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習明個案研究的立場與方法——以《魯磨路》和《街角社會》為例

王習明

（溫州大學）

《魯磨路》的全稱是《魯磨路：城管、小販與街頭秩序》（呂德文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25），以武漢市魯磨路為個案，生動展示了城管和小販在魯磨路不斷攻防、拉扯的戲劇畫面，刻畫了城管和小販的復雜群像，以及他們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不同角色，揭示了中國城市街頭秩序生成的機制；《街角社會》的全稱是《街角社會：一個意大利人貧民區的社會結構》（[美]威廉·富特·懷特著，黃育馥譯，商務印書館，1994）以美國波士頓北區的一個意大利貧民區為個案，記錄和分析了街頭青年的生活狀況、非正式組織（幫、俱樂部等）的內部結構及活動方式，以及他們與周圍社會（主要是非法團伙成員和政治組織）的關系，揭示了美國貧民區的社會結構及相互作用方式。兩部著作成書的時間雖然相隔80多年（其中《街角社會》的首版于1943年），但都是基于長期的實地調研的個案研究，都是從內部視角來研究且有作者在研究現場的角色介紹和研究過程描述——《魯磨路》主要集中在第一章，《街角社會》主要集中在附錄；經驗描述都很生動，讀者有身臨其境之感；理論分析都很自然，讀者有恍然大悟的感覺；且文風直白，可以當成非虛構的文學作品來閱讀。這兩部著作是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特別是以實地調研進行個案研究的學生和學者的比較好的范本。個案研究也包括根據第二手資料（如檔案資料、歷史資料）對某個事件或區域所做研究，如杜贊奇的《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和孔飛力的《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本文所稱的個案研究僅限于在現場實地調研，關于現場實地調研的系統分析可以參看賀雪峰的《在野之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和《認識中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2025年）、呂德文的《做接地氣的調查研究》（東方出版社，2023年），下面僅從立場、方法兩個方面以這兩部著作為例做簡要分析。

一、研究的立場：有機知識分子

研究的立場既指研究者的站位，即研究出發點和目的；又指研究者的民族（國家）立場、階級立場。

有社會責任感的學者，研究的出發點和目的大多是使命與興趣的結合。《魯磨路》的作者經常用“好玩”來概括，“好玩”不僅指有趣而且指有意義。《魯磨路》的作者是華中鄉土派的重要成員。華中鄉土派認為，有意義的研究一定是對認識中國、建立有主體性的中國社會科學有貢獻的研究，其問題一定來自田野即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實踐；只有經常到田野進行實地調研，長期浸泡在田野中，才能形成經驗質感，提出有意義的問題；在一個有經驗質感的研究者那里，處處都是田野，處處都有故事（《認識中國》第221-262頁）。

《魯磨路》以“城管”為研究對象，是因為當時對城管有許多誤解。《街角社會》以貧民區為研究對象，是因為作者“家庭生活非常幸福”“毫無風險”“從來不必去為任何事情奮斗”，想跳出作者“以前一直所在的那個狹小的社會圈子”“去深入了解那些活動和信仰均與自己截然不同的個人和群體”，并為貧民區的人辦點兒好事（第366-368頁）、為建立一門關于社會的科學作出貢獻（第463頁）。

研究者的民族（國家）立場、階級立場涉及意識形態與研究客觀性（即科學性）問題。任何社會科學研究都不可能絕對超越意識形態、完全價值中立，但好的經驗研究也可以在經驗與理論的來回穿梭中減少意識形態的影響，揭示社會的內在機制。《魯磨路》用“有機知識分子”概括自己的立場。“有機知識分子”這一概念是葛蘭西在《獄中札記》提出的，其含義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葛蘭西認為，每個知識分子都是特定階級的有機組成部分、每個階級要取得統治地位都必須有知識分子專門從事思想生產（即意識形態建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早就提出了類似的觀點：“分工也以精神勞動和物質勞動的分工的形式在統治階級中間表現出來，因此在這個階級內部，一部分人是作為該階級的思想家出現的，他們是這一階級的積極的、有概括能力的意識形態家”“每一個企圖取代舊統治階級的新階級，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就是說，這在觀念上的表達就是：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們描繪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第551、552頁）。二是知識分子要與大眾結合，即要有底層立場。葛蘭西認為，無產階級知識分子要爭取意識形態的話語權，不僅要教育和啟蒙大眾，而且要積極參加群眾運動，因為知識分子自身的發展、自身在數量和質量上得到壯大和提高是與群眾運動緊密相連的。《魯磨路》的“有機知識分子”兼有這兩個方面的含義。它認為，有機知識分子并不諱言其秉持的意識形態在田野工作中受到的困擾，并不試圖在參與式調查中保持中立，而是融入經驗世界中去，以期更好地把握內中機制（第18頁）；有機知識分子不能抽象地為特定組織和群體站臺，而是要分析特定組織的功能和性質，識別特定的意識形態和話語是和哪一個具體的群體相聯系，在此基礎上才能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并形成公共知識（第19頁）；底層立場并不天然摒棄國家視角，國家視角和底層立場之間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第21-22頁）。《街角社會》的作者出身于一個地位牢固的美國中上層階級家庭，其研究得到了哈佛大學研究員學會頒發的研究員基金的資助（第366-369頁）。事實上，兩部著作都沒有超越國家立場和階級立場，但都為社會科學作出了貢獻，揭示某種社會機制，生產了公共知識。《魯磨路》既體現了中國共產黨通過中國式現代化為中國人民謀幸福（將保障和改善民生視為夯實執政基礎現實途徑）的理念和制度安排，又展現了中國城市化過程中在保護弱勢群體（小販）生存發展權利（即進城農民實現“城市夢”）與提高城市化現代化水平（如保障道路暢通和提高快行通道的通行速度）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也揭示了“違規”空間在城管、小販之間互動過程中形成灰色秩序的機制，為研究中國的街頭治理提供了范例。《街角社會》既體現了美國注重民主選舉和團體活動的理念，詳細地描述了幫、俱樂部等團體的組織機制及其與競選政治的關系，又揭露了競選政治和種族歧視對貧民區的不利影響，揭示出貧民區不能向上流動的原因不在于貧民區本身沒有組織而在于其組織未能與它周圍社會（建立在競選民主基礎上的政治社會）的結構融為一體，其研究方法和研究結論成為社區組織研究的基礎。

總的來說，立場問題的關鍵是既要有底層立場，同情弱者；又要有社會科學者的求真務實操守，不死守某個具體意識形態話語，敢于在經驗研究中挑戰和批判既有意識形態的某個具體結論。如《魯磨路》認為小販作為一種職業群體在整體上是弱勢群體，值得同情，但并不認為每個小販都是弱勢的，每一個抗拒城管的行動都是合乎情理的。

二、方法：參與式觀察法、機制分析法

實地調查的個案研究方法，主要涉及三個環節的方法：一是田野工作環節的方法，即實地調查方法。包括如何選取調研對象（即田野現場）、如何確定調研時間、以何身份或角色進場和在場、如何觀察、如何訪談、如何座談、如何參與等；二是理論提煉環節的方法，即從經驗中提煉理論（即一般性結論）的方法；三是表述環節的方法，即研究成果的文本呈現方式。

（一）田野工作方法：參與式觀察法

選取調研對象即確定調研現場，既要考慮調研現場的大小，又要考慮調研現場的區域或類型，都要遵循可操作性原則。調研現場可大到一國，如托克維爾的《論美國的民主》；也可小到一個自然村，如林耀華的《金翼》、費孝通的《江村經濟》；關鍵是調研者能深入進去，調研者可從整體上把握現場的社會結構。華中鄉土派認為，研究生或旨在培養經驗質感的學者田野調查的最佳單位是村莊。考慮調研現場的區域或類型，就是要考慮調研現場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即代表性或典型性。《魯磨路》的調研現場是武漢市的一條連接城市繁華商業區與鄉村的街道，武漢市是中國中部人口最多的城市，于2011年掀起“城管”革命，創新了不少柔性執法方式，其中一些事件就發生在這條街道（第17頁），具有典型性；位于作者的工作地點附近，方便作者在單位與調研地點來回；《街角社會》的調研現場是美國波士頓北區的一個意大利貧民區，波士頓是美國東北部的新英格地區的最大城市，這個貧民區在波士頓人口密度最大，具有典型性；作者的學校——哈佛大學就在波士頓，方便作者回大學宿舍洗澡，作者居住的貧民區洗澡不方便。

調研時間可根據調研主題及調研者實際情況靈活決定。如一般的人類學研究都要超過兩年時間（因為要學習當地的語言、熟悉風俗人情），但費孝通的《江村經濟》的田野調研時間只有兩個月，因為費孝通已有豐富的調研經驗，且江村（開弦弓村）是其家鄉，不需要學習語言，對其文化和社會結構也相當熟悉。華中鄉土派認為，對村莊的調研時間一般在兩周左右。《街角社會》的田野工作時間最初計劃為3年，后來又申請延長3年（只批了一年），但實際為3.5年，其原因是作者沒有實地調研經驗，又要學習意大利語。

實地調研進場和在場的身份和角色問題的核心是研究者要取得研究對象的信任、方便全面和深入地獲取現場信息，如果在某個現場的調研時間較長，最好是完全融入現場，被研究對象當成自己人（至少是朋友）。《街角社會》認為，研究者也和被研究者一樣，是一個社會動物，也要扮演某種角色，也有個性要求（第364頁）。懷特曾試圖完全融入研究對象（貧民區街角青年）的生活中去，不僅居住在貧民區，成為所居住家庭的家庭成員、街角青年群體領導人的朋友，而且與他們一起打保齡球、喝酒、爭論。后來，懷特認識到，“人們并不希望我和他們一模一樣；事實上，只要我對他們很友好，感興趣，他們見我與他們不一樣，反而會感到很有意思，很高興。”（第392頁）《魯磨路》的作者為了獲取內部視角，曾在魯磨路城管中隊掛職（任編外協管員）；也曾帶領學生在路邊擺攤兩周。掛職體驗或扮演某種角色，固然是內部視角研究的好方法，但并不適合于每個研究者或有些研究主題。現場研究的學術倫理底線是，所有研究者都要尊重研究對象、保護研究對象的隱私，其研究應有利于研究對象的生活改善（至少不傷害研究對象）。兩部著作的作者在調研過程中和調研之后，都曾幫助過調研對象，并一直將對研究有過重大幫助的研究對象視為朋友。

觀察、訪談、座談、參與等都是參與式觀察法的具體方法，都是為了獲得田野的靈感和經驗質感，如果在一個現場調研10天以上一般都會用到，兩部著作都運用了。關于參與式觀察法的操作技術，《做接地氣的調查研究》第六章有詳細介紹。需要注意的是，在田野現場必須全身心投入，全息研究，調動所有感官，注意力高度集中；既要注重從整體上把握現場各個要素之間的結構性特征，又要特別關注經驗的意外；如果在村莊中調研，最好吃住在農戶家，以便全方位觀察和在茶余飯后的閑聊中發現經驗的意外；個別訪談和少數人座談都不要預設具體的問題，只提出半結構的話題，不刻意搜集資料和統計數據，鼓勵調研對象圍繞話題自由發言。

（二）從經驗中提煉理論的方法：在經驗與理論中來回穿梭

從經驗中提煉理論，又稱為走出個案，就是從具體的、特殊的個案得出有助于理解社會的一般性結論，能解釋類似的個案。《街角社會》認為，“個案研究可以發現一致性，這些一致性可以在其他個案中，從實驗中和（或）數量上進一步得到檢驗。此外，個案研究還可以得出一些見解，導致作者或其他人在理論上取得進展。”（第405頁）從經驗中提煉理論，就是在田野內部提問題、在現象之間找關聯、在關聯中發現邏輯，切忌用理論套經驗、用理論對話代替經驗分析；要對已經感知的經驗特別是經驗意外或經驗悖論加以整合、分解，在經驗與理論（實為從經驗中總結或推理出的機制，而不是抽象的理論或熟知的常識）中來回穿梭，從豐富復雜的經驗現象中提取要素，建立要素之間的關系及其約束條件，提出有助于理解類似個案的結論。從經驗中提煉理論，要在調研的過程中開始，即在經驗的現場開始。如果在集體調研，每天晚上的總結討論就是提煉理論；如果單獨調研，每天應有一個思考總結的時間，以便尋找經驗現象之間的關聯及其邏輯。在離開現場寫作調研報告或個案研究論文時，進行理論提煉也要還原現場，在現場的具體場景中進行思考。在經驗與理論中來回穿梭，就是將田野現場有條理地描述和再現、大膽地想象（含邏輯推理）和假設、從各個角度對經驗進行歸納或演繹、對假設和想象的理論進行驗證等融合在一起，并不斷重復、不斷推進。

（三）研究成果的文本呈現方式：內含因果機制的敘事法

個案成果的文本呈現方式多種多樣，其結構既可以按事件發展的時間順序敘述，如林耀華的《金翼》；又可以按構成個案場景的社會要素分別描述，如費孝通的《江村經濟》。但不論哪種結構，都要將個案的社會場景特別是能體現重要要素關系的社會結構完整地展現出來，其描述和敘事要內含因果機制。《魯磨路》以敘事法呈現——依事件序列鋪展故事情節，但這一事件卻是建立在特定的結構和制度基礎上，通過機制分析來實現，內含因果機制的社會過程（第26頁）；全書共十章，大體分為場景描述（第一二章）、人物（小販、城管）刻畫（第三四五章）、治理機制展示（第六至十章）三大部分，每章都有事件——小販與城管在街頭互動的過程，都揭示街頭秩序生成的機制；每章都有能展現街道布局和小販與城管關系的示意圖。《街角社會》分為三編：街角青年和男大學生、非法團伙成員和政治家、結論，每編都是從人物活動揭示群體內部成員關系（組織結構）及其群體之間的社會關系。兩部著作都沒有專章或專節的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即使在提煉理論過程中也沒有大段的理論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