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
“我們無法阻止技術浪潮，但我們能選擇如何乘風破浪。”一、制度才是“看不見的手”
2024年12月8日，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主禮堂。
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國家為什么會失敗》作者達龍·阿西莫格魯走上講臺，臺下掌聲雷動。
他的問題，直擊全球經濟的靈魂——
為什么有的國家富裕，有的國家貧窮？
為什么同樣的技術，在不同社會卻帶來了截然不同的命運？
阿西莫格魯的答案是：制度決定繁榮。
不是“你擁有什么機器”，而是“誰能使用那臺機器、為誰創造財富”。
他提出了一個簡潔而深刻的框架：
效用-技術可能性前沿（Utility–Technology Possibility Frontier）
在給定技術條件下，這條“前沿”描繪了社會所能達到的最大繁榮。
制度不同，前沿的位置就不同：
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推動前沿向外擴張；
榨取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讓前沿收縮。
技術可以是利劍，也可以是枷鎖。關鍵在于，誰握著它。
二、殖民時代的“原罪”：制度塑造命運
阿西莫格魯與詹姆斯·羅賓遜的研究，從殖民史中找到了答案。
在高死亡率地區（如熱帶非洲），歐洲殖民者不定居，只掠奪資源，
于是建立起以壓榨為核心的制度。
而在氣候溫和、適宜定居的地區（如北美），殖民者建立了產權保護與政治參與制度。
這便是“殖民起源假說”：
初始制度差異，決定了現代繁榮的格局。
如今的美國與危地馬拉、博茨瓦納與剛果——
貧富分化的根源，不在自然稟賦，而在制度選擇。
制度一旦確立，就會產生路徑依賴，這既有思維慣性的因素，也有既定利益集團的頑固不化。
社會像一列駛入軌道的列車，想要轉向，極其困難。而汲取型國家只會學習和模仿包容型國家的技術，卻從不會模仿其制度。
三、工業化：當精英決定技術方向
第二次命運分岔，出現在工業革命。
蒸汽機、電力、工廠的出現，并沒有自動帶來繁榮。
關鍵在于：社會是否允許技術打破舊的權力格局。
在英國與美國，包容制度讓企業家創新、工人組織、政府反壟斷；
在拉美，地主與寡頭拒絕技術擴散，寧可停滯也要維持權力。
結果顯而易見：
英美走向工業社會；
拉美陷入資源壟斷與低效增長的循環。
阿西莫格魯指出：
“技術的命運，最終取決于權力結構。”四、進步時代：制度的自我修復
20世紀初，美國工業化帶來了壟斷與不平等。
但美國并未沉淪，而是通過制度改革實現“自我修復”：
《謝爾曼反托拉斯法》打擊壟斷；
建立聯邦儲備體系；
推行累進所得稅制度。
這些改革重新分配了權力，讓新技術的紅利更廣泛地惠及社會。
阿西莫格魯稱之為：“制度前沿的上移”。
這是包容性制度最強大的能力——糾偏與再分配的能力。
五、AI時代：第三個“殖民節點”
當阿西莫格魯談到人工智能，全場陷入沉思。
他警告說，AI并非中立，它正在重塑社會的權力格局。
如果AI被用來取代勞動、強化資本，
它將成為21世紀的“榨取性機器”。
——勞動者的議價權下降，
——中產階層萎縮，
——社會的繁榮前沿，反而可能倒退。
但另一條道路仍然存在：
如果AI被用于增強人類能力（human-complementary AI），
它能釋放新的創造力，讓繁榮重新擴張。
“未來五十年的命運，將取決于我們如何設計AI的制度。”六、歷史的回聲：三次分岔的共性
從殖民時代、工業革命到AI時代，
阿西莫格魯總結出三條共性：
初始差異被放大：小制度差異，在顛覆性時期決定國家命運；
權力斗爭塑造軌跡：精英與大眾的博弈，決定制度的方向；
意識形態影響技術：社會信念，決定技術是解放工具還是控制工具。
制度與技術，從來不是命運，而是選擇。
七、中國語境：AI浪潮下的制度抉擇
阿西莫格魯的理論，在今天的中國語境中，格外現實。
我們正站在他所說的“第三個殖民節點”——一個算法與資本驅動的新周期。
表面是技術競爭，本質卻是制度競爭。
誰能確保創新不被壟斷？
誰能讓技術紅利惠及多數人？
誰能讓AI成為“放大人”的力量，而非“替代人”的工具？
（1）警惕“過度自動化”的陷阱
AI與自動化正快速改變中國制造業。
效率提升的同時，勞動者議價權下降，中小企業被邊緣化。
“去人工化”若成為信仰，社會前沿或將收縮。
過去四十年，中國的奇跡來自包容增長；
未來四十年，若AI紅利集中于頭部資本與平臺，包容動力將被侵蝕，所有的小企業最后是否都會淪落到成為大企業大平臺的工具？
（2）制度選擇：讓AI增強人，而非取代人
“親工人AI”（human-complementary AI）是阿西莫格魯提出的關鍵方向。
對中國而言，這意味著：
教育制度要更靈活，培養AI時代的新型勞動者；
企業制度要更透明，防止算法濫權與信息壟斷；
監管制度要更前瞻，讓創新與公正并行。
技術中立是假象，制度選擇才是真實。
（3）制度創新：中國方案的可能
AI讓權力重新集中于算法與資本。
要避免“數字封建化”，中國必須在制度上給出新答案。
通過共建式AI治理體系——
讓科研機構、企業、政府與公眾共同參與，
定義AI的倫理邊界、分配規則與社會責任。
這不僅是監管問題，更是制度創新。
中國是否有可能率先提出兼顧效率與公平的AI制度模式？
這正是未來“制度紅利”的新來源。
八、人類始終有能力，讓技術向善
阿西莫格魯在演講結尾說：
“制度與技術不是宿命，而是人類意志的體現。”
從殖民地礦山到硅谷服務器，
人類一次次被技術重塑。
但他讓我們看到：
真正決定繁榮的，不是算法，不是機器，
而是制度設計與人的能動性。
如果我們能以制度智慧引導AI浪潮，
讓技術服務于人類、服務于共同繁榮，
那這場智能革命，將不只是技術的勝利，
更是制度自信與人類意志的勝利。
最后的警告：
當AI成為新的“殖民力量”，
我們是否還能保持制度的清醒？
繁榮，從不只是增長的問題，
而是選擇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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