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朝鮮半島歷史話語的解構

△ 韓國假面舞

檀君與白頭山在朝鮮半島人的記憶中具有重要的符號意義。其中的檀君，從13世紀末見載于有意識建構朝鮮半島歷史譜系的《三國遺事》，殆至當代，經過七百余年的文學性塑造以及歷史性建構，完成了從稚嫩的神話元素至民族始祖的轉身；白頭山亦從《三國遺事》中的妙香山位移至今長白山。圍繞朝鮮半島人建構話語的歷程，以當今的視角來看，其關于歷史學的理論性考察疏離了以歷史本質為核心的思辨歷史哲學以及以歷史知識本質為核心的分析歷史哲學，局促于狹義歷史編纂學中的歷史敘述實踐蘊含了鮮活的民族主義精粹。解構相關文化符號，揆諸朝鮮與韓國歷史話語體系建構的文化基因，客觀審視東北區域內歷史記憶的共性與殊性，有助于認識的深入與澄清。

一、由檀君記事所見歷史話語體系的“層累”構筑

所謂“層累”地構筑歷史，始見于顧頡剛先生的《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認為中國傳說的古史系統，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不同時代“層累式的造成的”，“時代愈后，傳說的古史時期愈長”。例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圣賢是禹，孔子時代出現了堯舜，及至戰國時代出現黃帝、神農，到秦代又出現了“三皇”，漢代以后則出現了“盤古”；“時代愈后，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我們這里不細論“古史辯”派的是非，但“層累”的構成說一度引起關注。13世紀末，“檀君”見載于文獻，在其后的數百年間，相關記事越來越豐滿，迄今成為朝鮮建國始祖的代名詞。在對這一話語體系進行梳理時，我們清晰地看到，“層累”的歷史認知，直至當代，仍然在歷史話語體系的構筑中實踐著。

（一）檀君記事于13世紀末始見于史籍

“朝鮮”一詞，最早見載于《管子》，其云：“海內玉幣有七筴，……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毤服而以為幣乎！”這里的“朝鮮”，所指為箕氏朝鮮（前1045至前195）。有關于箕氏朝鮮的史事，散見于《周易》《尚書》《史記》《漢書》《后漢書》等文獻之中，朝鮮半島的文獻《三國史記》《三國遺事》《帝王韻記》《東史綱目》等亦對相關史事有所記述，尤其是朝鮮王朝，有《箕子志》《箕子實紀》《箕子外紀》等專門記述。

“古朝鮮”最早見載于高麗僧人一然（1206—1289）所著之《三國遺事》（約1272年成書）。一然為“古朝鮮”所做注為“王儉朝鮮”，其云：“乃往二千載，有檀君王儉。立都阿斯達開國號‘朝鮮’。”文中以神話的形式，記述了檀君在平壤立國“朝鮮”，這亦是“檀君”首次見載于文獻。不過，在《三國遺事》的同一部分記載中，同時記述了箕子受封于“朝鮮”。另外，對衛滿朝鮮亦持肯定態度。與一然同一時代的高麗王朝李承休（1224—1301）著有《帝王韻紀》（約1278年成書），對“檀君”亦有記載。

從文獻檢索的情況來看，“檀君”以及“檀君朝鮮”的記事初現于13世紀末，其時，東亞的局勢概略言之，大體為：高麗熙宗二年（1206），鐵木真建立蒙古國；高宗五年（1218），高麗對蒙古稱臣奉貢；高宗四十年（1259），蒙古派達魯花赤入高麗監國，高麗成為蒙古附庸，世子入質于大都。高麗元宗十五年（1274，元至元十一年）、忠烈王七年（1281，至元十八年），元軍兩次征日本，皆路由高麗，并由高麗提供船艦物資。在這種情形下，高麗產生民族意識的自覺，并以朝鮮半島本土民族為中心，構建了檀君神話。

△ 《三國遺事》

（二）檀君朝鮮記事的豐滿

一然的記述，從神話的角度較為完整，但在后人的記述中，神話的色彩漸漸褪去，建國始祖的話語體系逐漸確立。

其一，將檀君與中國東北古族聯系起來。《帝王韻記》之“扶余”下有注，即“《檀君本紀》曰：‘與非西岬河伯之女婚而生男，名夫婁’”。將扶余同檀君聯系起來；在“檀君”下注曰“檀雄天王”。同時指出，檀君“據朝鮮之域為王，故尸羅、高禮、南北沃沮、東北扶余、穢與貊皆檀君之壽也”。可見，已將“朝鮮”的轄區范圍擴大到了南北沃沮、東北扶余、穢貊等民族的居住地區。

其二，將檀君神話的衍生范圍圈定在朝鮮半島大同江流域一帶。朝鮮王朝《世宗實錄·地理志》將前人關于檀君的故事內容綜合在一起，在平安道條中記述道：“《檀君古記》云：上帝桓因有庶子名雄，意欲下化人間，受天三印，降太白山神檀樹下，是為檀雄天王。令孫女飲藥成人身，與檀樹神婚而生男，名檀君，立國號曰朝鮮。朝鮮、尸羅、高禮、南北沃沮、東北扶余、穢與貊，皆檀君之理。檀君聘娶非西岬河伯之女，生子曰夫婁，是謂東扶余王。檀君與唐堯同日而立，至禹會涂山，遣太子夫婁朝焉。享國一千三十八年，至殷武丁八年乙未，入阿斯達為神。今文化縣九月山。”這樣，檀君就有了一個明確的勢力范圍，即在平安道一帶。

其三，確立檀君后繼者的世系。朝鮮王朝《世宗實錄·地理志》載，文化縣東有三圣祠。所謂“三圣”，系指檀君、其父桓雄以及其祖桓因。16世紀，趙汝籍在《青鶴集》中云：“桓因真人，受業于明由，明由受業于廣成子。”同時，夫婁、夫蘇、夫虞以及夫余等檀君四個兒子的名字首次見載。李宜白（1711—？）的《梧溪日志集》中有《檀君世系詳探記》，羅列了檀君后裔的名字。至《桓檀古記》，則明確記有四十七代檀君的世系，細致到在位時間，同時亦有編年紀事。盡管該書沒有明確標注成書時間，不過，根據書中相關信息，比如檀君朝鮮阿斯達“即今松花江哈爾濱也”的記載，可知該書成于20世紀初。由此可見，檀君記事持續至近代仍然在不斷豐滿與完善，被從神話中建構至現實世界。

（三）檀君與“朝鮮”的關系在文本中的嬗變

1392年（洪武二十五年），高麗權臣李成桂驅逐恭讓王自立為主，并向明朝請國號，朱元璋以“最美”之“朝鮮”賜之，朝鮮王朝建立。李氏君臣為了政權的正統性，極力推崇土著的檀君，在建國之初，禮曹典書趙璞等上書稱：“檀君，東方始受命之主；箕子，始興教化之君。”然而朝鮮太宗十二年（1412），禮曹右忝議許稠指出：“本國之有箕子，猶中國之有帝堯，乞于箕子之廟，依朝廷祀堯之例祭之。”同年，因“朝鮮檀君”“實吾東方始祖”，宜祀而無廟，故于箕子廟配享。世宗七年（1425），司醞注簿鄭陟上書稱，謁箕子祠堂時見到“箕子之位在北向南，檀君之位在東向西”。世宗十二年（1430），在平壤建檀君祠，不過，廟里同時亦有高句麗始祖，“檀君在西，東明在東，皆南向”。世宗十九年（1437），朝鮮王朝定祭祀規格：“箕子，中祀，殿位版書‘朝鮮始祖箕子’。”“檀君，中祀，……殿檀君位版書‘朝鮮檀君’”。檀君的地位從一定程度上得到明確。

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后，中國被迫放棄對朝鮮的宗主權。1905年，日本迫使朝鮮簽訂“乙巳條約”，朝鮮降為日本附屬。次年，“大韓帝國”以檀君紀年取代帝王年號，爾后各種獨立運動的文件多署“檀紀某年”。隨著民族主義興起，檀君走上宗教祭壇，1909年，以檀君為至尊的大宗教形成。自此，以檀君為核心的歷史認知呈現出比以往更為清晰的現代語意。

日本的占領，朝鮮人對于史學的自主研究受到壓制。然而，恰是在這種環境中方產生出《桓檀古記》這樣的著述。另外，申采浩等抗日愛國志士，在流亡俄國和中國期間，在批判殖民史觀的同時，以急進的民族主義史學觀激烈地批判所謂的“事大”史觀，并極力宣揚“檀君酋長論”“箕子邑尉論”等，將我國東北地區看成是韓民族的“舊疆”，從而將韓國古代的疆域從韓半島擴張至我國東北地區。在這種思潮的指導下，歪曲、篡改歷史，甚至主張“收復舊疆”，將滿洲作為“獨立復國之根據地”。朝鮮學界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對檀君問題進行討論。但是，由于在古朝鮮的位置、國家形成的時間，以及社會性質等問題上無法確定，故而沒有取得一致性的意見。隨著朝鮮科學院古典研究所研究室主任李相昊《檀君考》、李趾麟《古朝鮮研究》等文論的發表，檀君朝鮮得到肯定，其后這種肯定被納入到《朝鮮全史》的編纂之中。金日成指出，“為把我們的民族史確立于主體立場，應從過去被日帝全面抹殺了的檀君和古代朝鮮的歷史開始糾正”。1993年，朝鮮在平壤市江東郡江東邑西北不遠處的大樸山東南面山麓發掘“檀君陵”，證明“生于平壤”的檀君，“是古朝鮮的建國始祖”，檀君朝鮮的中心在平壤，疆域含及中國東北部分地區。

韓國學界對于檀君朝鮮是否存在，基本上有兩種意見。持肯定意見者，除所謂“在野派”學者之外，李丙燾、尹乃鉉、盧泰敦等也極力主張這一觀點。尹乃鉉認為古朝鮮就是檀君朝鮮，箕子朝鮮、衛滿朝鮮等交替事件并不是在古朝鮮中心地區發生的，而是在古朝鮮的西部發生的，尹乃鉉把列水、遼水、浿水、濡水等都看作現在的灤河。而李基東、李亨求、金榮來、徐榮洙則提出反對意見。同時，亦有韓國學者對朝鮮學界“發掘”的“檀君陵”提出質疑。但是，自1997年，韓國中學、高中教科書對檀君有述，“據稱是檀君王儉建立了古朝鮮”。2007年2月23日，韓國教育人力資源部宣布，將采用新編初中、高中歷史教科書，對古朝鮮事記為“檀君王儉建立了古朝鮮”。

綜上可見，檀君取代箕子成為朝鮮半島的民族始祖，從13世紀70年代見載，至20世紀末輔以考古發掘而成為定論，經歷了近800年的歷程。其間記事“層累”地豐滿。盡管在有關檀君的話語體系構筑的過程中，半島歷代學人累有質疑，但并不影響朝鮮、韓國關于檀君的始祖認知。

△ 韓國“開天節”（每年10月3日）紀念檀君游街活動

二、由“血”所鏈接的“統”

“韓民族為同一民族是搖撼不倒的學說”。由于單一民族的現實，在有關朝鮮半島歷史問題的探討中，有一種以“血統”來論說“政統”的方法，即以血統為核心判定，無限地提高甚至絕對地對民族屬性程度進行相關闡述，實現對古代不同政權間的鏈接，進而與今天的民族國家進行對接。

有學者將高仙芝看成是“來華朝鮮、韓國名人”，即“（在）中國活動的朝鮮民族的名人”，對從“遼東”移民到“五千一百里”之遙的內地的高句麗人后裔的民族屬性作定義，這種做法一方面忽略了高句麗歷史的真實性與其本來的民族屬性，另一方面混淆了高句麗族同高句麗族后裔這樣兩個不同的概念。其根本癥結在于，以現代民族國家“朝鮮”“韓國”“中國”的疆域為判斷標準，來討論歷史問題，并以血統輔證，導致許多無法解釋的歷史問題。民族是個歷史范疇，有一個產生、發展和消亡的過程。如果按照“血統”的邏輯論事，則歷史上只有民族的誕生和發展，而不會有民族的消亡。這不僅在理論上難以成立，而且在事實上也有諸多疑點不能自圓。

今天的朝鮮或韓國人之中，有不少人的祖先是中國的漢族，但我們并不認為他們本人不是朝鮮族。據研究，今天的朝鮮族按照姓氏的由來可以分為三類，即朝鮮固有姓氏、外來姓氏和來由不明的姓氏。第一類姓氏的數量不多，但外來姓氏人口比例極大，而在外來姓氏中，來自中國的姓氏占絕大多數，能確認從中國各地來到朝鮮半島定居并傳承下來的漢族姓氏，約有130多個，而這130多個漢姓的朝鮮人，皆不能說是“在朝中國人”。在現代中國的漢族之中，可以找到古代慕容鮮卑、契丹的后裔。據考，山東人的慕姓，就是復姓“慕容”氏的簡省；遠在云南西南地區，至今尚存契丹后裔約15萬余人。這些歷史上消亡民族的后裔在該族消亡之后，分別融入漢族以及其它民族之中。

針對渤海移民與朝鮮半島高麗人之間的關系，學界存在基于“血統”的解讀。其主張者主要是朝鮮學者，認為渤海人與朝鮮半島的高麗人是同一血統。《朝鮮通史》認為，公元7世紀末，朝鮮半島由過去高句麗、新羅、百濟三國并立變為渤海、新羅并立，直至王建統一朝鮮半島，建立王氏高麗王朝。因此，“渤海移民的遷徙，是世界封建史上一個特殊事例，是在遷徙者和土著居民基于同一血緣紐帶，雙方完全同意的情況下進行的”。這種認識是“模糊了兩個不同民族的族屬以及混淆了兩個民族之間的關系”。移民與移入地之間的關系，不能以“探根尋源”作為假想前提，并將此假想當作歷史真實作為移民目的進行判斷。民族是由無數個體組成的，這些個體曾經聚族而居，亦曾有個體遷徙并游離，而遷徙的方向并無統一的目標和規范，每一次或每一支移民都有個案性的背景條件。

毫無疑問，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任何一個民族的移動都沒有絕對的規律，很多移民在居地的選擇上存在偶然性。尋根性的移民有，但并不是普遍的，否則渤海移民就不會有多個流向，而應該只有一個，因為“血統”只有一個。所以，以“血緣”或“血統”來鏈接移民的流向，不是科學的邏輯。歷史上的渤海與新羅是并立的政權，新羅的繼承者王氏無從談及與渤海人同源，對此日本學者旗田巍、鳥山喜一、関尾史郎、李成巿，以及部分韓國學者有基本共識。

將渤海人與高麗人做血統的鏈接，依據的史料主要為《舊唐書·高麗傳》中關于大祚榮族屬的記載，“渤海靺鞨大祚榮者，本高麗別種也”。有學者認為，所謂“別種”，就是高句麗人的一支，也就是說，渤海是由高句麗遺民建立的，因而，渤海是高句麗的延續國家。“高麗別種”說亦分成兩種意見，一種認為在上層統治集團中高句麗人占據社會主導地位，但統治下層以靺鞨人居多；另一種認為渤海國的基本居民就是所謂的高句麗遺裔渤海人。關于高句麗遺民移居渤海的情況，有學者認為“渤海建國乃是高句麗復興運動的成果”，事實上，這一結論正是基于血統論提出來的。

基于“血統”的相關論說，容易針對歷史問題產生現實的紛擾。一方面，以“血”所鏈接的“統”，由于存在諸多不周延處，故而容易造成政權間的矛盾甚至沖突，遼朝蕭遜寧與高麗徐熙之間的高句麗歸屬之爭，即是這一問題在歷史上的表現；另一方面，血統論事實上是以刻舟求劍的思維方式看待民族的變遷，只片面地講血統或種族，而不是從整體上全面地去看待人們所具備的民族素質，以及所表現出來的民族特性，進而導致對歷史的誤解。

三、“名”與“實”之間

由于同處于漢字文化圈之內，古代東亞世界對于山川的命名常有名稱相同，而指代完全相左的情況。比如以“長白”或“白頭”命名的山，在歷史上多有重名者。我們以高麗王朝與朝鮮王朝的文獻為例，對“長白山”“白頭山”以及相關語匯進行檢索，發現歷史上的地名，存在名同實非的情況。

△ 2018年，文在寅與金正恩共同登頂“白頭山”

首先，關于“太伯山”。“檀君神話”中涉及有“太伯山”，據《三國遺事》載：“太白，今妙香山。”1530年成書的朝鮮王朝士人纂述的《新增東國輿地勝覽》指出：“妙香山，在府東一百三十里，一名太伯山。”后世學者常將太伯山（太白山）視為今妙香山。大約18世紀末，朝鮮王朝士人將太白山定位為白頭山或曰長白山。安鼎福（1712—1791）依據新羅文人崔志遠《上太師侍中狀》中關于“高句麗殘孽類，北依太白山下，國號渤海”的說法，謂“太白山”（太伯山）即“白頭山”，亦即長白山。其后，附和者漸眾。直到現在，還有不少人沿襲其觀點，將今長白山同“檀君神話”中的“太伯山”聯系起來，進而將中國東北視為“古朝鮮”的疆域。

其次，關于“白頭山”。學界對白頭山的認識較為模糊，有人認為“白頭山”僅是朝鮮、韓國對于長白山的稱謂，顯然是對歷史的誤會。事實上，“白頭山”之名源于古代中國，據《肅宗實錄》載：“長白山，胡人或稱白頭山，以長白故也。”“胡人”即女真人。可見“白頭山”同“長白山”一樣，是由古代中國人命名的。“白頭”是漢語的表述方式，意即遠望此山，白色的山頂如同白色的頭，故名。“白頭山”在文獻中指代情形復雜。據《世宗實錄》載：“右白頭山非本國境內，顯德鎮在高麗時革罷，別無靈驗，請并削祀典。”參照《新增東國輿地勝覽》，顯德鎮在永興西120里處，可知，永吉道（即咸鏡道）顯德鎮的“白頭山”是指今咸鏡南道永興西北、耀德之北的“白山”。另外，據《肅宗實錄》載：“自惠山由栢德嶺，過蘆隱東山至茂山，不過三四日程，而路不甚險，且處于白頭之南，長白之北，正是豆滿上流。”白頭與長白作為某一地方的參照物同時出現，可知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二座山。

三是，長白山有數座。《明宗實錄》載：“咸鏡道吉州長白山內面二處崩頹。”參照《新增東國輿地勝覽》載：“長白山，在縣西一百十六里。”“長白山為我主鎮，而前面崩頹。”這里的長白山，是今朝鮮咸鏡南道之檢德山；又據《顯宗實錄》載：“咸鏡道鏡城長白山下雪一尺許，日氣寒甚，大損稼穡。”《新增東國輿地勝覽》載：“白山，在府西一百十里，山勢甚峻，至五月雪始消，七月復有雪。山頂樹木矮小，土人亦謂之長白。”此山所指為朝鮮咸鏡北道咸鏡山脈。

四是，白頭山和長白山為同一座山。《新增東國輿地勝覽》指出：“白頭山，即長白山也，在府西七、八日程。……其巔有潭，周八十里，南流為鴨綠江，北流為松花江、為混同江，東北流為蘇下江，為速平江，東流為豆滿江。”同書又載：“白頭山，距府北三百三十里。”而惠山嶺“在府北九十五里”。因而，白頭山距離會寧約235里左右，應是中國之長白山。《新增東國輿地勝覽》認為鴨綠江、松花江、豆滿江皆發源于長白山（白頭山）是正確的。作為鴨綠江等三江的源頭，白頭山與長白山自然是同一座山。

通過對朝鮮半島文獻的簡單梳理可知，“長白山”或“白頭山”在不同的文本中，指代不同的山體。雖然名稱相同或相近，但在地理上卻相差甚遠，具體定位，宜根據文獻的語境客觀考證，方能準確判斷。望名定山，不僅會張冠李戴，同時也會因歷史常識的缺失而貽笑歷史。

朝鮮半島的現實是，生息著單一血統的民族，朝鮮、韓國二個民族國家并立。而歷史上，從區域秩序與政權治理的角度，則長期變動不居。對于曾經演繹在朝鮮半島上的歷史問題如何從學理的層面進行研究是學者們關注的。合理的學術話語體系的建立，需要詳實的資料，客觀的視角，以及措置恰當的民族國家對每一個學者的影響。同時，對于歷史問題的解讀，以東亞視域作大視角考察，會求得更多的學術共鳴。（節選自《歷史教學問題》，2019年第1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