開創新局面"，重慶的這次區劃調整就將從行政變革升華為發展范式的創新。

重慶三區合一的實踐告訴我們，中國的區域治理正在走向更加成熟的新階段。這種成熟體現在對國家戰略的精準對接，對市場規律的充分尊重，對民生訴求的深切回應。當袁家軍強調"以實際行動堅定擁護'兩個確立'、堅決做到'兩個維護'"時，其深層含義正是要將黨中央的決策部署轉化為地方治理的實際效能。在這個意義上，重慶的區劃調整不僅是一個地方事件，更是觀察中國治理體系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窗口。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整合后的兩江新區肩負著為全國探索區域協調發展新路徑的使命。這場改革能否如預期那樣釋放出"1+1+1>3"的效應，關鍵在于能否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當重慶以"干字當頭、唯實爭先"的精神推進這項改革時，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個城市的發展雄心，更是一個大國在區域治理現代化道路上的堅定步伐。這場改革的價值，終將由歷史來評判，但此刻已然可以確定的是，重慶正在書寫中國區域治理創新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