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元帥之子，曾被3個妻子拋棄，精神分裂后改寫中國幾代人命運

1953年，北京一間破舊的小屋，剛從精神病院出來的黃乃，正用發(fā)顫的手指摩挲一本俄文盲文書。沒人信他能干成什么，畢竟他連婚姻都守不住，眼睛也全瞎了，精神還一度崩潰。可誰能想到，就是這個被命運反復捶打的“廢人”，后來竟為中國盲人群體，親手“造”出了一套能讀、能寫、能傳下去的盲文系統(tǒng)？

黃乃的身份，說起來挺唬人，他是黃興的兒子。對，就是那位和孫中山一起推翻帝制的民國元勛。黃乃有這層“光環(huán)”，理論上來說非常好，可實際上呢？沒給他帶來半點好處，反而像一副沉重的鐐銬，到底發(fā)生了什么事情呢？原來父親在他還不滿月時就撒手人寰，家里窮得連件囫圇衣裳都湊不齊，全靠母親典當舊物勉強糊口。但這位母親硬是咬著牙，把他送進了長沙最好的小學。為什么？因為她看得清：這孩子眼里沒光，心里卻有火，只有好好學習，才能改變命運。

小時候的黃乃，是個“書癡”。放學不回家，蹲在書院街的舊書攤前，一待就是半天。攤主都煩了，沖他嚷：“小崽子，你又不買，天天在這兒蹭什么？”他也不惱，笑嘻嘻回一句：“我聞聞書香，也算沾點文氣。” 那時他右眼還好好的，只是兜里比臉還干凈，想買都買不起，說來也尷尬。

老天爺最喜歡開玩笑，在黃乃16歲那年，操場上飛來一腳足球，正中右眼，情況非常緊急。可當時他們家沒錢治，只能任由傷口潰爛，最后只能摘掉眼球，說起來也是心酸。換作別人，可能就此認命。可他呢？把臉貼在書頁上讀，鼻尖磨出厚繭，還跟老師打趣：“一只眼也夠用，只要心里亮堂。”

他后來跑到日本早稻田大學旁聽，白天聽課，晚上偷偷刻印抗日傳單。1937年之時，日軍全面侵華，他因“擾亂治安”被關(guān)進巢鴨監(jiān)獄。獄卒拿蘸水的麻繩抽他，逼他供出同志，他一聲不吭。即使他在那不見天日的牢房里，他每天也堅持一遍遍摸著盲文版《共產(chǎn)黨宣言》，并且還堅持做一件事情：用磨尖的牙刷柄在肥皂上刻下八個字：“民族存亡，匹夫有責，這就是他的覺悟以及信仰。”你說他軸不軸？可正是這份“軸”，讓他在后來的人生至暗時刻，沒徹底垮掉。

抗戰(zhàn)勝利后，他奔赴延安，靠著僅剩的左眼，熬夜寫《日本軍部研究》。連毛主席看了都點頭：“這個黃乃，是個日本通，非常不錯。” 本以為苦盡甘來，結(jié)果感情線卻接連崩盤，那么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兒？

原來黃乃的第一任妻子在戰(zhàn)亂中移情別戀，一封信甩過來：“我愛上別人了。” 黃乃沒吵沒鬧，半夜獨自爬上清涼山，對著黃河拉了一整夜二胡，琴聲嗚咽，像在替他哭，就這樣第一任感情也就這樣草草結(jié)束。黃乃的第二任妻子更狠，她在1949年冬天，收拾行李，牽著孩子頭也不回地走了，為什么呢？至今沒個準答案。黃乃追出門，腳下一滑，摔在雪地里，左眼被冰碴劃傷，從此，世界徹底黑了。

第三次婚姻更讓人心寒：女方怕受“三反”運動牽連，連夜遞了離婚申請。就這樣，黃乃三次被拋棄，最后來個一個精神防線徹底崩塌，說實話這種事情落在誰的頭上也惱火。后來黃乃開始夢游、幻聽、喃喃自語，最后被診斷為心因性精神分裂，送進了安定醫(yī)院，說起來也是非常的尷尬、無語。你就說說，在那個時候，誰還指望他能翻盤？只能默默接受現(xiàn)實。

1953年，病情稍穩(wěn)，他被安排到北京盲人福利會。在那里，他第一次真正接觸盲人群體，也第一次意識到一個殘酷現(xiàn)實：中國根本沒有自己的盲文！全國幾百萬盲人，只能用從美國引進的“紐約盲文”，但那套系統(tǒng)壓根沒法表達漢語的四聲和同音字。比如“媽”“麻”“馬”“罵”，在盲文里長得一模一樣，全靠猜。結(jié)果呢？絕大多數(shù)盲人一輩子都是文盲，活在無聲、無字、無望的孤島里。

那一刻，黃乃坐在黑暗中，心卻像被火燎著。他在想一個問題：“如果連文字都讀不懂，盲人怎么挺直腰桿做人？”于是，一個近乎瘋狂的念頭在他心里扎了根：我要為中國盲人，造一套屬于我們自己的盲文！

說干就干，他每月30塊錢生活費，硬是摳出20塊買舊銅板、鐵筆、牛皮紙；沒實驗室，就把單人床改成工作臺；手指磨出血泡，泡點鹽水接著摸；有天半夜從床上摔下來，額頭縫了七針，第二天照樣打孔刻字。黃乃的朋友笑他：“你是不是瘋了？”他淡淡回一句：“瘋子總比瞎子強。” 這話聽著心酸，卻是他骨子里的倔，最后他還是堅持了下來。

就這樣整整六年的時間，他反復推敲、六易其稿，終于搞出“漢語雙拼盲文”：聲母一方，韻母一方，再加一個調(diào)號表示四聲。這套系統(tǒng)不僅科學，還特別“中國”。為什么如此說呢？比如“中國”兩個字，盲人一摸，就知道是“zhōng guó”，而不是“中鍋”“忠果”之類的亂碼，不得不說確實是牛。

可光有方案沒用，得有人信、有人推。1972年之時，黃乃被下放到湖北沙洋干校養(yǎng)豬，也是在這里，他遇到了生命里的那個人。一個雨后的黃昏，女記者安琳來采訪這位“老病號”，推門一看：一個瘦得脫相的男人，蹲在豬圈邊，膝蓋上放著盲文板，一邊刻字一邊輕哼《國際歌》。

安琳當場就沒忍住淚崩了，回去后，她每周給他寄兩封信，一封用墨水寫，方便別人讀給他聽，一封用盲文戳，讓他親手“看”到，足見安琳的細心。后來安琳陪黃乃跑教育部、出版局，為盲文教材爭取經(jīng)費，她甚至把自家半間屋子騰出來當工作室，大力支持黃乃的工作和事業(yè)，就這樣他們二人建立起了不錯的感情基礎，關(guān)系非常要好。

在1978年之時，兩人順利結(jié)婚。在婚禮上，黃乃摸索著把一枚銅質(zhì)盲文板塞進她手里：“我什么都沒有，只有這個，他真誠而樸實。” 安琳含淚回應：“你給了千萬盲人世界，也給了我，已經(jīng)很了不起了。”

功夫不負有心人，終于在1980年，《漢語雙拼盲文方案》被國家五部委聯(lián)合推廣。接下來十年，他帶領(lǐng)團隊編寫260種盲文教材，累計1.2億頁，相當于把《四庫全書》重印三遍！全國盲校從4所猛增到82所，無數(shù)盲人通過盲文考上中專、大學，甚至走出國門。1987年，北京圖書館開設首個盲文閱覽室，黃乃顫抖著撫摸第一本盲文藏書，哽咽道：“中國盲人能看書，我死也閉眼。”

后來，黃乃由于貢獻巨大，他成功成為首位獲得“有特殊貢獻專家”稱號的殘疾人，并且還推動《殘疾人保障法》明確：國家必須保障盲文出版，足見他的影響力之大。2004年，87歲的他因心衰離世。他的妻子安琳在整理遺物之時，卻發(fā)現(xiàn)一個秘密，在黃乃的床頭的小盒里發(fā)現(xiàn)12枚磨禿的盲文針，它們整整齊齊碼著，這不是盲文針，那是他一生燃燒的證據(jù)，也是他來過這個世界的最好見證，如果沒有黃乃就不會有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