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國就業人口平均創造的價值，可負擔多少人消費

在評估一個國家的經濟福利和居民生活壓力時，我們常關注人均GDP或人均收入。然而，有一個更具洞察力的指標——就業人口人均GDP可負擔的消費人數。

這個指標的計算方法是：就業人口人均GDP ÷ 人均居民最終消費。其經濟學邏輯在于，它衡量的是每個就業者創造的經濟價值能夠支撐多少人的消費水平。

為什么要采用這種算法？傳統人均指標掩蓋了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結構關系。一個社會中，并非所有人都是價值創造者（如兒童、學生、退休人員等均屬純消費者）。

此指標將分析單位從“全體居民”聚焦到“實際就業人口”，更能真實反映經濟體系的產出效率與負擔能力。

比值越高，意味著每個勞動者支撐消費的能力越強，社會經濟壓力相對較輕；反之則表明負擔較重。

根據2023年數據，從全球視角觀察這一指標的地理分布，可以發現一幅富有啟示的圖景。

全球分布：伊朗領先，歐洲穩健，我國處于中等偏上水平

圖表清晰顯示，伊朗以7.5的高值位居全球榜首，意味著平均每個伊朗就業者創造的價值可支撐7.5人的消費。這與其能源產業發達、就業人口相對集中創造高附加值、以及人均消費水平低有關。

歐洲國家表現穩健。比利時（5.3）、法國（5.0）、瑞典（5.0）、意大利（4.9）等國的數值集中在4.7-5.3區間，顯示這些成熟經濟體具有穩定的產出-消費平衡機制。德國、俄羅斯、瑞士均為4.2，英國略低為3.7，反映不同福利模式和產業結構的差異。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每個勞動者創造的價值，可供4.9人消費，處于全球中等偏上位置。

這一數值表明，我國每個就業者支撐消費的能力高于許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負擔并不算重。這主要得益于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我國制造業基礎雄厚，就業人口生產率持續提升。作為“世界工廠”，我國擁有完整的產業體系，就業者在全球產業鏈中創造的價值不容小覷。特別是高端制造業的發展，提升了單位就業人口的產出效率。

其次，較高的勞動參與率優化了生產者-消費者比例。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占比大，且女性勞動參與率高于許多國家，這意味著實際創造價值的人口基數較大，分攤了整體消費壓力。

第三，居民消費水平相對較低（俗稱分母較小）。與高福利社會相比，我國居民最終消費占GDP比重有提升空間，但這在客觀上降低了支撐消費所需的產出閾值。同時，我國居民儲蓄習慣強，即時消費需求相對克制。

區域比較：亞洲內部差異顯著，非洲國家表現亮眼

在亞洲范圍內，各國負擔能力差異明顯。沙特阿拉伯（5.1）、印度（4.1）、印尼（4.1）等發展中國家表現不俗。

而日本（3.8）、韓國（4.4）等發達經濟體反而數值中等。這挑戰了“越發達負擔越輕”的簡單線性思維，說明經濟發展模式比發展階段本身更能影響負擔能力。

非洲國家如剛果（金）（5.7）、南非（5.6）、坦桑尼亞（3.6）等數值亮眼，可能與這些國家就業人口集中于資源開采等高產出部門有關，但也提示我們需謹慎解讀：高比值若伴隨收入分配不均，則可能掩蓋民生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