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空間秘探”,作者:武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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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富力萬達文華酒店即將以3.3億元起拍價被司法拍賣,廣州富力空港假日酒店甚至降價5000多萬元仍遭遇流拍……與這些高端酒店窘境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瀘州、昆明、福州、北京石景山區等地卻相繼出臺政策,對新評五星級酒店給予最高3000萬元補貼。五星酒店拍賣潮中,為啥地方還在“重金招五星”?
最高3000萬招五星酒店
最近,不少城市在高端酒店的投資上出手闊綽,仿佛在開展一場無聲的競賽。從西南的昆明到東南的福州,從首都北京到黃浦江邊的上海,各地紛紛出臺真金白銀的獎勵政策,吸引五星級酒店落戶。這背后,是城市對提升文旅競爭力的迫切渴望。
昆明的征求意見稿里寫著,凡是新建或改擴建達到國家五星標準的酒店,按固定投資額給予約2%的一次性補貼,單個項目封頂3000萬元。補貼還可以和貸款貼息、改造獎勵、營業額達標獎疊加使用。換句話說,昆明把吸引高端酒店當成市政工程來做,用真金白銀把項目拉過來。
此外,昆明草案對存量物業改造也做了安排:若達到五星標準并正式開業運營一年后,營業額達到特定區間(如 1.5 億元、1 億元、5000 萬元)便可獲得 150 萬、100 萬、50 萬的獎勵。
昆明的政策因為獎補金額驚人引發廣泛討論,但它不是孤例。在福建福州,地方政府也在 2025 年推出“住宿業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政策條款。對新增獲評五星級飯店的企業,給予一次性100萬元獎勵。這還不算完,要是酒店從四星升級到五星,而且之前沒拿過四星獎勵的,也能拿到100萬;已經拿過四星獎勵的,也能補個50萬的差價。他們的目標很明確,就是希望到2027年底,每個縣(市、區)至少新增1家四星級以上標準飯店或品牌酒店。
再看瀘州,新政策把演出、賽事、會展的激勵和酒店引進以及會展承接連成一套,凡是引進符合條件的高端品牌酒店,最高可享受500萬元的激勵。瀘州的思路明顯,是把酒店視為帶動本地演出和會展經濟的發動機。
除省會城市與主城區外,區/縣與園區層面的疊加補貼也在不少地方出現。例如在浙江杭州,蕭山區針對新評為國家級五星旅游飯店的項目,曾公開在區級專項資金中提出 80 萬元獎勵,對新入駐或者委托管理的品牌酒店,屬于全球酒店集團50強(以酒店業權威雜志《hotels》 公布的最新年度排名為準)的,并達到五星級標準的,且簽訂管理合同期限三年及以上的,給予40萬元的補助。把市級、區級、園區級疊加起來,名義上的“最高可得”往往超過單一口徑。實際到位多少,還要看績效條件和撥付程序。
一些城市已經兌現了獎勵承諾。浙江麗水在2025年3月公示,對兩家新評定的五星級旅游飯店各獎勵200萬元,總計400萬元已落實到位。重慶渝北區則根據當地政策,對成功創建五星級旅游飯店的重慶金陵大飯店給予了30萬元的一次性獎勵。
把這些政策并列起來看,可以發現,地方將五星酒店視為能夠“提升城市能級”的戰略性資產,愿意用財政與貼息作為誘因去縮短品牌決策的落地周期。同時,補貼模式也在變。過去常見一次性獎勵,現在更多是多條款捆綁。一次性獎勵、貼息、改造補貼、達標獎勵和數字化補助同時出現,目的不僅是給錢,更要把補貼和后續運營表現掛鉤,減少“拿了錢就跑路”的情況。
五星酒店頻繁送上拍賣臺
就在一些地方政府掏出真金白銀吸引五星級酒店的同時,另一邊,不少曾經的豪華酒店正被打包送上拍賣臺。
曾經號稱“全球最大豪華酒店業主”的富力地產,如今正在頻繁甩賣酒店資產。2025年4月,廣州富力空港假日酒店首次拍賣,起拍價從評估價3.96億元降至2.77億元,結果流拍。等到7月底,這家酒店進入變賣環節,價格進一步跌到2.22億元,相當于評估價的56%,依然無人出價。這并非孤例,富力在長沙的一家五星級酒店也在9月被以相當于市價8折的價格掛出拍賣。
這類豪華酒店“骨折價”甩賣的案例比比皆是。四川南充的天來大酒店,歷經十次流拍,最終從掛牌價9.08億元慘淡成交于2.208億元。南寧的富滿地大酒店更是經歷了5年31次法拍,最終以1.28億元成交,降價幅度約3.34億元,近乎三折。
2025 年上半年,亞洲旅宿大數據研究院的不完全統計顯示,全國拍賣或掛牌的“億元級酒店”超80家,但最終成交者僅約6家。也就是說,90%以上的標的未能成功成交。
這些被拍賣的酒店資產,大體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像富力旗下那樣,動輒數億元的大型豪華酒店。這類資產總價高,但往往背負著沉重的債務或者復雜的產權糾紛,如同一個背著沉重包袱的巨人,讓人望而卻步,所以流拍成了常態。另一類則是總價在千萬元到五千萬元之間的中小型單體酒店,它們構成了此次拍賣潮的主體。這些酒店多分布于二、三線城市或旅游景區,在連鎖品牌和經濟形勢的雙重擠壓下,生意難以為繼。
酒店資產被大規模甩賣的背后,是原業主深深的無奈。曾經的富力地產,通過收購萬達旗下大量酒店,一躍成為全球矚目的豪華酒店業主。然而,高杠桿收購積累的巨額債務,加上酒店業務自身的持續虧損,最終讓富力不堪重負。其財報顯示,2024年酒店業務虧損額高達26.19億元。為了回籠資金償債,出售酒店資產成了“斷臂求生”的選擇。
從市場層面看,高端酒店的整體經營環境正面臨挑戰。根據酒店行業數據服務提供商STR的統計,截至2024年9月,中國內地酒店的每間可售房收入、平均房價和入住率等多項關鍵指標均出現同比下降。其中,定位奢華的酒店為了維持客流,降價最為明顯,平均房價同比下降了6%。
消費觀念的轉變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如今的消費者,尤其是年輕群體,對老牌的“五星級酒店”已然“祛魅”。他們更為理性,注重性價比,不再單純為奢華的光環買單。同時,以亞朵、全季為代表的中端酒店,以其精準的定位和優質的服務,有效沖擊了原有的市場格局,分流了大量客源。
然而,并非所有五星級酒店都面臨這樣的困境。一些位于核心商圈、擁有穩定客戶群和良好品牌影響力的酒店,依然保持著較高的資產價值。這些酒店通常具備較強的品牌號召力和穩定的客源基礎,能夠在市場波動中保持相對穩定的運營狀況。
一面是新的激勵政策出臺,另一面是陳舊的資產被擺上貨架折價求售,這看似矛盾的現象,恰恰是中國酒店業正在經歷一場深刻洗牌與價值回歸的真實寫照。行業的游戲規則,已經變了。
城市與品牌“雙向奔赴”
城市爭著要五星級酒店,酒店品牌也想方設法在新地方扎根。這看起來是一拍即合的事,背后各有各的盤算。
地方為什么要花錢“請酒店”?一個五星級酒店對城市來說,遠不只是多了一家能住人的地方。以某一線城市舉辦的展會為例,展會期間,周邊 3 公里范圍內的酒店入住率從平時的 60% 左右飆升至 95% 以上,部分高端酒店甚至出現 “一房難求” 的情況,房價也較平日上漲 30%-50%。會議來了、消費動了、夜經濟活了,地方算的是帶動效應這筆賬。
2024年二季度,長沙五星級酒店平均入住率超過72%,排在全國前列。這么多人住酒店,帶來的不僅是住宿收入,還有餐飲、購物、娛樂等消費,住宿業的繁榮可以帶動關聯產業協同發展,從而形成“一業興、百業旺”的乘數效應。如雙節期間,臨安天目未來谷大型研學度假綜合體、涌村村落景區、萬麗酒店等一批新項目、新業態集中投入運營,成為拉動文旅消費的“新引擎”。
對很多二、三線城市來說,五星級酒店還是招商引資的配套。為招商引資與提升城市形象,各地政府將建五星級酒店寫進土拍文件,有的甚至立下軍令狀:規定時間內建不成,就要補交土地出讓金和滯納款。
此外,也是在為城市的存量物業找出路。很多城市手上有大批老樓、老賓館、舊廠房,這些存量資產正等著被“改頭換面”。土地越來越貴,新地塊稀缺,拆建成本又高,盤活存量成了城市更新的關鍵詞。而五星級酒店,恰好是這些老資產的“理想接盤方”。
過去的寫字樓、老賓館,甚至停業的百貨大樓,只要改造得當,就能重新煥發生命力。比如隨著大連一起成長的大連賓館(原名大和旅館)以“修舊如舊”的方式進行大規模修繕,將以費爾蒙酒店的面貌開門迎客;還有前身為“中國大飯店”,也將由書香酒店集團與萬豪國際集團宣布攜手打造上海書香心泊DESIGN HOTELS,也是DESIGN HOTELS(設計酒店)在中國大陸的唯一酒店……
酒店品牌這邊,算盤打得同樣精細,一線城市的地貴、競爭激烈,不如去二、三線城市“做深”,它們專找那些需求旺但競爭少的地方。長沙被業內稱為酒店洼地,到2023年才10家五星級酒店,比杭州、成都少一半。這種差距就是機會,所以柏悅、麗思卡爾頓都搶著進來。
洲際酒店集團大中華區副總裁曹斌在今年6月媒體會上分享,目前整個洲際酒店集團大中華區開業的酒店數60%是在二、三線城市。萬豪在大中華地區,2024年共簽署161個項目,涉及近3.1萬間客房,陸續進入濟南、衡陽、鄭州等二、三線城市,簽約儲備項目數量持續創新高。它們看中的,是城市發展潛力和政策紅利。地方補貼降低了前期投入,政府配套能幫忙打通審批和客源渠道,這對輕資產模式的酒店集團來說,是天然的“潤滑劑”。
國內品牌也在趁勢擴張,看中城市更新的機會窗口,華住、錦江酒店(中國區)、東呈這些集團,都在加碼老舊物業改造業務。首旅酒店集團旗下的高端奢華品牌管理平臺諾金國際將“如何讓老酒店煥發新活力”列為工作重點;錦江酒店(中國區)推出“金蟬計劃”,針對存量酒店提供輕量化改造方案……
當然,并不是所有的“奔赴”都能開出花。補貼只是開始,后續的經營才是關鍵。過去幾年,不少地方重金招來的五星級酒店,后來卻陷入運營困境。貴州某地一家國際品牌酒店,開業兩年后因客源不足被迫轉型為會議中心。湖南某市一家投資十多億的高端酒店,今年上半年在阿里資產拍賣平臺上流拍兩次,無人接盤。不難發現,補貼解決的是建設門檻,不能解決長期的市場問題。
城市有存量資產的壓力,品牌有擴張的需求,補貼就成了雙方合謀的契機。這場“重金招五星”的熱潮,表面上看是城市搶品牌,實際上是在用酒店帶動城市自我修復。等城市舊貌換新顏,品牌也能從一個“破樓盤”里賺到新生意。
五星酒店未來將擁抱大眾市場
過去,五星級酒店的門廊里穿梭的多是西裝革履的商務客與政務代表團,如今大堂里坐著的是穿著運動鞋的年輕家庭、帶著筆記本電腦的旅居自由職業者,以及舉著手機打卡分享的新中產。客群結構的變遷,正悄然重塑著城市高端酒店的底層運營邏輯。
一是從“奢華崇拜”到“體驗至上”。過去,五星酒店喜歡用大理石、金箔吊燈、銀餐具講故事,現在高端酒店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神壇,而是逐漸成為城市生活方式的載體。現在年輕消費者的特征是理性、社交、重體驗,他們愿意為好設計、好內容、好氛圍買單。于是,“新高端”酒店在產品邏輯上出現了顯著變化:更小的房量、更高的社交密度、更靈活的復合空間成為趨勢。
比如,凱悅、洲際、希爾頓紛紛推出輕奢或精選系列品牌,主打“有質感但不奢侈”的體驗。客房設計更簡潔,材料更自然,空間里留下呼吸感。相比花哨的服務儀式,年輕人更看重一杯手沖咖啡、一個能辦公又能拍照的角落。酒店的高級感,不再來自價格,而來自體驗是否真誠、設計是否有溫度。這不僅是成本考量,更是一場與新一代消費者的價值對話。
二是在高端酒店的擴張邏輯中,城市與品牌的關系正在發生結構性變化。過去,地方政府劃出地塊、給出優惠,酒店品牌入駐運營,二者關系止于土地與稅收。如今,這已演變為一場基于共同利益的“雙向奔赴”與“共生共融”。
從那些真正實現“城市品牌共贏”的案例來看,有兩個共同點。第一,城市不是只砸錢,而是同步推進會展、交通、消費配套。例如成都的高新區,早在招商萬豪、洲際等酒店之前,就同步建設了會展中心和夜經濟商業圈。如今部分高新區的五星酒店入住率常年保持在80%以上,甚至超過市中心老牌商圈。第二,品牌方選擇城市不是看補貼,而是看長期消費潛力。比如希爾頓在南寧、青島、廈門的項目,都選擇了擁有穩定商務與會獎需求的片區;哪怕沒有巨額獎勵,也敢自投資金布局,因為市場本身能給出答案。
三是品牌越來越懂得借助本地力量。酒店項目落地時,品牌往往和地方政府、文化機構、地產商聯動。品牌帶來標準化管理、會員體系、渠道資源,地方本土力量熟市場、熟管控、熟消費習慣,他們合作設計酒店、定標準、做運營。
品牌在“下沉”中也學會了“入鄉隨俗”。品牌在學習城市語言,也在借力地方文化找到歸屬感。這種“城市有氣質,品牌有判斷”的關系,讓高端酒店從“貴氣”變成“共情”。城市提供舞臺,品牌提供故事;城市有野心,品牌懂經營,這是典型的雙向奔赴。
當城市渴望品牌、品牌理解城市,這場“雙向奔赴”的結果,就是五星酒店走下神壇,真正走進了生活。未來的高端酒店,不是逃離大眾,而是被大眾重新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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