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PK、寫作業、接下班，團播熱潮里被消耗的主播

鏡頭內外，團播將以增長為目的的手段做到了極致。它是直播行業發展至今的究極體，擁有一條高度標準化的生產流水線。主播是這條流水線上的耗材。她們不僅位于權力的底層，經受精力和情緒的雙重消耗，還時常面臨看不見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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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約2023年起，一名有短視頻消費習慣的用戶，可能會越發頻繁地刷到這樣一類內容：

這是一種集體表演模式。通常，四到八名主播站在一起，組成一個“團”。她們輪流來到舞臺中心位置，跳舞表演、展示才藝或互動PK。畫面中，主播妝容精致，隨節拍擺動；背景音里，主持人撕扯嗓子歡迎觀眾，引導他們送出虛擬禮物。時不時有禮物和特效飄過，主持人的感謝聲和主播們的熱烈回應，將氛圍推高。

多數直播間遵循同一套模板，舞蹈也大多很簡單，由基本的手部動作和身體搖擺組成。劃過不同直播間，會常看到同一套舞蹈反復出現。

這被叫做團播，一種目前增長速度飛快的新直播形式。

據，截至九月底，團播在2025年日均開播房間數達約8000個。抖音是最大的團播平臺之一，快手、微信視頻號、小紅書也可見此類內容。

2025年9月，中國演出行業協會和抖音聯合發布《2025中國網絡表演行業團體直播業務現狀與發展情況分析報告》。（圖_中國新聞網）

這樣的高強度互動和集體表演，收獲了引人注目的巨大收益。M進入團播行業兩年多，曾作為幕后技術人員，為四家公司工作。他透露，其中一家公司的頭部主播，最高單月稅前收入達170萬，代表她創造了800多萬的平臺流水。其所在公司的月流水達近億元。上述行業報告預估，團播全年市場規模將突破150億元。

財富神話吸引背后的產業日益壯大。上述報告顯示，2025年全國開展團播業務的公會數量超3500家──簽約主播的傳媒公司被稱為公會，它們管理主播和賬號，提供內容。加上其配備的主持人、運營、運鏡師、燈光師等，受訪從業者預估，團播行業規模達百萬人。

主播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角色。她們工作時長長──每天直播6小時，一個月至少直播26天；人數多──相比于單人坐鎮的娛樂直播，團播所需人數翻了幾番。

針對主播的招聘信息中，列舉著一些吸引人的條件：“無責保底”；“提成20%-28%”；“一對一免費培訓”；“可接受小白”。

在招聘APP上，許多團播主播的崗位招聘描述中都提及“月入數萬”“經驗不限”等關鍵詞。（圖_網絡）

官方語境里，這種新模式也受到正面描摹。新華社 2025年9月的一篇報道中，描述團播“為年輕人提供了廣闊的就業與成長空間”。M曾在的一家公會，負責人還被政府領導約見，以期解決更多人的就業問題。

但這份工作是否如承諾一樣美好，持續重復的情緒勞動對從業者意味著什么？鏡頭內外，團播將以增長為目的的手段做到了極致。它是直播行業發展至今的究極體，高度標準化、流程化。主播在這條流水線上，不僅位于權力的底層，還時常面臨看不見的危險。

2025年六月的一個雨天，長沙某頭部公會門外，來面試主播的人排了1.5公里的長隊。打著傘的隊伍穿過園區，排到了大街上。這些求職者迫不及待地想進入一個陌生的、新鮮的世界，這里燈光音樂晝夜不息，每天都有人離開，也不斷有新的面孔進入，填上這個空隙。

可替代的人：

低門檻和高壓篩選

作為一名年輕女性，無須太多工作經歷，注冊招聘軟件后，每天都會收到十幾條團播主播招聘的私信。有的公司甚至不要求提供照片，就可以去面試。

多數公司不要求主播有直播經驗，面試也通過率極高——不夠漂亮沒關系，直播間里都是濃妝加上高糊的美顏濾鏡；不會跳舞也沒關系，上播前有舞蹈培訓，培訓期間還發錢。

21歲的賀曼回憶，面試時，老板對她沒有任何要求，“像是求著我來”。老板帶她看了公司的十幾個直播間，有一半都在直播，讓她覺得挺正規；18歲的黃程程面試時，老板一個勁兒地夸她漂亮，說“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她覺得對方隨和、親切。

幾乎零門檻的背后，是一套低成本快速產出的運作模型。沒有任何基礎的新人，在5到15天的舞蹈培訓后，就可以上鏡試播。賀曼印象中，培訓很敷衍，老師只花幾分鐘教手部動作，剩下的時間都靠自己練習。練舞的地方狹小，二三十平的空間擠著十幾二十人，她連鏡子里的自己都看不見。音樂又急又吵，每個人各練各的。

學會一種舞就能上播。賀曼沒有舞蹈基礎，也只練了三四天，就被要求上播。對此她覺得很正常，“人家也急著用你賺錢，不可能培訓得很久。”

但淘汰率也非常高。試播時，就會有人因上鏡效果不好被淘汰，緊接著，還可能因為業績不達標被辭退。M所在公會，一個團要達到30萬月流水才能不虧本，意味著平均每個主播要貢獻5萬元。而賀曼每天流水多的時候也只有兩三百。差的時候，站了幾個小時，打賞只有幾塊錢。

很多新主播都面臨這樣的現狀。公司海量地進行招募，但并不投入資源進行培養，只不斷地用新面孔試探流量反饋。殘酷的競爭下，達不到業績、不迎合公司要求的主播被輕易拋棄。

團播通過舞蹈互動獲取虛擬禮物，轉換為賬號收入。針對男性用戶的直播間，為刺激禮物打賞，很多都會采用有性暗示意味的擦邊內容為賣點。

在團播間，女主播們正穿著黑色裙裝隨著音樂擺動身姿。為了凸顯主播身材，直播間用上了夸張的美顏和腿部拉長特效。（圖_網絡）

賀曼被要求學習的多是“抖舞”，主要動作包含胸部、臀部和胯的搖擺和扭動，她認為，“音樂聽起來就很擦邊”。她被主持人要求買胸墊和假屁股，穿“比較暴露的衣服”。運營給她發了一份話術，標題叫《高情商撒嬌神豪受不了》，讓她學習如何取悅打賞較多的“神豪”用戶。她還被要求關注打賞用戶賬號，有想加她微信的，也不能拒絕。

工作沒幾天，賀曼就發現，自己厭惡這份工作。她每天直播都提不起勁，不笑，當場被主持人質問，“我是欠你錢了嗎”，“臉上跟死了沒什么區別”。別的主播穿低胸裝和短裙，她只穿T恤和長裙。除了她，團隊所有人都抽煙。因為觀眾看不見，直播時，主持人甚至邊說話邊抽煙。

上播第八天，她從晚上7點播到凌晨3點，只收到兩塊錢的禮物。主持人說她舞蹈不行，讓她留下來練，她選擇回家。出門時正下著大雨，她等待出租車時感覺很累，覺得“不想干了”。

第二天，她收到被公司辭退的消息。又過了一個多月，她拿到了800塊錢工資。按應聘時對方保證的每月 8000元保底薪資，她理應拿到近2500 元，但實際薪酬不僅遠低于承諾，還是她打了勞動仲裁部門的電話才要回來的。

跟賀曼同批的新人有60多人，練舞階段，每天還有十幾個新面孔加入。21歲大專畢業的她，幾乎是其中學歷最高、年紀最大的，“大家都比我小好多，80%都是未成年。”

M表示，一個團如果播了40天業績仍未見起色，就會被打散重組，再不行就會被解約。他入職一個月，就目睹十幾位主播被辭退。“很多人（離開時）還說，我想再努力一下，再給我個機會。沒有機會，后邊有大量的人排隊想進來。”

“非玩家角色”：

游戲化與異化

團播與過往單人直播的最大差異在于，它擁有一個游戲化的互動界面，給觀眾提供了高度的掌控感。在這個精密的運營模型中，主播就像游戲中的NPC（非玩家角色），臺詞、走動、互動方式，都是完全計劃好的，可替代性極強。

一天的直播通常分三場。第一場是純跳舞，主播全部站在畫面中，每人頭頂有一個虛擬禮物圖標，直播間被送了哪個禮物，對應主播就會站到中心的“C位”跳舞；第二場是PK賽，主播們通過跳舞兩兩比拼，如同對戰游戲，頭頂會有血條，顯示得到的禮物數；第三場是爭MVP（最有價值選手），最后勝出的主播會獲得一些特權——比如，坐上一把幾百塊錢的歐式靠背椅，戴上翅膀或王冠道具，有單獨表演才藝的機會。

一名主播身戴翅膀道具展示歌唱才藝（圖_網絡）

主播PK是賬號收益的關鍵環節，因為粉絲需要花錢才能投票。“公會賽”是每月的重頭戲，一般在月底或者節日。賽前幾天，主播會通知粉絲提前在平臺充值，避免投票時因銀行卡限額無法打賞。

M曾經歷過一次公會賽的盛況——100多名主播在直播間門口排隊，逐個進入“打PK”環節，像選秀一樣淘汰或優勝，從64強、32強，直到決出冠軍，全程持續十幾個小時，累計流水超400萬。

直播發展多年后，公會摸索出這種競爭機制的巨大優勢。PK中，輸的人和贏的人都在為公會制造收益。

郭戈在直播行業工作了十余年，曾在兩家上市公司負責直播產品的開發。他表示，團播是所有娛樂直播中營收效率最高的。因為單個畫面中可以展示風格不同的主播，更大概率至少有一人符合用戶審美。“極晝工作室”報道中，一位公會運營提到，團播用戶留存的觀看時長是個播的3到4倍。

公會還會給主播設計不同人設，有“性感風”“可愛風”“冷淡風”等。主播面前有一塊提詞器，運營在上面實時打上對粉絲說的話，因此主播并不需要隨機應變。

劇本化的演出每天在不同團播間重復上演。整個流程經過精細的設計，最大化抓住觀眾的注意力，刺激充值。

通常剛開始PK會很容易，花幾塊或十幾塊錢，觀眾就可以讓喜歡的主播贏。隨后會出現公司扮演的“刺客”——在PK最后幾秒，幫另一主播逆轉局勢。這時，被淘汰的主播有機會“復活”，屏幕上顯示所需票數。已投票的粉絲名被主播逐一念到，伴隨“家人們組組隊”“我真的想再進一步”“xx寶救救我”等話術。最后30秒，主持人會用近乎吼叫的方式拉票。背景音樂聲漸強，主播做出“拜托”“比心”的手勢，將緊張氣氛推高。

團播間內常見的“血條”PK模式，持續獲得觀眾送禮更多的一方將壓倒另一方獲勝。（圖_網絡）

有時，公司還會去了解頭部粉絲的生日，在當天策劃“驚喜”：準備蛋糕，塑料板上寫上名字，讓塑料“禮花”從空中灑落。這時，主播需要在鏡頭前上演哭戲，念提詞器上寫好的臺詞，感謝粉絲的陪伴。幾百塊的布置成本，往往能換回上萬元的打賞。

另有一篇文章也提到：與個人直播不同，團播具有人群效應，不出眾的個人放在人群中，短處與缺點會被很大程度遮蔽，顯得個人能力不那么重要。與觀眾產生即時對話的往往是主持人，而非主播，個人的個性也在這個過程中被削平了。

被淘汰或出走的團播主播，即便去自立門戶，做個播，也很難做起來，除非個人能力十分突出。接受時，一位在TikTok做團播的老板查理表示，“團播其實不需要太多的直播能力，公司都幫你們把架構給做好了。我們現在就是在做團的品牌。”

主播在這一體系中缺乏話語權，對于公會來說也更容易掌控。查理直言，“我為什么要堅持做團播這件事情呢？因為團播是我能控制的，今天這個女生不播沒關系，我再找下個女生，人走了我就替換新的人進去。”

“寫作業”：

看不見的情緒勞動與精神施壓

對于留下來的人，除了跳舞PK，更多的工作任務和壓力發生在鏡頭之外。M形容，團播行業是：三分看畫面，七分看維護。

黃程程做了一個半月團播，她也發現了這一點，“干這一行，跳舞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會提供情緒價值。”

工作日的一天，她下午2點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回復每一條粉絲消息，哪怕對方只打賞過幾毛錢。對每天都刷禮物的粉絲，她還要跟對方聊聊家常，問對方是哪里人，做什么工作，今天吃飯了沒。

接下來，化個底妝，穿上網購的幾十塊錢的衣服，她就會出發，4點前趕到公司練舞。晚上6點開播，她被化上直播專用的濃妝，開始跳舞、打PK。她面前有一塊豎屏，大約幾十寸，同步顯示直播間畫面，她需要不斷做出回應——看到有人給自己刷禮物，她就會跳舞、比心；如果有人幫助她PK勝利，她會拿起話筒，念出對方的昵稱，單獨表示感謝。

黃程程一般凌晨1點下播。之后公司會開半個小時的復盤會，統計流水，叮囑主播維護粉絲。回家路上她買點吃的，到家凌晨2點多，卸完妝，還要“寫作業”、和粉絲聊天，再花兩個多小時，直到凌晨 5、6點才能睡覺。

給粉絲發私信被稱為“寫作業”，是主播的主要工作內容之一。運營會檢查“寫作業”的情況，不寫會被批評或者扣工資。

黃程程不僅要回消息，還要主動給其他直播間的“大哥”發私信，請對方來自己的直播間，每天要發30條；另一位主播婉君則被公會要求，每天有10條“有效回復”，就是對方必須要回消息。她平均發十條消息才會有一條回復，這意味著每天她要給 100 個人發私信。

有用戶在抖音上分享自己收到的“作業”（圖_網絡）

“大哥”即打賞金額高的用戶，公會通過昵稱前的等級對其進行識別。當婉君在其他直播間看到20級以上的用戶，這意味著該觀眾在抖音直播間累計打賞至少 380元，她就會給對方發私信。

這樣的生活，主播們一個月要重復26天。休息時間不確定，由老板或運營安排，連播26天也有可能。上下播時間也不由主播控制，如果直播間人氣高，時間會被無限拉長，直到觀眾停止刷票；如果人氣不足，直播會提前結束，但主播們會被要求繼續練舞，或者開個播維護粉絲。

這樣的要求下，無論上班或休息，主播的精力都被直播牽扯著。一位運營表示，她所見到的主播“沒有一個不困的”。每天幾場直播的間隙，主播們會自帶瑜伽墊，鋪在直播間里補覺，或者躺在公區的沙發上打盹。燈光亮起，還要繼續跳舞。

業績壓力之上，公司還會對主播進行精神施壓。王潔是一所985院校建筑相關專業的碩士畢業生，由于行情不好，今年中旬，她在一家擁有30多個團的公會做過一個月運營助理。

起初，她看到主管在評論區和粉絲一起“開黃腔”，主播們用撒嬌語氣“求票”，她認為這是“在線乞討”，對此很排斥。但逐漸地，她也開始說服自己，“國家允許平臺干這個，允許有主播的存在，就必須要有后臺的工作人員。國家都允許，我為什么不能允許自己做呢？”

主管每天跟主播強調：“你們成功的三個要素是什么？第一是不要臉，第二還是不要臉，第三接著不要臉。”并讓主播重復一遍。后來，她也學會像主管一樣，告訴主播，“我們要干的事就是圈錢，他不給你，也會給其他人，為什么不是給你呢？”

M解釋，在這里，“不要臉”的意思是：第一是不能有尊嚴感，哪怕粉絲說了侮辱性的話，主播也要笑瞇瞇地面對；第二是不要有感恩的心，粉絲是自愿刷錢的，不要覺得虧欠。

面對學歷低、外貌普通的主播，公會如此打壓，“你沒有什么學歷，長得也不行，家庭條件也不好，除了主播還能干什么？”面對學歷高的人，話就反過來，“還大學生，連直播這么簡單的工作都做不好。”

M總結，“總而言之，第一步就是把自信心先擊垮。把一個人說的一文不值，仿佛離開了我這兒，你就什么都不是一樣。”公司會和他強調，“不要夸他們（主播）帥或者美，而要讓他們覺得自己很丑，很不出眾。”還要求其他員工不能跟主播多說話，“怕主播業績起來了，帶上技術人員一起跑路。”

直播的“鉤子”：

被暴露在性別暴力下

M認為，團播是一個多方受益的模式。主播和公會掙到了錢，粉絲獲得情緒價值，還解決了上百萬人的就業。不過，在這場游戲中，主播是最前方的“鉤子”，也面臨最直接的危險。很多時候，公會不僅對此不提供保護，還會助推主播進入危險的情境。

婉君所在的公會設置了一個規則叫“接下班”，主播們必須拉到“下班票”，才能下播。一般是一個“飛機”禮物，價值300元。時間越早，下班票價格越貴。如果一開播就想接主播下班，粉絲需要花一萬塊，直播中段則要花3000塊。

正在拉下班票的主播（圖_網絡）

但所謂的“下班”并不是真的工作結束。一次，一名“大哥”刷了750塊，接婉君和另兩名主播“下班”。隨后運營叫三人去吃飯，她們以為是聚餐。到飯店才發現，刷禮物的用戶也坐在那里，三人需陪他吃飯。結束后，運營還要求她們繼續陪喝酒，婉君拒絕了。另一名女主播沒推脫掉，在酒吧遭遇了對方的肢體騷擾。

另一事件中，一名粉絲在直播時給婉君的朋友小莫私信，“我刷個飛艇（價值2000元）接你，我們一會兒去開房”。小莫不知怎么回復，拿給運營看，運營直接回了“好”。

婉君的公會在西南某三線城市，直播間依賴本地流量，這為主播帶來了額外的壓力。因為本地的“大哥”互相認識，主播不應約，會很快在本地用戶中流傳開來，導致愿意花錢的用戶流失，業績下降。屈于這種壓力，小莫最后去了酒店，墊了衛生巾，借口說自己在生理期。對方說，“下次你大姨媽走了，我還接你。”

團里最有權力的人是運營，也就是要求婉君和其他主播去陪喝酒的女性。她雖然不直播，但也有自己的賬號和“大哥”，主播們要叫他“姐夫”。一次，運營叫她們陪“姐夫”喝酒，婉君沒去，第二天開會就被批評了，“說我們不會做人”。

常會有用戶想和主播見面。M透露，大公會管理更嚴格，通常不會讓主播答應。但面對不合理的要求，主播也往往不會直接拒絕，而是委婉回復：我非常想見你，但怕本人會嚇到你，我更愿意成為你靈魂上的伴侶。

這讓整個團播的性質變得更加灰色和模糊。由于行業不明確制止或懲戒這類行為，從業多年的職業主播只能在實踐中學會自保，知道“該說什么”，既保護自己，也讓粉絲不會停止打賞。

婉君對這種“潛規則”很無奈。微信上，她被騷擾是常態——有粉絲每天都給她打視頻；有人給她發私信求婚。她從不陪團里的“大哥”們喝酒。但能如此，是因為她只打算做兩個月，然后繼續讀書。也因此，她的業績始終上不去，只能拿到保底工資4000元。她的朋友小莫，高一就輟學進入直播行業，每個月收入約一兩萬，但線上跳舞拉票，線下陪“大哥”吃飯喝酒，已成為一種日常。

干團播兩個月后，婉君想離職，運營不允許，讓她播完月底的公會賽，不然不發工資。公會賽當天，公司 30多個主播早上8點多到公司，下午3點開始打PK，一直到第二天凌晨4點。前六名可以離開，剩下的要拿到“下班票”，或繼續PK直到五連勝。婉君直到凌晨5點多才下班。有的主播因忍受不了10多個小時的直播，選擇中途離開，而后被罰款或遭到開除。

九月初，離開了直播行業的婉君入學了大專院校，專業是音樂教育。她仍覺得自己很適合做主播——擅長表演、和人打交道。但她不能接受陪酒，也不愿意和“大哥”搞曖昧。

如今，她想繼續參加舞蹈比賽、拿獎、升學，業余時間通過上舞蹈課和做模特，希望多賺點生活費。

虛假的高薪承諾：

被合同與違約金鎖定

團播公司往往會開出誘人的條件，吸引年輕人應聘。招聘啟事里，正式主播的保底工資最高能開到2萬元，普遍在7000元以上，提成為個人流水的20到28%。老板們還常承諾，播得好，月入數萬甚至是數十萬都有可能。

這與市場上其他的工作機會形成了鮮明對比。賀曼今年從一所大專院校畢業，做主播前曾做過餐廳服務員和房產銷售。服務員每天要站10個小時，一個月掙4000塊錢；銷售沒有底薪，做了兩個月，她一套房沒租出去，只拿到1000塊錢新人補貼。

19歲的婉君今年中專畢業，讀的是民族音樂與舞蹈，她喜歡跳舞，拿過市職校舞蹈表演比賽一等獎，可學校安排的實習卻是去電子廠。她需要每天坐10個小時，把數據線整齊地排列在盒子里，工資每小時17塊錢。

黃程程則剛高考結束，想找份暑假工，做服務員只能拿到一兩千，直播公司告訴她，做主播保底有4000 塊，而且每天只要跳跳舞，她覺得很適合自己。

但正式上播后，一些公會的“真面目”開始顯露。黃程程直播后，管老板要培訓期工資，對方在面試時承諾每天100元。老板不認賬，她拿出微信聊天記錄，對方才不情愿地轉賬。她后來得知，團里其他員工甚至不知道有培訓費。老板此前還答應報銷晚飯錢，上播后再去問，對方卻說“我沒有說，你把錄音打開給我聽聽”。她很氣憤，但無可奈何，作為暑假工，她沒有和公司簽合作協議。

幾乎所有公會和主播簽的都不是勞動合同，而是經紀合約或者合作協議。在發生糾紛或仲裁時，主播的權益往往會受損。

被解雇后，賀曼加入了一個離職主播群。這些女孩被開除后沒有地方住，都回了農村老家。有的人播了一個月，一分錢都沒有拿到。

很多公司還會在協議里寫上高額違約金。王夢在成都的一家公會播了兩個半月，離職時沒有獲得老板同意，被公司起訴，微信、支付寶、銀行卡的余額都被法院凍結。她表示，自己做直播賺了4萬元，協議里的違約金卻高達50萬。她在社交媒體發帖時，下面也有主播留言，稱之前干了三個月團播，離職兩年后被公司仲裁，被判賠償公司10萬元。

湖南華專律師事務所的律師李炎從2018年開始代理直播相關的訴訟案件。他在接受時表示，很多直播公司靠起訴主播獲得賠償來掙錢，他們在簽約主播時廣撒網，賭對方無法完成協議內容，等主播違約就起訴。有些直播公司，每年起訴主播上千起。而一旦被起訴，主播敗訴的概率達到 90%。

郭戈則認為，團播太火，很多人入局，結果沒賺到錢。為了減少投入的損失，就會通過起訴主播、收取違約金的方式，“最后收割一下”。

2025年7月31日，抖音升級了，宣布將嚴格治理欺詐誘導、侵犯主播合法權益等問題。新規圍繞不合理直播時長、高額違約金、保底收入不兌現等問題，設置了處置方式。

抖音的團播管理規范還增加了直播間外和公會管理主播的細則。（圖_網絡）

然而，對于平臺治理，主播們普遍認為，平臺和公會是利益共同體。平臺的措施并不影響公會用其他方式，進行擦邊舞蹈、“接下班”等“曖昧經濟”，以及對主播進行壓榨。同時，抖音對于團播內容的嚴格，也使很多小型公會轉而選擇其他管理較松的平臺直播。

短促的職業壽命：

消耗和心理創傷

每天，長沙的一幢大樓里，都有100多個團在直播。這幢樓里有40多個直播間，每天分三個班次直播，晝夜不停。

直播間搭建起來很快，用墻隔出一個幾十平米的空間，架幾盞燈，配一些設備，招幾個人，一個禮拜就可以成一個團；團的壽命也很短，用戶維護不下去，或是同樣的舞蹈看膩了，流量下降，就會被拆開。于是，老團不斷地被打散，主播重組，又是一個全新的面貌。

黃程程之前工作的直播間（圖_受訪者提供）

一切都在高速輪轉。王潔所在的公司換了新場地，一邊搬家一邊裝修。一間屋子裝好，就馬不停蹄開始直播，而公共區域和直播間都還在裝修。剛裝好的房間味道很大，彌漫著很重的橡膠味，四周的墻壁，包括地上都是黑的。她猜想是刷的油漆。整個空間只有一扇門，有人員進出才會打開，其余24小時都是關閉的，沒有窗，空氣并不流通。

根據郭戈的經驗，主播的平均職業壽命是三年。具體到團播，他觀察，哪怕是再成功的團，團的壽命最長也就是一年，“觀眾也會疲倦的”。

“90%（的主播）干三個月就流失了，剩下10%能繼續再干個一年、兩年、三年”，郭戈說。在他看來，主播的工作要比一份普通工作困難很多，“要是普通工作你能拿個六千八千，當主播不掙個翻倍我覺得（就不值得），性價比真是太低了。真的很累。”

主播需要不斷地調節自己的狀態，為他人提供情緒價值。這種持續消耗的狀況下，從業者的職業壽命很短，導致公司需要一直招人。

即便是這樣，很多人仍在短期內受到了巨大的創傷。郭戈曾面試一個主播，對方曾做過半年團播，成績出色，但現在只愿意干舞蹈老師，或者只拿底薪——只跳舞，不做維護。“她說，‘我寧愿不掙那個錢’，‘我干了半年，每個月掙也掙挺多，但是真的是身心受到了特別大的傷害。’”

另一名來自成都團播公會的主播小雪，也在社交媒體上記錄下自己的心路歷程。在反復經歷粉絲的獲得和失去后，她自身的情緒被深刻地卷入其中，“我現在已經完全變成了一個商品……除非突然來一個大哥送我一個‘嘉年華’，我會很開心。我再也找不到任何事情讓我開心了。我的生活和精神已經被直播、票占據，我好像變成了一個直播間里賺錢的機器人...”

王潔認為，團播的高薪只是噱頭，想要入行的人一定要認清現實。“很多主播就是天天睡不夠，睡地上，坐的地方都沒有，也沒有什么地位。運營說不要你了，你就被開了。而且工作環境有危險，接觸的人不安全。”

之所以愿意與水瓶紀元交流，是因為她得知，自己團里的主播都來自同一所學校，是師姐和師妹的關系。這讓她感到震驚和憤怒，她懷疑學校和公會之間存在某種利益輸送。

在M看來，團播有它的正向意義，解決了百萬人的就業，讓資金大量流動，只不過，“從這些主播的命運來說，是一種災難。所有的道德層面的（顧慮），前提都是我得活下去。”

（文內受訪者姓名均為化名）

撰文_姜濤

編輯_羅宋

平臺編輯_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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