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鄭智化被“提溜”起來后：那不只是臺階，是尊嚴的溝壑

這幾天，歌手鄭智化在深圳機場的一段經歷，在網上掀起了不小的波瀾。

事情不復雜。鄭智化先是發微博，言辭激烈地吐槽在深圳機場乘坐輪椅無法順利登機，描述自己“連滾帶爬”才上了飛機。

這番控訴立刻引來了眾多關注與聲援。然而，隨后機場方面公布了現場視頻，顯示他并非“連滾帶爬”，而是在兩位工作人員的協助下，較為平穩地被抬上了飛機。

輿論瞬間反轉，許多人開始嘲笑鄭智化“打臉”、“矯情”、“夸大其詞”。緊接著，鄭智化刪除了原微博，并發表了致歉聲明，為自己“情緒化”的言論向機場工作人員表達了歉意。

風波看似以一場“烏龍”和當事人的道歉收場。但事情，真的就這么簡單嗎？

很多人，包括當時嘲諷得最起勁的那部分人，他們的邏輯很直接：幸虧有視頻為證！你看，明明有人幫你，把你安全送上了飛機，你非但不感激，還說什么“連滾帶爬”，這不是污蔑好心人嗎？

這里有一個非常關鍵的疑問：鄭智化自己難道不知道有監控視頻嗎？他發出那條微博時，難道預判不到對方可能會拿出視頻證據？一個經歷過人生大風大浪、在演藝圈沉浮幾十年的藝人，會沖動到編織一個如此容易被戳穿的謊言？

恐怕不是。他憤怒的點，根本不在“有沒有人幫”，而在于“為什么我非得被這樣幫”。

根據現場情況分析，問題出在登機橋的升降臺與飛機艙門之間，形成了一個臺階。

對于依靠輪椅行動的人而言，這個臺階就是一道天塹。鄭智化所期望的，或許是一個非常樸素、非常基本的場景：我不用驚動任何人，可以像其他乘客一樣，獨立、安靜地操縱自己的輪椅，平穩地進入機艙。

但這個最基本的期望落空了。他無法靠自己逾越那個臺階。于是，他只能“被安排”。在眾目睽睽之下，被兩個（雖然是善意的）陌生人從輪椅上提溜起來，搬過那個障礙。這個過程，徹底剝奪了他的自主性。

很多身體健全的人完全無法理解這種“本可以靠我自己，卻被迫依賴他人”所帶來的屈辱感。在我們的普遍認知里，殘疾人“本該”寸步難行，現在有機場工作人員——這個社會的“好心人”——來“服侍”你，幫你把事辦成了，你難道不應該感激嗎？我們理所當然地會反問：“不是有人幫你了嗎？這還不行嗎？”

我們把“有幫”等同于“幫好”，把“解決了物理位移”等同于“提供了有尊嚴的體驗”。這中間，隔著一道巨大的認知鴻溝。

而從許多殘障人士的視角來看，事情是另一個樣子。他們認為：一個理想的、文明的社會，本應有我的一席之地。這種“容身”，不是出于憐憫和額外的“幫助”，而是通過固定的、完善的硬件設施來實現的。它應該是無障礙通道、是合規的升降平臺、是設計合理的衛生間……是這些讓我能像所有人一樣，獨立自主地生活、出行。

他們需要的不是一個隨時待命、需要麻煩別人的“人力解決方案”，他們需要的是那個本應存在、卻缺失了的“斜坡”。當設施完善時，他們是一個自由的個體；當設施缺失，只能依靠人力時，他們在感受幫助的同時，也強烈地感受到自己成了一個“拖累”，一個需要被特殊處理的“麻煩”。

這種由于公共設施的不完善，導致個人獨立人格被剝奪、被迫陷入窘境的體驗，會催生一種源于“屈辱”的憤怒。這種感受，對于絕大多數從未經歷過類似困境的普通人來說，太陌生了。于是，這種正當的憤怒，非常容易被簡單地讀解為“不知好歹”和“矯情”。

我們常常歌頌“互相幫助”的美德，這當然沒錯。但一個更高級、更文明的社會，應該追求的是在“互相著想”的基礎上，通過制度與設計，讓這種“幫助”不必每次都如此興師動眾、如此彰顯差異。

好的社會，不僅僅是在你跌倒時有人扶你，更是提前鋪平道路，讓你有能力自己走穩。深圳機場的這次風波，那個卡住的升降臺，就像我們社會無障礙環境建設的一個隱喻：想法是好的，人也到位了，但最關鍵的、最體現平等與尊嚴的那個細節，卻“差了一點”。

這一點，值得我們所有人深思，而不僅僅是嘲笑一個“道歉”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