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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守成還是變革?20世紀20年代,以“二高一陳”(高劍父、高奇峰兄弟及陳樹人)為代表、主張“折衷中西、融匯古今”的嶺南畫派與以潘致中、黃般若為代表、堅守“研究國畫,振興美術”的國畫研究會展開了一場關于“新”與“舊”的思想交鋒。
如果要深入了解廣東百年美術史,正在上海舉行的“其命惟新——廣東美術百年大展”絕對值得一看。這一展覽系統梳理了廣東美術從近現代到當道的百年發展脈絡,其主題“其命惟新”來自《詩經·大雅·文王》中的“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揭示了廣東美術“守正而出新”的文化基因。
中國近現代美術的開篇,正是從廣東寫起——事實上,不僅是美術,整個中國近現代社會文化的轉型都與廣東息息相關。
1904年,逃亡國外的康有為在參觀了歐洲一些著名博物館的藏品后表示:“吾國畫疏淺,遠不如之。此事亦當變法。”他主張“取歐畫寫形之精,以補吾國之短”,走中西結合之路。梁江稱,在今日看來,康有為的看法不無偏激,“但在清末民初沉悶已久的中國畫壇上,這變革吶喊是一塊擲入死水的石頭”。
究竟是守成還是變革?20世紀20年代,以“二高一陳”(高劍父、高奇峰兄弟及陳樹人)為代表、主張“折衷中西、融匯古今”的嶺南畫派與以潘致中、黃般若為代表、堅守“研究國畫,振興美術”的國畫研究會展開了一場關于“新”與“舊”的思想交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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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畫派的“二高一陳”。(圖/嶺南文化藝術館)
二者通常被稱為“傳統派”和“折衷派”。借用生物學的概念,文化學者羅韜先生將之稱為“提純派”和“雜交派”。在生物學上,為防止物種退化,有兩種方法:一是“提純復壯”,即把物種原有的優秀基因提純、壯大;二是“遠緣雜交”,通過雜交優勢對原有基因進行改良。在中國美術百年史上,既有“提純復壯”的思想主張,也有“遠緣雜交”的實踐。二者各有道理,而在實踐中,就會各有偏至,又各有貢獻。
這場思想交鋒的核心,是中國美術面對現代轉型的深層探索。一個世紀之后,它所關注的議題,仍然具有參考意義。日前,在楠楓書院舉辦的嶺南文化新講第三十三講《中國畫學的中西碰撞——二十年代廣東畫壇的“方黃爭論”》,就聚焦于此。本次講座特邀黃般若之子、美術史學者黃大德先生主講,羅韜先生擔任對談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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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嘉賓黃大德先生(右)和對談嘉賓羅韜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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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極具代表性的思想碰撞
1921年12月,“廣東省第一回美術展覽會”在廣州舉行。根據赤社美術會(廣州第一個西洋畫研究、創作團體)發起人之一胡根天在20世紀80年代的回憶,在此次美展籌辦階段,折衷派和傳統派互不相讓,出現了爭論。爭論的結果,就是參展國畫不得不分成兩部分,兩派評委各自推選本派別的作品。
“以后十多年間,雙方壁壘就筑得更厚,對立也更大,一直持續到對日抗戰時期及其以后才各有新的體會、新的諒解和新的動向。”胡根天說。
1926年,黃般若在其主編的《國畫研究會特刊》上集中刊發潘致中、李鳳公、張谷雛、黃賓虹等人的文章,系統地闡發堅持傳統立場以發展中國畫的觀點。隨后,高劍父的學生方人定在高劍父的授意下寫了一篇《新國畫與舊國畫》,講述國畫應如何改革,并稱傳統派“保守”“守舊”。隨即,雙方展開了隔空擂臺戰。當時代表傳統派出戰的主將是黃般若,代表折衷派的則是方人定,所以史稱“方黃爭論”。
黃大德認為,“這場論爭其實并非方黃在爭,只不過論爭以方、黃二人開始,最后又以他們二人的文章結束,所以以兩人的姓氏而名之。今天重新審視,其本質就是捍衛傳統文化,是對中國文化主體性與現代性出路的深刻思辨。它推動了藝術理論的自覺與建構,其影響甚至輻射至全國,成為中國近現代美術史上一次極具代表性的思想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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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大德先生。
“方黃爭論”歷時半年。有論者指出,其主要觀點分歧包括中國畫近世萎靡不振之原因、傳統文人畫的價值判斷、傳統寫生之有無、抄襲與創作、傳統文化的繼承與革新、東西方繪畫的融會與借鑒等。
比如,關于折衷派的抄襲問題,黃般若寫道:“嶺南三大家的藝術,純粹是日本得來,不單獨受日本畫影響,連畫稿多數抄日本畫稿。”赤社成員任真漢說,黃般若搜羅了一些日本畫家作品的圖片,與折衷派所詡為創作的作品的圖片在報上并列刊出,“簡直使折衷派沒有反擊余地”。
黃大德還指出,胡根天稱兩派在抗戰后有“新的諒解”,其實不然。1948年出現的新一輪論爭中,胡根天發表了《新國畫與折衷》《新國畫的建立問題》《民族藝術的建立》三篇文章,言辭也更激烈:“‘新派’‘創作’‘新國畫’‘新興藝術’‘嶺南派’‘新文人畫’‘新宋元畫’,這好幾個名詞又喊得令人聽了為之茫然。這已經是表明新國畫運動完全陷于一種浮動狀態。四十年來始終還彷徨于歧路。”
2015年,廣東美術館舉辦“世紀對話——嶺南畫派與廣東國畫研究會的學術論爭”館藏作品展。時任廣東美術館副館長江郁之表示,當我們回望這場論爭時,可以看到,雙方其實有著共同的愿望,就是為中國畫在當代語境下尋找出路。“論戰的雙方為中國畫的現代轉型展示了‘在傳統自身基礎上變革’和‘融合中西以改革’兩條思路,這兩條本應該并行不悖的思路在當時卻大有短兵相接、互不相讓、非此即彼之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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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對話——嶺南畫派與廣東國畫研究會的學術論爭”現場。(圖/廣東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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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革命、文化的革命、繪畫的革命
羅韜認為,這場論爭的核心包含兩個方面:其一,初期的折衷派有抄襲現象;其二,我們中國畫的出路,是不是唯有寫實主義?
20世紀初,寫實主義在全世界仍然占據主流。電影《泰坦尼克號》中有一個情節:女主角露絲拿出畢加索的一幅畫,她的未婚夫卡爾——一個附庸風雅的上等人,對之嗤之以鼻。也就是說,至少在泰坦尼克號沉船事件發生的1912年,主流大眾對立體主義、表現主義等現代風格的態度是不屑的。而在東方,包括康有為、正岡子規等人,都覺得必須向西方學習,走寫實主義的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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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泰坦尼克號》)
但幾年后,風氣為之一變。表現主義在西方成為潮流,也影響了東方。日本人開始反觀東方藝術里所包含的表現主義或者被稱為“大寫意”的藝術風格的價值。也就是說,因為西方表現主義的興起,使東方人在繪畫上的文化自信有所恢復。
黃般若其實是有國際眼光的,他發現世界的風氣變了,于是重新反思中國自身的藝術特色。國畫研究會的人員構成,包括國粹派的骨干(如黃賓虹)、南社的骨干 (如潘達微、潘和、鄧爾雅等) ——南社本身就是國粹派在詩詞領域一個重要的社團。而國粹派的宗旨就是中華文化必須保留,他們對于中國文化、中國藝術有著強烈的自信心。
有清一代,“四王”(王時敏、王鑒、王原祁和王翚)的畫風占據統治地位。到了晚清,為什么會有人提出藝術革命、向西方學習,確實跟“四王”的沒落有一定關系,也跟滿清政權的沒落同步發生。政治的革命、文化的革命、繪畫的革命,這三者糾結在一起,變成同一個問題。
在羅韜看來,高劍父能取得那么高的聲望,就在于他剛好抓住了這三者,所以他掌握了高度的話語權。反之,國畫研究會就達不到,因此,它的話語權就遠遠不如折衷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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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劍父《東戰場的烈焰》(1932)。(圖/廣東美術館)
100多年后的今天,我們回過頭來看,就看到了以寫實主義來改造中國畫的缺陷。羅韜指出,最近原中央美術學院院長、著名油畫家靳尚誼提出“靳尚誼之問”:大寫意去哪兒了?
“四王”的沒落引起了繪畫的革命,以寫實的、西方的素描作為繪畫的基礎,起初有一定的革命性、合理性,也取得了成就。黃般若籌辦“中國近代五大家畫展”,除了任伯年、吳昌碩、齊白石、黃賓虹,徐悲鴻也入選了。黃般若本人的創作觀念,后來也有所變化,即吸收了西方的因素,但底子是傳統的。他并沒有排斥寫實主義。
“過分強調以西方素描的基礎作為全部美術教育的基礎,經過100年,它的副作用也出現了,所以才有了‘靳尚誼之問’。這也是我們回望100年前的方黃爭論,重新認識國畫研究會的貢獻及其堅守的價值,也就是今天談論這個話題的意義所在。”羅韜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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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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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藝術批評不應缺席
藝術沒有高下,沒有是非,沒有絕對正確。孰真孰假是有客觀標準的,而該寫實還是寫意,是沒有是非的。羅韜認為,總的來說,百年前這場爭論,對于雙方都有促進作用,各自都有一定的反省。
從作品的呈現來看,嶺南畫派經過一定的淬煉,初期幼稚的表現有所改進、進步,漸趨成熟,在傳統的筆墨上下功夫,去掉了日本氣,形成了自己的面目。國畫研究會代表人物黃般若走的則是一條更艱難的路——因為傳統的包袱太重了。這條路,1000多年來被前人不斷地探索,都走遍了。黃般若希望在中國的傳統筆墨上再進一步,羅韜猜想,他應該是很痛苦的。
當年參加論爭時,黃般若認為中國的傳統應該有所繼承和發揚,但具體應該怎么做,他實際上也是觀念先行。要等到二三十年之后,也就是50年代,他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筆墨語言。比如他的《木屋之火》,描繪的是港府放火燒木屋把窮人趕走這一新聞事件,十分寫實。他用散鋒筆法去畫濃煙和火焰,細處可以看到窮人逃難的情景,充滿悲憫之情。這才是黃般若創作上的大成之時。堅持中國的傳統,堅持中國的筆墨語言,這確實是一條光明之道,但也是一條曲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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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般若《木屋之火》。
羅韜將這一場論爭總結為“不可和之異同,也是不可缺之異同”。其一,雙方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彼此不可能互相學習;其二,我們的美術史不能沒有這樣的論爭,因為它會促成畫家的反思,并隨之進行調整。
真正的藝術批評不應該缺席。它的缺席,對于整個藝術市場以及大眾審美的提高都是無益的。“沒有真正的批評,要么是私下的詆毀,要么是庸俗的吹捧。這樣的兩極狀態,使我們的畫壇處于一種庸俗的狀態、沒有高下之分的狀態。”所以,我們會懷念這場真正的論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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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文化新講第三十三講
中國畫學的中西碰撞——二十年代廣東畫壇的“方黃論爭”
南方傳媒
楠楓書院、刀鋒時間
主講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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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大德,美術史學者,長期致力于廣東美術史研究,父親是著名畫家黃般若。
對談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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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韜,資深媒體人、文史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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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桃子醬
攝影|劉永光
編輯丨譚鑫
審核丨馬斯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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