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
VOL 3622
聽障人士排隊來領分紅，舉著房本爭先恐后地簽約，生怕晚了就享受不到房屋抵押的優惠，背景音樂播放著“感恩的心，感謝有你……”
聽障人士吳大姐不僅自己抵押了唯一的房子，還介紹很多親友參與理財，公司暴雷的消息傳來，她在愧疚和絕望之下點燃煤氣自殺身亡……
這個在短視頻平臺引發關注的片段來自電影《震耳欲聾》，于今年國慶節上映，憑借對聽障群體被詐騙的的寫實刻畫，引發了廣泛的社會討論。
影片講的不是什么虛構的故事，而是我們身邊可能正在發生的、針對聽障等弱勢群體精心策劃的騙局。
根據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等相關信息顯示，由于溝通障礙和社會支持不足，聽障、心智障礙等弱勢群體在金融理財領域很容易成為被詐騙的對象。
電影之外，一個更深刻的問題是：當我們的鄰居、朋友因為先天障礙而活在信息的孤島里，我們構建的社會支持體系，能否成為他們信賴的橋梁？
作家張雁，同時也是心智障礙孩子的母親，在看完電影后，給我們發來了她的思考。
文 | 張雁
作家 自閉癥孩子母親
編輯 | Zoey_hmm
圖 | 電影截圖
他們聽不見 他們被騙了
在城市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樓對面，有一片低矮破舊的居民樓。這里生活著一群聾啞人，人們管這一片叫啞巴樓。
他們是城市中的底層，所謂的“低端人口”，收入微薄，生活拮據。更因天生的聽障，被無形隔絕在主流社會之外。
面對日益復雜的世界，他們常常無所適從，只能相信“和自己一樣的人”。
于是，當理財公司老板老金出現時，他們幾乎毫不猶豫成群結隊地抵押了自家的房子，購買一種承諾高額回報的理財產品。
只因為老金“和他們一樣”，也出自這個大院——他父母都是聾啞人，他在這里長大。
即使后來當了老板，他仍經常回來，和大家聊天、晨練，發紅利時滿面紅光，誠懇可親。
你很難指責他們貪婪。比如，那位孤身一人的小賣部老板，不顧勸阻執意賣鋪子買理財。他說：我想給自己找個好點的養老院，我不想一個人孤獨死去。
這難道不是一個人最正常的人生愿望嗎？
法庭上，金老板的律師否認聽障人士的特殊性。他說：聽障不影響智力，聽障人士是有民事行為能力的人，他們簽的合同合法有效。
他的話在法律上不無道理。但他刻意忽略了一個事實：聽障人士因溝通障礙，在知識獲取、技能學習和日常溝通中困難重重，很多人嚴重依賴手語，依賴懂手語的人做翻譯才能與普通人正常交流。
而詐騙分子就是利用這一點，表面提供幫助，實際上則誤導和斷絕他們和外界的正常聯系。
電影中有這樣的一幕，一位受騙的聾啞大姐到派送出所報警，卻因為語言障礙無法溝通。
這時，尾隨而至的犯罪分子黃毛假裝成熱心鄰居，主動擔任手語翻譯，當著警察的面向大姐施壓，轉而對警察謊稱，大姐報警是因為“狗丟了”。
與聽障人群相比，心智障礙者面臨的困難就更為顯著。他們能聽能看，卻常常難以理解日常語言、表達困難。遇到困難或需要幫助時，甚至說不清自己是誰、家在哪里。
就在前幾年，還發生過身在救助站的自閉癥青年意外死亡的案例。
當你深入了解殘障群體和其他弱勢群體的世界，你會發現，個人很難抵御有預謀的欺詐和剝奪。那么，他們還能怎么辦呢？
CODA：在照顧與逃離之間找尋自我
這部影片引入了一個對多數人而言陌生的詞CODA（Child of Deaf Adults）——聾人父母的健聽子女，片中，年輕律師李淇和詐騙公司老板老金都是CODA。
中國有多少CODA？尚無確切數據。但根據全國約3000萬聽障人士來推算，這一群體可能有幾十到上百萬。
他們天生健聽，能聽會說，卻成長于一個寂靜的家庭環境中。童年語言環境的缺失可能導致他們的語言和社交能力落后，但也正因如此，他們在與父母的交流中熟練掌握了手語。
他們中很多人曾為父母充當手語翻譯，甚至成為父母和外界溝通的依靠。有人這樣形容他們“一直在照顧別人，從來沒當過孩子”。
當他們當中的一些人突破了環境限制，成為人群中的佼佼者，他們會如何看待自己的出身？是逃離過去迎接新生，還是會像照顧父母那樣，去守護更廣大的群體？
年輕律師李淇曾拼命努力，想躋身精英律師行列，徹底擺脫殘障家庭的陰影。
直到一次偶然，他接下了一樁法律援助案件。幫一對聽障兄妹打官司。他贏了，并因此一舉成名。
既然無法抹去CODA身份，不妨把它轉化為獨特的優勢，他選擇成為一名精通手語、專供聽障相關領域法律糾紛的專業律師，成為聾人與法律之間的橋梁。
李淇的矛盾和轉變，讓我聯想到我的孩子。我的長子樂漁是成年的心智障礙者，他的弟弟則是剛剛考上大學的普通孩子。我希望小兒子前程似錦，不被哥哥和家事拖累。
但也明白，未來他多少會承擔起照料父母和哥哥的責任。這既是法律義務，也是人倫常情。每個人生來便對他人負有責任，這正是人類社會得以維系和傳承的根基。
相信人還是相信制度？
多年以來，我在工作和生活中認識不少成年心智障礙人士，健鵬就是其中一個。
我問他“你覺得看了這個電影有什么經驗教訓值得記取的？”
健鵬回答得很干脆：“遇到不決之事，保持冷靜，想辦法求助自己信任的人。”
“還有呢？”我接著問。
“不要貪小便宜。”他說。
我相信健鵬不會陷入金融騙局。原因有幾條：
首先他能支配的錢很少，有錢也都交給了父母。
其次他的榮譽感強，喜歡朗誦、做手工、參加集體活動，對賺大錢沒有興趣。
更重要的是，他參加殘聯和其他公益組織的各種公益活動，和殘障人士家屬或其他愛心人士學習唱歌、畫畫、運動，學做手工，他的生活很充實。
在這些活動當中，他遇到的都是來幫助他的“好人”。他喜歡自己工作的職康站和溫馨家園，也喜歡那里的老師和管理員。
當然，他有時也會因過分依戀某個人而碰壁，這也是他學習和磨練的機會。
好的制度，就是讓好人保護弱者，就像律師的法律援助制度，讓沒錢沒人脈的聽障人士，能得到像李淇這樣精通手語的律師的幫助，真正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值得一提的是，CODA本身也是一個公益組織的名字。由CODA人士創立，旨在幫助健聽子女在聽障和健聽兩個世界之間找到平衡。
心智障礙者由于自身的缺陷，更需要來自組織和制度的支持。家庭和親人已經承擔了太多、太久，不堪重負。
在我接觸的許多心智障礙家庭中，那些得到社會組織，特別是家長組織支持的家庭，大人和孩子的生活質量都改善了很多。
有的孩子從情緒失控到成為社區家庭的老師助理，有的孩子通過同伴和社會接觸改善了問題行為，有的孩子從膽小退縮變得合群，家長們從悲觀絕望到重新振作……
我越來越堅信：制度的改善終將造就一個對殘障者更加友善的社會，而這也會惠及每一個需要幫助的人。
李淇曾因出身遭受歧視，認為幫助聽障人“吃力不討好”，也曾因急功近利，認為“眼前利益最重要”，放棄原則收取了不義之財。
但他最終還是回歸本心，選擇幫助那些從小看著他長大的鄰居、為他收集卡片的雜貨鋪老板，哪怕為此賠上來之不易的事業。
這個轉變，除了良知喚醒，也來自司法局和其他律師的支持。
同時，被幫助的聽障姑娘張小蕊堅強不屈，不為錢財打動，不向黑惡勢力低頭給了他最大的支持和鞭策。
弱者不僅有權利，也有責任。想要得到別人的幫助，自己也要付出努力，比如誠實守信，比如勇敢地站出來為自己發聲。
我們的孩子會長大，也會變老。作為心智障礙者，他們需要一張牢固的安全網來托底。這張網，首先要靠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但好的制度也需要好人去執行，去推動。
所以，我們既要相信制度，也要依靠值得信任的人——而那個被保護的人，也應當包括他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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