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登苗：雙重斷裂的代價——答“錢學森之問”（四）

北京高校師生參加開國大典（資料圖片）

作者簡介：沈登苗，1957年生，浙江省慈溪市人，獨立學者，主要從事科舉學、教育史和歷史人文地理研究，著有《文化的薪火》（楊玉圣主編：《學術共同體文庫》，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一書，提出“一代難以成為學者”的原創理論，以此破解“錢學森之問”。

原載《社會科學論壇》2011年第7期，第64-85頁。收入沈登苗：《文化的薪火》（楊玉圣主編：《學術共同體文庫》），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

五、精英循環與急功近利濤聲依舊

20世紀的歷史證明，統治階級、社會精英的子女比其他階級階層的子女能得到更好的教育，更能成功的規律同樣適合社會主義國家。正如立足于學術價值中立的美國著名政治社會學家——利普塞特評述“蘇聯社會階層的形成與變動”時強調的：“有利于擴大特權和有利于社會地位的世代相傳的結構上的因索，是現存的一切社會制度中的共同特點。盡管是有意識地努力想急劇減少階層形成上的分化，但這種分化卻是重復出現” 。蘇聯如此，新中國也不例外。

(一)社會主義國家也改變不了精英自我循環的“主旋律”

有必要說明，本文所謂的精英循環，不是生吞目前學界流行的理論——在東歐劇變后非上流階層的一些人轉變為精英人物或替代老精英；主要獲益者將是那些轉型之初處于劣勢地位的人 。因為，撒列尼等精英循環理論不僅與漢語上對“循環”之本義的詮釋大異，更重要的是與東歐轉軌的實際相悖。我們說的精英循環，實質還是成功者的“重復”，類似由艾爾曼提出、李弘祺發揮的中國科舉考試中式者主要是“圈子內”“優秀分子的輪轉” 之觀點。在中國科舉社會，排除若干特殊年代，多數時期進士祖上三代有官職或有較高功名的占“三分之二弱”，橫向（水平）流動是科舉社會流動的“主旋律” 。此“主旋律”也適用于相對穩定后的社會主義國家文化精英的再生產。如蘇聯中后期，上流社會的“新血”以特權階層內部循環為主體；1990年代初的中國，社會流動率也不過是三分之一 。新世紀的流動率應更低。故具有普世價值的一些社會學現象和社會形態與性質并無關系。

1.蘇維埃時期社會流動頻繁的僅是第一、二代人

十月革命后，蘇聯文盲的大量掃除、初級教育的迅速發展，中高等教育在校學生階級成份的急劇改變，曾使蘇維埃人引以自豪的是他們第一次根本改變了——“一切都傾向于使一端從工人的和農民的子女中再生產出體力勞動者，而另一端從有產階級的兒童中再生產出‘選擇出未來的精英’”的教育制度 。“由于教育在決定個人職業位置和物質的、社會的報酬中的關鍵作用，所以在這一特殊領域中的改革是所有改進工人階級狀況中的最重要舉措” 。教育上的翻身，保證了勞動人民及其子女社會職業地位的普遍上升成為可能。

然而，人們忽略了這樣一些社會學和教育學現象：社會上下流動的頻率快速是暫時的、相對的，社會分層的存在是長期的、絕對的；各級教育都有可能高速發展的，但優質教育資源永遠是稀缺的；教育的平等是相對的，教育的不平等，如地區之間、城鄉之間、校際之間的不平等是絕對的；家庭富裕的、不需要子女做較多家務，更不需要他們去打工的家庭培養的學生與經濟拮據，校外的學習、休息時間都得不到保證的家庭出來的孩子的學習成績，多少是有差別的；經濟和社會地位中的嚴重的不平等也許是可以調節的，但父母為知識分子的家庭比父母沒有多少文化的家庭，其子女在競爭性考試中容易勝出的概率是不會改變的，因為，父母的文化(通常也是遺傳)優勢可以不受任何外部，如社會的、經濟的甚至空間的制約，在一定程度上會在自己的子女身上自然延續的。

因此，即使不考慮特權的因素，蘇維埃政權一旦穩定，招生制度回歸正常，“在其他條件相等的情況下，出身于較富裕家庭的子女，特別是出身于父母教育水平較高的家庭的子女，和來自師資水平特別高的大城市的學生等等，就有較多的進入高等學校的機會” 。

蘇聯1938年的統計數據顯示，占總人口17.7%的職員家庭的子女在高校學生中所占的比例是42.2%，占總人口79.7%的工農家庭的子女在高校學生中所占的比例是50%，則職員家庭的子女與工農出身的子女上大學的機會是3.8：1。要說明的是，這里的“職員”的概念非常籠統，泛指以腦力勞動為主的工作人員，其文化水平大致是接受過中等普通教育和不完全中等教育以上者。也就是說，若從“職員”層面再析出中高級官員的家庭與工農家庭相比，他們之間的差距會更大。同時，“3.8：1”僅是表面的數據，若按大學的性質或全日制與“部分時間制”畢業的學生分，還有不少的層次與門檻。“如國際關系學院或外貿學院，據說都是專為那些上等階層子女保留的”；“那些主要的技術學院顯然也有招收更大特權的階層的子弟的傾向”。

也許蘇共已有所意識。1938年后的相當長的時間內，類似“社會集團和高等學校學生”方面的比較完整的官方資料再也不公諸與眾了。但為數不多的“職員”階層“為全日制高等學校提供大多數學生”的事實，人們仍不難察覺。斯大林去死時，“學生成分中社會上層的子女所占的比例很高”。出身微賤的赫魯曉夫曾“不惜一切代價想為貧窮的學生爭得較多名額”，但他的“企圖”不僅從整體上講沒有成功，還“被正式指斥為輕率的謀劃”。繼赫氏之后的蘇聯，“如同許多別的國家的高等學校一樣培養出來的那個與眾不同的特權階層的優勢”， 仍無法撼動 。

可以說，從30年代中葉，即離阿芙洛爾號巡洋艦炮擊冬宮還不到一代人的時間開始，直至蘇聯解體，在接受高等教育方面，無論是入學概率還是所上大學的類型，上層集團的子女都占據絕對的優勢。這與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的“改革”或“叛變”無關。這是蘇聯半個世紀來既得利益集團極力維護自己的利益與教育學、社會學內在規律的合力使然。

教育是個人社會地位上升的決定條件。據對我國學者黃立茀就蘇聯社會兩大集團十一個階層整理的資料分析，總體上，個人所受的教育高低與他的社會地位成正比，父母的社會地位又決定了子女所受的教育，也影響了子女的社會地位。蘇聯革命勝利初期的基本階級，重新分化后又形成的階層各自又開始了新的循環 。

事實上，又正如利普塞特所揭示、前蘇聯學者所歸納的：“‘一開始’，即緊跟著十月革命之后，在蘇聯就產生了大規模的社會變動，但是，‘隨后’，社會開始穩定，而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就越來越‘像’一個資本主義社會，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相似之處將越來越大” 。到了蘇聯解體前后，曾經的權貴階層及其子女對資本占有的便利和對俄羅斯社會高級職位的壟斷，恐怕比沙俄時代的特權階層有過之而無不及了。如在社會資源再分配中有些管理干部一夜暴富，“在短短數年間，完成了資本主義國家數百年完成的資本原始積累的大部分過程”，而“1993年時的大企業家61%曾是任命官員”，其余部分則幾乎都是官員子女 。換句話說，“八·一九”后，俄羅斯的大實業家的職位被前蘇聯的官員及其家屬瓜分了。而共處社會轉型期的波蘭和匈牙利的經濟精英來源與俄羅斯同出一轍。同一時期俄羅斯的政治精英，以及俄、波、匈的文化精英的家庭背景，也與經濟精英大同小異 。而更耐人尋味的是，“俄羅斯轉型以后，有更多過去的普通人通過自己的奮斗進入社會上層” ，而波蘭和匈牙利的情形，也無不如此 。這不都是反證了原蘇式社會體制運行到后期，向上流動的門戶漸趨封閉了嗎？一批曾經解放了的人民，彈指之間，要等“解放”者的權力終結或蛻變后向上流動的門戶才開大，這是何等的諷刺與悲哀！這難道不是“蘇東波”危機發生或 “易幟”的根本原因之一嗎？歷史的教訓何其可取？

由此可見，這些曾經的社會主義國家在社會職業世代交替中，不僅沒有改變循環尤其是精英循環的“主旋律”，而且，“無產者”自己塑造的“主旋律”比一般的社會形態還快——似乎沒有超過五十年約二代人的時間的。而俄羅斯帝國后期，中高等學校學生的社會出身的主體，即使在橫向層面流動——城市中產階級、富農以微弱優勢取代貴族、僧侶——也花了六、七十年 。更遑論西諺所云的培養一個貴族需要三代！

2.新中國優質教育資源與向上流動機會逐漸向精英集團傾斜

與蘇聯一樣，1949年后的中國，原統治階層和剝削階級的子女壟斷教育的局面迅速打破，中高等學校學生的工農成分逐年提高。到1965年，“大學生中工農家庭出身的已占64.6%，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只占9.4%；中學生中工農家庭出身的已占77.9%，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只占5.2%” 。但盡管如此，仍有人抱怨，“文革”前“貧下中農子女上小學不易，上中學更難” 。那上大學就更不用說了。這里固然有“文革”話語的夸張成分，但也說明教育是受社會的與家庭的種種因素制約的，而當時上不了中小學的貧下中農的子女，許多是受制于自己家庭的經濟條件。這倒不是入校的學雜費問題(當時出身工農而家庭困難的基本上免費)，而是勞動力和家務問題。在生產率低下而又多子女的1950-1960年代的中國農村家庭，多一個孩子上學，就意味著家庭勞動力直接或間接的減少，經濟負擔加重。這一現象在城鎮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

故到急風暴雨式的時代過去、人們正常過日子時，在經濟的(如上)、政治的、地域的與文化的作用下，教育的分化也馬上出現了。就政治條件，我們免談“根正苗紅”與“黑色部落”之間的不平等，就是“根正苗紅”的內部也分等了。如建國初，各級政府遍設的干部子女小學辦學條件優渥。姑且不說休息日接送子女動用了大批的“高級干部的專用車”，也不說師資水平與學校環境，僅從學生與教職員的數量比，“根據1954-1955學年度小學報表材料，干部子女小學學生與員工的比例平均為6：1，而一般大城市普通小學學生與員工的比例為28：1，農村小學為35：1” 。也即一個干部子女小學所配備的教職員工，可供5-6個同樣規模的普通小學教職員工之需。對干部子女的照料，在中學也不含糊。自1953年中央決定設立重點中學至“文革”前，這些名校的學生“政府機關工作人員的子弟占了絕大多數” 。如北京101中學的學生多為高干子弟，辦學條件無與倫比。據以數學、語文雙百分考進去的資本家的女兒王容芬介紹，“當時我們班里除我以外，檔次最低的也是大使的兒子。別的人手帕都不會洗，可我得拆洗一家人的被褥” 。又再如，1950年代，入住天津“五大道”的皆為行政13級(含)以上的官員，他們的孩子“多在天津市實驗小學上學，中學則集中在耀華中學和當時的女一中、男一中”等名校 。時城鄉教育之間的差距也是顯而易見的。如各實驗小學、重點中學、大學“附小”和“附中”，幾乎都設在城市。還有，父母的文化程度在子女身上也體現出來了。如北京景山學校，經嚴格考試入學的工農子弟本來就少，進去后在“層層淘汰”中又相形見絀 。總之，“文革”前夕，新的統治階層、知識分子的子女在接受教育上的特權與優勢已顯山露水了。

“文革”以低層、群眾向各級當權派造反開始，卻以官員的子女更青睞、更能成為干部結束 ；以工人階級、貧下中農進駐、領導學校鬧起，卻以各級領導及其親友“走后門”上大學收場 。看1976年廈門大學學生的家庭職業分布，農民子女由1965年的47.05%下降至26.08 %，而干部子女由1965年的8.05%上升到36.17 %，這不僅遙居當年各階層的榜首，也是解放初到1980年7個統計年份中的最高值。1977、1978年新生的家庭職業分布更好玩。工人子弟占16.9%、農民子弟占11.6%，合計占28.5%；干部子弟占28.9%；學界子弟強烈反彈，解放后第一次取代了工人、農民階層——達到了24.3%。在廈大歷史上政界、學界子弟頭一回聯手過半 。北京大學1977、1978年新生中工農出身的也僅占27.5%，是1957年以來的再低點 。要不是恢復高考后頭幾年招生中“左”的思維還在，“許多優秀青年被‘政審’刷掉” ，占總人口九成的我國兩大領導階級的子女在北大、廈大所占的比例將更低，“一朝回到解放前”，也絕非戲言。可見，雖然縱向比，1949年后工農及其子弟接受教育的條件明顯改善，生活、文化水平有所提高，但誠如鄭若玲在她的博士論文中所敏銳觀察到的“總體上看，其社會地位的變化并不大。例如，盡管農民階層在建國后享有了與其他階層同等的政治地位，但其社會資本尤其是文化和經濟資本占有上的弱勢地位并沒有任何改變，仍然是一個處于中國社會階層結構金字塔底部的弱勢群體……工人階級的情形也大致相同” 。

改革開放后，隨著各階層、家庭財富差距的拉開，以及“對高等教育的投資日益趨向于依賴私人進行的成本補償”的力度逐年增加 ，父母經濟收入對子女受教育的影響開始突兀。從此，權力、經濟、文化——新中國第一次組成的“ 三駕馬車”——沿著為各階層子女鋪設的教育軌道行進。

1990年代，黨政干部、企業管理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子女上大學的機會與體力勞動的工人和農民相比：在高校總體中為9.6倍，在全國重點院校中接近15倍；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工農子女在高校中占不到45% ，在名校中的比例更低。如1991年，北大新生中工農家庭出身的僅占37.1% 。近年，謝作栩、王偉宜根據陸學藝的《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中歸納的十大階層為分類，“以組織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的占有狀況為標準”，對陜西、上海等10省市的50所高校的學生家庭狀況進行了調查。從收回的11645份的有效問卷表明：出身于“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經理人員、私營企業主、專業技術人員和個體工商戶”等五大較高階層的子女比出身于“辦事人員、商業服務業員工、產業工人、農業勞動者和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 “等五大較低階層的子女有2-6倍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其中，”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子女進部屬重點大學的機會是城鄉無業、失業、半失業者階層子女的18倍“；”私營企業主階層子女進民辦本科院校的機會“”是農業勞動者階層子女的87倍“。各階層的子女差異還表現在不同科類中的入學機會上。此外，”父親或母親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子女在入學機會方面存在顯著差異“，”且越是優勢的文化資源，其代際傳遞性越強“ 。

如果從”國家與社會管理者階層“中再析出”干部“，甚或在”干部“中又劃出等級，恐怕權力尤其是較高權力擁有者的子女享受的優質教育資源將更為明顯。正如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教育部原副部長吳啟迪曾就教育領域的一些熱點問題接受記者專訪時坦言的：“我們的干部子女，有幾個去讀職業學校” ？如此話語從一個長期從事、分管教育的高官口中說出，意味著什么呢？再如，“某些部隊內部至今仍在開辦干部子女班”。這些首長子弟能輕而易舉地完成學業，并分配到不錯的單位。“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子女班主要招收的對象還是些師團級干部的子女。也就是說，真正的高干子女還根本瞧不上這條道呢” ？聯系到“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2001年的歷史過程中，父親的干部身份都是影響子女獲得干部地位的最主要因素” ，那么，中國共產黨執政六十年，權力擁有者的子女能受到更好的教育、更能獲得權力或較高社會地位的規律始終沒有打破。

更令人不安的是，“贏者通吃”的邏輯在向中小學甚至幼稚園舒展。如最新的調查顯示，作為首善之地的北京，公立幼兒園奇缺，一些小區，“沒關系，沒門路，上公立園，休想”。而私立幼兒園“月收費3000元是起步價”，比上大學還貴 。而“小升初”在拼父母，則是“和諧號”中國當代教育的一道風景。再如，“超級中學正在壟斷一流大學入學資源”，“在不少省份，北大清華一半的招生名額被幾所高中占據” 。又據早幾年的估計，“在重點中學，干部、知識分子和高收入家庭子女占學生總數的70%以上” 。

可以假設和預測，今天，占全國總人口10-20%的政治、經濟、文化地位較高的社會階層，占據了重點大學三分之二的席位；若不發生意外，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重點大學的學生主要將在這些階層內部自我循環。也可以這么說，今天享受優質教育資源的群體，其父母的政治、社會、經濟地位與1949年前甚至科舉時代壟斷教育的那一族的家庭背景，并無太大的區別。

總之，新中國優質教育資源與向上流動機會向精英集團傾斜已成趨勢。也正如李路路教授所總結的：“無論在改革前還是在改革后，雖然中國城市社會在階級階層結構間存在著一定的流動性，但階級階層的自我循環或復制能力遠強于它們的流動性” 。而在眼前的中國精英再生產過程中，“由于干部群體作為既得利益者，在制度不健全的環境下，很少會考慮到草根階層的利益……”

嗚呼，真如世紀之交那位紅色公主曾感嘆的“二十世紀發生的所有事情讓許多話題已經無法討論” ……

那么，我們匯輯這類史料，并做一些社會學分析，除了對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后，對被推翻的統治階級和有產階層及其后代在文化教育上采取歧視的甚至剝奪的政策之必要性、合理性乃至道德性進行反思，對活生生地折斷中華民族千年文化薪傳的嚴重后果更感痛惜外，還要拷問的是，占有新中國優質教育資源的強勢群體，是否如同民國或蘇聯那樣創造了無愧于時代的科學和文化？

3.16：0——轉型后俄羅斯與中國獲一流科學獎之比

蘇聯后期，由于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等因素，基礎科學研究與世界先進水平的距離拉大。蘇聯解體后長時期的政局動蕩、經濟衰退、兩極分化、社會失范，也曾使俄羅斯的教育陷于危機，導致人才大量外流。說實在，許多人并沒有高看俄羅斯。可出乎人們意料的是，1992年以來，主要由原蘇聯時期培養的學子在世界科學舞臺上大放異彩——19年中共收獲了諾貝爾科學獎、沃爾夫數學獎、菲爾茲獎等16項世界頂尖的科學桂冠，獲獎數量在同一時期僅次于美國，與英國、法國難分仲伯而并列第二，俄羅斯民族的精英文化仿佛又重返了前斯大林時代，這也顯示了蘇聯后期的教育至少是世界準一流的。

可曾處于同樣的體制和意識形態下的中國，思想解凍與經濟體制的轉型比蘇聯早，發展的速度比他們快，國門洞開的時間與蘇聯同步，向西方派遣的留學生也眾多，教育經費的投入更是巨大，且社會相對穩定，人民生活逐步提高。遺撼的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我們與諾貝爾科學獎、沃爾夫數學獎、菲爾茲獎，仍無緣。盡管前蘇聯的教育、科學本來就比中國強，但也不至于如此懸殊吧？更何況許多蘇聯培養的科學家的獲獎成果是在西方國家做的。如包攬2010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倆位得主——海姆（已入籍荷蘭）、諾沃肖洛夫(英國/俄羅斯籍)，他們的創造性貢獻都是在英國的曼徹斯特大學問世的 。

我們認為，造成俄羅斯與中國“16：0”的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代際積累的差距是不可忽視的因素。蘇聯/俄羅斯，哪怕從二戰后算起，到今天也已有六十多年，在二、三代人的時間里，家庭積累上從未產生過整體的斷裂，多數職員、知識分子家庭的物質和文化都得以比較自然地延續，用不著未來的科學家們徒手拼搏；客觀條件和崇尚道德與精神的傳統使轉型前后的蘇聯/俄羅斯知識分子，除了權力與金錢，吸引他們的還有文化和學術。可中國大陸，由于“雙重斷裂”，浩劫過后家庭方面的“物質”、“精神”幾無繼承可言；改革開放僅三十多年，還不到一代半人的時間，至今活躍于前沿的科學家絕大多數是白手起家的，當他們進入求學的關鍵期或科學創造的最佳年齡時，很難得到家庭多方面的幫助與支持，寶貴的精力會耗在非學術甚至本能的生存上。而對科學競爭更不利的是，家庭初升時期的中國人，最聰明的腦袋大都會選擇做官或發財，鮮有獻身需要積累、不存在任何僥幸的學術的。隨著“官本位”思想的空前啟后，這一“國粹”將發揮得更加淋漓盡致。即使那些選擇了做學問的，許多人一旦在學術上遭到挫折，就會氣餒；而有了一定的成就或機會（包括留學生），又易移情權力或財富。此外，不同的學風也會帶來不同的收獲。

(二)急功近利的主導可能會給中國的教育與學術帶來新的災難

本文以很大的篇幅，論證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歧視乃至剝奪原統治階級、有產階層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以及急于求成、超速發展高等教育的決策是導致社會主義國家培養的高端學術人才，既普遍不如革命前，又不能與同時代的資本主義國家相提并論之最直接的兩個(技術)原因。

今天，極“左”歲月時的“血統論”之思潮不會再來。正常的話，自“文革”后的第一代大學生的后代開始，也即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開始，出現諾貝爾科學獎級成果的可能性會逐步增大；加上成果轉化的周期，我們預測，2020年代開始，中國大陸學人獲得諾貝爾科學獎級獎項的概率會明顯提高。可遺撼的是，當前急功近利的主導，將延長我們出人才的代際或獲成果的周期，說可能會給中國的教育與學術帶來新的災難，也不是危言聳聽。

上揭蘇聯/俄羅斯的史料顯示，從帝俄時代過來的讀書人能在蘇維埃政權下成為著名的學者；“十月革命”后培養的知識分子，不僅能在社會主義的蘇聯獲得各種諾獎，而且，在轉型后的俄羅斯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也都能問鼎諾貝爾科學獎、沃爾夫數學獎、菲爾茲獎。一句話，出不了或鮮有學術大師與社會主義制度本身并無必然的關聯。可耐人尋味的是，為什么，從蘇聯到東歐，從朝鮮 至中國又到古巴，社會主義國家在教育領域大都會急功近利、發生高等教育“大躍進”呢？更使人費解的是，已進入“知天命”的中國，又為何再搞更高速度的高等教育“大躍進”呢？

盡管1950年代，中國在高等教育發展上搞了三次躍進，在校大學生增長世所少見，但由于此后近20年大學的停滯乃至倒退，新中國的高等教育的總體發展并不快 。到了上世紀末，隨著國力的強大、經濟需求的增加和人民教育消費承受力的提高，以及當時國內外的其它因素，使我國的高等教育發展迎來了難得的機遇。故本來幾乎沒有人會反對高校“擴招”的。但任何事物都有一個“度”，過了這個“度”，就會向人們的意愿向反的方向走。

我們認為，在這次高校“擴招”中，沒有把握好“增長速度”、“時間跨度”和“層次廣度”這三個“度”。對此，海內外學者曾進行過多方面的論證和嚴厲的批評。如資深教育家、華中科技大學原校長朱九思明確指出：“從1998年以后的十年，大學的發展相當地混亂，主要原因是中央政府有兩項重要的、錯誤的決定：第一是大學的合并，第二是高校擴招” 。國內公開批評還在執行的政府決策，尤其是批評決策者還健在的政府決策是錯誤、失敗的，這在共和國歷史上極為罕見。可對高校“擴招”的尖銳批評卻不絕于耳。如楊建業認為：“1999年高校大躍進式的擴招對教育界簡直不啻是一場大災難” 。又有學者責問：“這場鬧劇將以怎樣的謝幕形式收場？誰來為這場鬧劇承當應有責任和歷史拷問” ？海外人士的抨擊更加毫不留情：“利益導向的教育改革能夠造就大躍進和泡沬，但不可持續”，“中國高等教育的泡沫破滅了”。“教育科研水平實際上離國際先進水平越來越遠”。在“粗放型、低層次的教育擴張”下，大學不能履行培養社會有用人才的基本功能，從而導致“大學、政府和社會之間已經開始走上惡性循環” 。

筆者僅從世界各國高等教育發展統計資料的角度作一補充與討論。

包括美國在內，多數國家尤其是高等教育搞得比較好又人口比較多的國家，一般不會以超常的速度去推進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如以美、英、德、法、瑞(典)、瑞(士)、荷、日、奧(地利)、丹、意、加、澳(大利亞)、比等14個諾獎大戶為例，除了一些國家在兩次世界大戰后頭幾年的恢復性增長外，幾乎不存在超常發展現象。據對上述國家1949-1993年（許多國家的高等教育從精英到大眾化的歷程就是此時完成的）628個學年的初步統計，在校大學生的年增幅達到或超過10%的有91次，占總數的14.5%，其中，年增幅超過20%的僅7次(內30%以下的6次)，只占總數的1.1%。 上述國家在這45年中，“擴招”力度最大、時間最長(年增幅連續10%以上)的是北歐小國丹麥，該國1961-1967年連續七年在校大學生的年平均增幅為16.6%。其次，也屬北歐的小國瑞典，該國1964-1969年連續六年在校大學生的年平均增幅為15% 。

可我們這次高校“擴招”是怎樣“給力”的呢？“從1999年至2004年，我國本專科招生的年增長率平均為26.1%，研究生招生的年增長率平均為28.6%”。高校規模，1998年在校大學生643萬，到2005年這個數字竄升至2300萬，是7年前的3.6倍；年增長率平均為20%。此后幾年的平均年增長率也不低 。也就是說，這次“擴招”速度是發達國家(還是小國)“最高速度”的1.2-1.4倍！至于“擴招”的規模和絕對值更不能同日而語了。

不要忘了，丹麥、瑞典都是高度發達的工業國家，GDP人均排名在世界名列前茅，“擴招”時的在校大學生分別只有1.08萬和4.93萬。可中國是個發展中國家，GDP人均排名世界100前后，“擴招”時的在校大學生數的起點是丹麥的600倍、瑞典的130倍！

從這一連串的數據比較，中國本輪的高校“擴招”是“超大躍進” ，說它“走火入魔”也不冤呵！

可問題的真正嚴重性還不止于此。

讓我們回顧一下1950年代影響共和國高等教育的兩件大事。第一，1952年的高校院系調整影響之所以深遠，是因為它從領頭的大學和共和國中樞之地發軔的，是毛澤東等戰略家們對民國遺留的高等學校做了釜底抽薪式的整合。第二，在一般人看來，1958年的高等教育“大躍進”聲勢浩大，負面的東西可能更甚。可實際上，相對而言，其“后遺癥”遠遠小于“院系調整”或生產建設中的“大躍進”。這是因為，那次躍進，以成人高校為主而不是以普通高校為主；以單科性學校為主而不是以綜合性大學為主；以建新校為主而不以原校挖潛為主；以內蒙古、江西等次要地區為主而不是以北京、上海等核心地區為主 。概而言之，高校主力未傷筋動骨。

又，眾所周知，兩戰后，美國將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重要職責主要賦予美國初級學院，也即今天所說的社區學院。換言之，美國高等教育大眾化并不影響其精英教育。

由此說明，對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產生決定性影響的主要是培養精英的綜合性大學、名牌大學。故我們認為，在特定時期，對二、三流大學，特別是培養實用性人才的高職院校等超常發展也沒有什么大不了的；工具型的專門家如同現代企業的產品一樣，可按模式大批量生產、上市的。可對培養精英的重點大學千萬不能說“擴”就“擴”的。首先，能勝任培養學術精英的教師不是一下子能“擴”出來的，而是需要長期磨練的；第二，也往往是一般人所忽略的，杰出學者，或者說既有天資，又有興趣更以學術為己任的學子是以人的自然生命——“代”的形式孕育的，而在以權力和金錢為主導、“食肉”階層言行不一、大學成了名利場、“知識界的風氣徹底變壞”、專業信用和道德聲譽破產 的當下中國，獻身學術的“那一代”的涌現只會退遲而絕對不會提前。因此，哪怕我們有了足夠的資金、天上又給中國丟下無數個教授，學術精英的大面積收獲也僅是一廂情愿而已。相反，只會打亂大學固有的節奏，再次稀釋相對優質的教育資源，包括品牌與聲譽。遺撼的是，我們真的是說“擴”就“擴”了。似乎除了朱清時任校長的中國科技大學，包括北大、清華等在內的名牌大學無一不“擴招”，甚至大“擴招”。而正如像吉林大學這樣公立的“航空母艦”吞噬無數的優質生源，才使新時期中國的私立大學成了高收費、低質量的代名詞 。

而這還不過癮。“擴招”后，“即使是像北大、清華那樣的國內一流重點大學，也辦有成人教育學院和高等職業技術教育學院，還有大量的網絡教育，自學考試輔導班”。“本來是中國最典型的研究型大學，卻主要是為了創收而花費許多精力去從事一般社區學院就能夠勝任的工作”，使“高等教育日益失去精英性” 。

所以，“一刀切”——把“擴招”的廣度幾乎涉及到所有地區、所有類型、所有層次的大學，這才是中國高等學校真正的痛！根據高等教育發展循序漸進的規律，中國大陸的高等教育必將會這近乎瘋狂的“擴招”付出難以承受的代價！

雖然中國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己積重難返，病入膏肓(肖雪慧語)。但教育決策的作用是長期的。如同1958年高等教育“大躍進”的失誤在幾十年后大家才達共識一樣，“從更深層的角度看，我國高等教育中的問題，在未來二三十年將會更嚴重”，也“可能會持續半個世紀之久” 。本文最后僅討論兩個已經出現的問題。

1.學風雪上加霜

學風是世風的縮影。學風下行不始于1999年，根源在“主席臺”、“前三排”及其急功近利的政績觀。如這次“擴招”，是政府制訂和出臺高校擴招政策在前，北京大學課題組完成擴招的必要性、可行性的專門研究報告在后，堪稱正常時期的非正常之舉，并且在相當短的時間內，在沒有任何政策實驗的基礎上就在全國高校大力實施。這種“教育決策過程是不可取的” ，也即中央政府在決策程序的科學性上做了壞榜樣。在事關民族千秋的問題上，執政者就這樣“拍腦袋”了，那還有什么草率之舉不可以做呢？接下來的數年間，在校大學生接連翻番，則意味著高校教師不勝重負。而面對民眾對教育質量的質疑，教育部門要“看上去很美”，那就包括“高校評估”、畢業生就業在內，上下弄虛，師生作假，“逼良為娼”。于是，適者生存，“逆淘汰”盛行；學風雪上加霜，環境每況愈下。只好對大量的學術浮燥、抄襲、剽竊，權學交易、學色交易等現象，聽之任之或不了了之。因為若大家都當真起來，不就為難了教育部嗎？——“擴招”大業如何進行？史無前例的政績怎樣去體現？盡管1949年后凡在文化教育上搞“史無前例”的，幾乎都是以失敗或留下嚴重的“后遺癥”而告終的。正如倪樂雄教授所擔憂的：“一種可怕的蛻變在培養國家和民族精英階層的象牙之塔中不可逆轉地發生著，這種學風與我民族的偉大復興事業嚴重不和諧，甚至對我們的未來將產生難以估量的災難！一代有一代之學風，我們這個時代的高校學風怎么會墮落到如此田地” ？我的回答(指學風惡化的加劇)是：以決策為引擎，以“擴招”為契機，以大學為舞臺，以部分人的升官發財為激勵。

2.最優秀的留學人才基本不回來

在所有關于人才培養的條件中，似乎僅學風看不見、摸不著，未能考量的。然而，學風是全部關于人才造就的“硬件”轉化為學術成果的保障，它好比軍隊中的士氣，在參與打仗的各方若其它條件相差不懸殊的話，士氣是勝負的決定因素。在學風下沉的國內學術界，有良知的學者作為個體可以獨善其身，但不能改變四周；而不能形成實事求是、進取向上的科研環境，則獨善其身者們的成效也會打折。更不能形成“人才聚集效應”或“人才共振效應”——碰撞出爆炸式的能量。所以，敗壞的學風已儼然成了留學人才回歸的“攔路虎”。

“中國科技信息研究所的一份研究成果表明，1997-2006年10年間，各學科排在前250名的高端人才，全世界共6097人，中國內地的只有4人；美國4016位中的2350人有出生地記錄，其中來自中國內地的有46人”。這則資料至少傳遞了以下幾個信息：第一，在國際學術界的高端人才群體中，在國內工作的學人不到千分之一，少到可以不計的地步。或者說，中國大陸尚不具備高端人才群體產生的條件與實力，無論哪一個學科？第二，假設國內的那4人都是“海歸”，也說明最優秀的海外學子九成以上不回國。悖論的是，正如作者所問，“這46人如果回到了國內，還能剩下幾位上榜” ？ 第三，如果有人說諾貝爾獎不全面，那么，這幾十個學科、各250人的排名總能說明問題了吧。

平心而論，無論是物質、生活還是政治氣候，當今是現代科學在中國誕生以來做學問條件最好的時期之一。可為何最優秀的留學人才不像戰亂時的民國學子那樣，義無反顧地回到生他養他的苦難的祖國共命運呢？為何不見如錢學森、華羅庚那樣的眾望所歸的人物呢？我們認為，大陸糟糕的學術環境是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之一。而在“頌圣文化”如魚得水、自信“風景這邊獨好”的國度，上層不愿承認“知識界的風氣徹底變壞”了、高等教育質量下降了；則教育主管部門才有底氣對眾人的批評置若罔聞 ，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也就不會去改變它 。而“正義感與理想也為現實的功利所淹沒……有話語權的上層精英多為富貴(名利)所淫，而多數尚未站穩腳跟，忙于為稻粱謀者，則可以說是為貧賤所移。多數人并非良知全泯，但感到無力和無奈，而抗拒則立即失去很多……” 的惡劣氛圍得不到好轉的話，最優秀的留學人才“用腳投票”的選擇就不會得到根本的改變。鑒于1950年以降，似乎沒有一宗諾貝爾科學獎成就是在發展中國家問世的，發展中國家籍的諾貝爾科學獎得主幾乎都是留學生的事實，則21世紀上葉，雖不排除中國大陸學者獲得諾貝爾科學獎級獎項的可能，但世界級的科技帥才成批涌現的可能性仍是很小的；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周年時，創造性人才的造就能達到民國教育那樣的水平恐怕也不是那么輕松的。

科學技術畢竟是伴隨著人類社會的整體進步而發展的，迄今為止，世界科學中心也是隨著社會文明發達地區的轉移而轉移的。創造性科學家是人類聰明智慧的化身、是無私奉獻的象征、是拚搏精神的代表、是普世價值的體現，總體上也是社會風尚和諧的產物。諾貝爾科學獎得主較多的國家，基本上也代表著人類社會發展的方向。這可以從當代美國是人們出國留學或高干子女、上流社會、各界精英移民的首選中得到最權威的注腳。故一個大國若長時期無人摘取諾貝爾科學獎之桂冠，或鮮有學術大師，那他就不能真正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歷史的長河中他的地位就不會很高，他所取得的其它成就也會因此而消淡。故一個大國長時期無人問津諾貝爾科學獎或鮮有學術大師，也不僅僅是一個純粹的教育問題、經濟問題……

“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而這種貢獻，在過去一個長時期內，則是太少了。這使我們感到慚愧”。半個多世紀前毛澤東在《紀念孫中山先生》 時的反思，今天還值得繼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