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哥白尼開始談談：你該怎樣讀大學，才不算“虧本”

好久沒寫書評了，今天補一篇。

手頭放著一本名為《大學十講》的新書，是我母校復旦大學包剛升教授的新作。

作為一個常年精研國際政治的教授，包老師以前的作品都是什么《大國的命運》《民主崩潰的政治學》之類的作品。所以剛拿到這本書的時候我還挺吃驚的，因為《大學十講》是一本學者俯下身來，切切實實的教每個剛上大學的學生，如何不負這段時光的書。

該書的副標題就叫《怎樣讀大學》，但讀過這本書之后，我又覺得似乎這個副標題起做《為什么要讀大學》也通，因為包老師為讀者開列、講解的這大學時代的十大問題，真不是很多人所心心念念的“報個什么學校？”“讀個什么專業？”“大幾開始準備考研、找工作？”這樣的俗事，而是這些：

1、如何有效閱讀

2、如何有效寫作

3、如何有效演講

4、如何自我管理

5、如何做好研究

6、如何進行有邏輯的思考

7、如何有效開會和進行公共辯論

8、如何即腳踏實地又仰望星空

9、如何成為創新者

10、如何在AI時代學習與成長

但，相比于怎樣挑個好專業這種，這十個問題是不是太空了呢？

作為一個自己在復旦讀過書的人，我覺得至少對我來講，包老師的這十個問題提的是相當貼切的。那些把“怎樣讀大學”自動代換成了“怎樣讀大學，才能找個好工作？”“怎樣讀大學，才能掙大錢？”乃至“怎樣讀大學，才能混個鐵飯碗？”的思維，看似務實，實則是目光短淺，大拙似巧。反而是想清楚了上述十個問題，這個大學你讀來才“不虧”。

怎么給您說明這一點呢？讓我從一個可能很多中國人都疑問過，但未必多少人想清楚過的話題開始聊起吧——

為什么中國的大學會分本科和專科呢？

眾所周知，本科的學制一般是四至五年，而專科的學制則是兩到三年。但除此之外，在很多中國公眾的眼中，除了“專科不如本科值錢”，這兩個“讀大學”好像就沒有什么區別了。甚至，單看教學目的，本科教育是意在培養受過通識教育訓練，又有一定專長的通用性人才，而專科則是培養專門型、技術型人才。那單按照方便找工作、畢業掙錢這個標準而論？豈不是直達目標的大專學生，應該更高效、直接一些？所謂大本畢業回頭讀大專，反而是合情合理的？

其實這背后有些說法。

中國目前的教育制度受前蘇聯影響極深，而蘇聯教育制度則承襲自德國，而在洪堡教育改革之前，德國的教育體系就分為兩種，

一種是面向國王、教士、貴族和容克地主的，最初由帝國或教會興辦的大學教育系統，

位于神圣羅馬帝國南部（今意大利）的博洛尼亞大學，世界大學之母。

另一種則是在中世紀自由城市興起之后，從同業公會的學徒體系一步步發展起來的平民教育體系。

中世紀自由城市兼有培訓學徒之用的同業行會。

這兩個體系是涇渭分明的，甚至在當時的德語中壓根就是完全不同的兩種東西，但在洪堡教育改革后，二者被統合進了德意志第二帝國教育系統，前者成為了今天大學本科的前身、而后者則成為了大專、中專等職業教育的前身。

但兩者的教育目的和志趣從一開始就是非常不同的。后來成為“大學本科”的原中世紀大學教育，它的服務對象是貴族和教士，換而言之，那本來就是一群不愁吃穿，解決了生計問題的學生。所以大學教育的目的是為了培養有自身判斷力的領導者和創新者。中世紀的大學生需要學習古希臘時代流傳下來的“七藝”，即：邏輯、文法、修辭、算數、幾何、音樂、天文。

七藝皆通者，授予學士；

七藝之上研習神學、醫學、天文、法學等科目，在學校內完成答辯者，授予碩士；

七藝之上，研習上述四科，在基督教世界完成公開答辯（當然必須用拉丁文）并被承認學術成果者，才能被授予博士。

七藝、四科，大學的源起。

理解了這套大學教育體系，我們就能明了很多現實與歷史中的知識，比如，今天的大學里為什么普遍要搞通識教育與學分制，學分修夠了才給你學位。再比如小說《哈利波特》中，JK羅琳為什么也搞了一個極端類似中世紀大學中七藝考核的“普通巫師等級考試”（O.W.L.）。

再比如，文藝復興時代有個牛人，他是雅蓋隆大學本科畢業，博洛尼亞大學醫學碩士，費拉拉大學法學博士，畢業后長期從事教會工作、以神學為業。

但是這個人名叫尼古拉·哥白尼，他后來寫了本書，叫《天球運行論》，根據后世一些史書的解讀，他勇敢的打碎了中世紀教會用以愚民的地心說……

哥白尼為什么如此多才多藝呢？

這就是因為當時中世紀的大學其實什么都教，上帝是全知全能的，所以一個想要理解上帝、獲得真知的知識分子，也必須系統性的了解所有知識，并達成理性的自洽，用自己的理性去更好的理解和侍奉上帝，才可以。

還有一個更有趣的例子是馬丁·路德，眾所周知他的《論贖罪券的效能（九十五條論綱）》也被認為是打破中世紀教會神權，吹響近代號角的戰斗檄文。

但有意思的是，如果追根溯源，《論贖罪券的效能》其實本來壓根不是什么戰斗檄文，而就是一篇學術論文，而馬丁·路德將這個論文公開出來，最初目的也不是為了和教會抬杠，而是符合他所在的維滕貝格大學的學術規范的，在張貼該文前五年，馬丁·路德剛剛因為另一篇論文在該學校獲得了博士學位，而博士學位的論文就是要用拉丁文在整個基督教世界公開的，之后想評教授也得走這條路。所以說的直白點，馬丁·路德本來，也不過就是個在象牙塔里攀登，想多發篇論文的“青椒”（高校青年教師）而已。

馬丁路德：我就發個論文，教皇你咋就炸了……

但特別有意思的，就是后兩個例子當中的哥白尼與馬丁·路德，他們大學畢業后的職業其實都是教士或者神學院教授，用今天的話說，就是端羅馬教廷鐵飯碗的人。但這兩位好像一點都沒有“吃教皇的飯，感教皇的恩”的覺悟，一個從天文上，一個從神學中，給羅馬教廷抬了最大的兩次杠。

其實更早一點，還有哥白尼的博洛尼亞大學校友，歷史學家洛倫佐·瓦拉的《論君士坦丁大帝贈禮的證偽》，他從歷史考據學層面，證明了中世紀教皇國用以立國的君士坦丁大帝贈圖遺囑是偽造文件，真真切切把教皇的祖墳給刨了。但這人發表了該文之后，還去了羅馬當了相當長時間的教皇御用顧問……

真不知教皇大人到底為何有此雅量。

言歸正傳，為什么哥白尼、馬丁·路德這幫人有如此大的勇氣，能夠做出如此驚世駭俗的獨立思考呢？

因為他們在大學里受到的就是鼓勵他們獨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維的教育，確切的講，就是邏輯學教育。

無論讀哥白尼的《天球運行論》、馬丁·路德的《論贖罪券的效能》還是洛倫佐·瓦拉的《論君士坦丁大帝贈禮的證偽》，你都能感到一種強烈的邏輯思辨力在貫穿其中——理清概念，找到矛盾，進行批判，重構邏輯，完成理論的協和。一個新體系就通過這樣一篇論文立起來了，它并不依附于教皇的權威或者別的什么之上，而是一種純粹理性的推演、“真理的凱旋”。這就是大學（本科）生的厲害之處，能有這份功夫的學生才是真正的大學生。

否則，單要學一份技藝以便謀生、糊口，那從本意上來講，大學生真的不如專科生，因為后者從中世紀起教的就是“糊口營生”，怎么裁縫、怎么做鞋、怎么鍛鋼、怎樣打鐵，做出來的東西馬上就能賣錢，比天天論證針尖上站幾個天使的中世紀大學要實在的多。

但是不得不說，今日的大學教育，很多時候，我們把大學生獨立思考那個根本能耐給忽視、乃至丟棄了。比如包剛升老師就在《如何進行有邏輯的思考》一章中對今天大學生邏輯力缺失的問題進行了反思。

但邏輯力其實是如此的重要、一個花了巨大時間和金錢代價讀到大學的學生，本來萬萬丟不得。包老師就在這一章中舉了那個例子：

1941年，在御前會議上，面對日美談判即將破裂，是否要對美開戰、一旦開戰日本有幾成勝算的問題，日本海軍軍令部長永野修身就說：“現在的問題，是病人已經病入膏肓，要不要動手術？動手術還有挽救的希望，不動手術就只能等死。”

這番話看似十分有道理，立刻說服了整個御前會議，包括天皇在內的各位。但是從邏輯學去反思一下這個論證——兩國談判破裂，是否要發動戰爭；與病人已經病入膏肓、要不要開刀做手術，本來就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兩者之間除了個別特性之外，有太多的不同要素。但永野修身用一個類比就把二者的不同要素全給屏蔽掉了，用病人必須做手術、論證了日本必須對美開戰。這是一個典型的邏輯謬誤，因為邏輯學上有句話，叫“一切類比，都是不當類比”，在做嚴肅的決策思考時，本不應該用類比邏輯去進行思維推進的。

其實日本在二戰中決策上犯得邏輯錯誤遠不止這一例，比如到了1945年山窮水盡之時，日本內閣又要討論是立刻投降還是爭取蘇聯調停，這個時候時任首相的鈴木貫一郎突發奇言：“斯大林和西鄉隆盛體格很像，都是大肚子，肯定是重情重義的好人，他一定會幫日本的！”

……像么？

于是日本就在首相的這番訓令下繼續堅持，直到堅持到挨了兩顆原子彈，“重情重義的好人”斯大林同志出兵偽滿洲國，盛情的把幾十萬關東軍“請”到西伯利亞去勞動改造為止。

稍有邏輯思維能力的人都能看出來鈴木貫一郎這話是多么不講邏輯，斯大林跟西鄉隆盛體格像又怎樣？像就一定必須是“重情重義的好人”？好人就必須幫日本的忙？

這思維跳躍，都從本州島跳到爪哇國去了。

但二戰時的日本人，從上到下，還真就這么想問題的。亦或者，上面還這樣黃腔走板的想想，平民百姓則根本想都不想，只被允許一個“天皇揮手我效忠”。

那最后也就活該演一出《重生之我在西伯利亞種土豆》了。

只能說，弱小不是罪過，甚至邪惡可能也不完全算，愚蠢蠻邗才是。

所以講邏輯真的時一件非常重要的訓練，我們今天常說“選擇大于努力”，不僅對一個國家，對一個民族，對一個個體，更是如此。在哪里生活，從事什么樣的工作，與什么人交往，怎樣安排自己的資產、感情——當你走出大學，步入社會之后，你會發現這些遠比你大學學了一個什么樣的專業更重要。它們，而不是你的專業，會最終決定你活成啥樣。

因為專業所教授你的只是知識，而怎樣獨立思考、做出選擇，不被他人輕易洗腦，這取決于你有多少智慧。知識可以通過再學習進行補齊，但智慧作為一種思維范式，一旦養成就很難再被改正。學會有邏輯的獨立思考，這確實是你上大學時最應該習得的習慣。

除了邏輯之外，包剛升老師還在書中講了許多類似的問題，比如“怎樣有效閱讀”是怎樣獲取知識，獲取什么樣的知識，怎樣有效寫作和演講是怎樣將知識消化后再產出，怎樣自我管理是如何有效利用時間和資源，怎樣辯論是如何達成交流與協作。怎樣仰望星空和腳踏實地是如何協調理想與現實……

我們父輩那一代人，很多人把讀大學的意義局限于身份的轉變——沒讀大學是工人，讀了大學就成了干部，或者知青想回城，考大學是最有效、體面的路徑。所謂“知識改變命運”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而到了我們這一代，從小受的教育也是“考個好大學才能找個好工作，將來掙大錢”，尤其是高考得高分、上名校，似乎意義就更在于此。

而現如今，當很多普通大學生，乃至名校生也找不到好工作時，好像讀大學這個事兒的意義何在就又讓中國人迷茫了。

其實從歷史的梳理當中你可以看出，從中世紀貴族、教士教育中脫胎出來的大學，真正的目的在培養學生成為公民（Citizen），而非職工（Artizan），成為主人（Master）而非匠人（Craftsman）。

這個“主人”并不是單指某項知識、精通某種技藝的大師，而是智慧的主人，能夠獨立學習、研究、有獲取新知、進行創造的能力，

也是思維的主人，獨立思考，不讓自己的大腦成為他人肆意的跑馬場；

更是命運的主人，理智而勇敢的做出選擇，敢于思辨，而不是隨波逐流，人云亦云；

最終也是你自己人生的主人——以什么樣的價值觀，為了什么而奮力活著，而不是如一根韭菜、隨風躺平，或者徒勞卷動、奔波、飄蕩。

如果你能從大學中接受這樣的訓練、培養這樣的習慣、成為公民與主人，方可以說，你的大學，讀來是不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