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2月6日,初春第一個星期三的早上,南京市公安局四處警衛科文化干事吳崇民(時年27歲,警齡6年)突然被副處長陳良叫住:“小吳,跟我去開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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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參加公安工作的吳崇民,歷任南京市公安局辦事員、 科長、處長、指揮中心主任等職,1994年退休
一頭霧水的吳崇民跟著陳良進了時任南京市公安局副局長陳樂村的辦公室,兩人剛剛坐下,陳樂村就開門見山地說:“根據已繳獲的軍統敵檔,有個國民黨軍統特務‘劉時俠’在解放前夕出賣了我地下黨華中區第三工作委員會組織和人員名單,致使我十二名地下黨員被捕。其中‘三工委’主要負責人徐楚光(第三工委主任,1948年10月9日在南京雨花臺就義)、周鎬(原軍統南京站少將站長,1946年經徐楚光策反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負責策動孫良誠、劉汝明部起義失敗后被捕,1949年1月在南京雨花臺就義)等慘遭殺害,我們的任務就是要盡快查清‘劉時俠’的真名實姓并迅速將他捉拿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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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楚光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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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鎬烈士
“敵檔顯示‘劉時俠’祖籍宜春,此時他很可能已經逃回宜春老家。”陳良對吳崇民說道:“小吳啊,你上過大學、文化高,心又細,查戶籍檔案這種事比我們這些大老粗強多了,所以組織上把查找‘劉時俠’的任務交給你,有什么困難嗎?”
吳崇民立即起身立正:“沒有!堅決完成任務!”
“好!你準備準備,明天一早就去宜春!”陳樂村副局長命令道。
“是!”吳崇民向陳樂村和陳良敬了個禮,然后出了辦公室。
當晚,吳崇民連夜研究“劉時俠”的檔案,不打無準備之仗。
時年44歲的“劉時俠”1913年出生在宜春縣的一個貧民家庭,1930年為了“吃皇糧”而從軍,抗戰爆發前在國民黨軍中官至少校軍需主任,1941年隨孫良誠部投敵當了漢奸,在汪偽部隊中官至上校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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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良誠
日本無條件投降前,“劉時俠”所在的汪偽軍警衛三師在中共華中區“三工委”的策動下于1945年7月在六合縣起義,“劉時俠”因為積極做了一些聯絡工作而成為了“三工委”的重要策反對象。
1946年年底,徐楚光出任“三工委”主任,在武漢秘密籌建湘鄂民主聯軍工作,在徐楚光之前策反偽警衛三師起義時曾和“劉時俠”有過合作,于是就吸收“劉時俠”進入“三工委”,被委任為“三工委”的“京滬地區特派員”。
然而“劉時俠”在1946年7月由蘇北解放區接受任務返回南京后就立即通過洪幫大佬朱亞雄(這人既幫助蔣介石抓過共產黨,同時又利用幫會身份庇護了不少共產黨員和八路軍、新四軍傷員,是個爭議極大的人物)主動聯系保密局“自首”,將“三工委”的人員名單和組織架構全部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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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亞雄
時任保密局副局長的毛人鳳立即委任“劉時俠”為上校特派員,打入“三工委”進行內線活動,并確定有關此案的一切情報和偵查行動,直接聽命于毛人鳳,換取了毛人鳳特批的“每月薪俸一石(約180斤)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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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人鳳
由于“劉時俠”的告密,導致“三工委”在南京和武漢的工作站完全被摧毀,徐楚光、周鎬、祝元福、王清瀚、謝慶云等十二名同志先后被捕,“三工委”幾乎癱瘓,損失極為慘重。“三工委”被破壞和北平地下黨電臺被破壞成了當時保密局最為得意吹噓的兩大案件,毛人鳳以此向蔣介石邀功,并要求擴大三千人的編制。由此可見“劉時俠”告密叛變的危害有多嚴重,對我黨地下工作造成的損失有多慘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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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周鎬一同被捕的祝元福、王清瀚、謝慶云,最終一起在雨花臺就義
由于破獲“三工委”案的“功勞”,毛人鳳給“劉時俠”請功,并擢升其為保密局南京站情報處上校副處長——
當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和第三野戰軍發起渡江戰役,“百萬雄師過大江”突破國民黨軍苦心經營的長江防線后,南京岌岌可危,留在南京城里的國民黨軍政官員們人心惶惶,“劉時俠”就在這個時候“不辭而別”,不知所蹤。
2月7日一早,吳崇民懷揣著南京市公安局開的介紹信獨自一人踏上了前往宜春的火車——
在一路顛簸來到宜春縣公安局安頓下來后,吳崇民就開始查看宜春縣的戶籍檔案,結果用了十五天查遍了整個縣城所有姓劉的男性戶籍檔案(總共六萬多份)都沒有發現有叫“劉時俠”的。眼睛被熬紅的吳崇民不甘心,又向配合他工作的宜春縣公安局戶籍股的同志打聽宜春的劉姓在哪里聚居較多?得到的回答是縣城外的金瑞區(今宜春市袁州區金瑞鎮)。
于是,吳崇民又親自前往金瑞區的劉姓聚居地進行挨家挨戶的走訪,前后走訪了將近二百戶,結果依然一無所獲。
吳崇民依舊不氣餒,又在戶籍股的配合下圈定了查找條件——40~50歲,解放前曾經在南京做過事或者長期居住過。以這個條件又在男性劉姓居民的戶籍檔案中又查了一輪,終于查出了一個叫劉賢端的人解放前居住在南京,是1949年回的老家,回老家的時間剛好就在南京解放前——
這讓吳崇民喜出望外、如獲至寶,立即對劉賢端的社會關系開展深入調查。
據了解,劉賢端的妻子在金瑞區的一所小學當校醫。吳崇民即刻找到校長說明來意,希望了解一下這位女校醫的情況。校長非常配合,告訴吳崇民:這位女校醫家中有老母、丈夫和兩兒一女,大兒子15歲,小兒子3歲,女兒8歲。她的丈夫劉賢端在金瑞區的一家小飯店當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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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 會計
在告別校長后,此時臨近午時飯點,吳崇民就順著校長指引的道路來到這家小飯店吃飯,在叫了一碗面條狼吞虎咽吃完付錢時,吳崇民和這個會計劉賢端打了個照面,趁著對方數錢的時候仔細端詳了一下他的樣貌,發現和軍統特務檔案中的“劉時俠”的照片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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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的小飯店后廚
多年后,已經是南京市公安局處級干部的吳崇民回憶起當時的心情依然激動不已:“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要知道我從離開南京到發現他已經足足花了20天!”
強壓住內心狂喜的吳崇民立即回到宜春縣公安局,用那里的電話叫通了南京市公安局陳樂村副局長的辦公室電話,向陳樂村匯報:“我找到‘劉時俠’了!”
陳樂村大喜:“盯住他,我馬上派人來增援!”
吳崇民放下電話后立即請求宜春縣公安局的同志立即把劉賢端給監視起來——
2月28日傍晚,南京市公安局刑警大隊的兩名偵查員趕到宜春縣和吳崇民匯合,并在宜春縣公安局刑偵股的配合下突襲了劉賢端的家,將睡夢中的劉賢端控制,塞進一輛吉普車連夜押送回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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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公安民警使用的美制“威利斯”吉普車
劉賢端到案后,陳樂村副局長將他交給預審科的老預審員劉兆慈主審,吳崇民負責記錄,此時的劉賢端早就沒有“保密局上校副處長”的威風,垂頭喪氣地對自己出賣“三工委”十二名同志罪行供認不諱,并且表示自己當時之所以叛變,是因為當時國統區物價飛漲,解放區給他的生活費完全無法讓他在南京生活,再加上他早年貧窮,懼怕再過那種饑一頓飽一頓的苦日子,所以才選擇為了每月一石米而叛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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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審訊犯人的民警
到最后,劉賢端涕淚橫流地懺悔道:“我也是出生在一個窮苦人家,不應該為了每月一石米而背叛革命,出賣自己的朋友和同志,現在說什么都晚了。事已至此,只求速死。”
1957年12月30日,劉賢端被判處死刑并在徐楚光、周鎬等烈士英勇就義的雨花臺執行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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