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根本就沒有“劫富濟貧”的土匪

文：難得叔

記得小時候在農村，經常聽見老一輩的給我講“棒老二”（土匪）的故事。

后來我翻書，看到一些數字。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山東和東北的土匪，加起來有一百萬人。四川更甚，達到一百五十萬。

河北在經歷了一場大饑荒后，二十個百姓里，就有一個是土匪。這些數字是冷的，印在紙上，輕飄飄的。可當你把它們和那些夏夜里的閑談，和那些老人眼底一閃而過的驚悸對應起來，數字就活了，沉甸甸地壓在心口。

▌土匪就在我們身邊

我們印象里的土匪，總是占山為王，打家劫舍，離普通人的生活很遙遠。但真實的歷史不是這樣。很多土匪，就是身邊的鄰居，是地里刨食的農民。

農閑時分，尤其是北方夏末，高粱長得比人還高，成了天然的屏障，搶劫的“活兒”就多了起來。

年關跟前，地主上門逼債，走投無路，也可能抄起家伙，干上一票。這種土匪，我們叫“季節性土匪”。他們搶來的東西，是補貼，不是替代。家里農忙了，或者風聲緊了，隊伍就散了，各自回家，又成了扛鋤頭的農民。對他們而言，這更像是一份臨時的、無奈的兼職，一種在生存線邊緣掙扎的副業。

還有一種，是“兔子不吃窩邊草”。他們不在自己村子周邊動手，甚至家鄉成了他們躲避官府圍剿的安全港。因為他們得了好處，會分給鄉親，在宗族和鄉鄰的掩護下，他們非但不是惡人，有時還是英雄。

在安徽北部，甚至還有廟宇供奉著古代的盜跖，一個傳說中的大盜。我們的文化里，對《水滸傳》里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漢，總是帶著幾分同情和欣賞。這說明，當土匪，在某種情境下，并非一件絕對的、十惡不赦的丑事，它甚至是一種被默許的、無奈之下的出路。

那么，是什么，讓那么多普普通通的農民，放下了鋤頭，拿起了刀槍？

▌貧困是那片土地上長出的惡之花

第一個原因，最簡單，也最殘酷：窮。

書里寫得明白，“鄉村里的貧苦農民和流氓無產者掙扎在貧困線上，時刻都面臨著忍饑挨餓的殘酷現實。” 這句話，每個字都滴著血。大部分人選擇了認命，在地里、在礦上、在碼頭，用盡全身力氣，換取一口吃食。

但總有一部分人，在莊稼絕收之后，在債務逼到眼前之時，發現自己已經一無所有。

“光腳的不怕穿鞋的”，這句老話，背后是徹骨的絕望。當法律和秩序不能給你活路，那么打破秩序，就成了唯一的活路。這不是選擇，是本能。

所以，土匪的普遍存在，第一個根基，就是中國農村千百年來一貫的、深不見底的貧困。那是那片土地上，長出的最普遍的惡之花。

▌官府在哪里？

第二個原因，是官府的缺席，或者說，是無能。

在清朝和接下來的民國時期，一個地方官如果向上報告自己轄區內有匪患，那等于承認自己管理無能，會影響升遷。于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要不鬧到天翻地覆，官員們寧愿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就算匪患嚴重到無法忽視，地方官能做的也有限。他可以自己組織力量去剿，但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他可以申請上級派兵，但上面來的軍隊，往往紀律渙散，貪婪成性，他們來了，造成的禍害可能比土匪還大。

老百姓有句話，叫“匪來如梳，兵來如篦”。土匪搶劫像梳子梳頭，雖然痛，還能留下些；官兵來了像篦子篦頭，那是寸草不生。

更何況，中國那么大，深山老林，省界縣界，三不管地帶太多了。這里的土匪被剿，跑到隔壁縣就安全了，因為兩地官員通常不會合作。于是，土匪就在這些權力的縫隙里，生生不息。

▌當土匪也成了一門“職業”

那些臨時起意的季節性土匪，如果一直找不到正當的活路，就可能變成“永久匪幫”。而領導這些永久匪幫的，往往不是最底層的貧農，而是一些“底層精英”。

他們可能是地主家不爭氣的兒子，讀過點書，有點野心，但仕途無望，經商無本，心里憋著一股火。

民國時著名的土匪白朗說過一段話，非常真切，他說：“我曾經想去當官，但不諳官場勾心斗角之道；我也想過當議員，但是又不擅鼓動別人，于是我就冒天下之大不韙地走上了危險的起義之路。”

你看，他不是天生的惡魔，他是一個失意者，一個被主流社會拋棄的人，轉而用極端的方式尋求另一種“成功”。

還有一些人，是因為官司敗訴，或者得罪了權貴，在家鄉待不下去了，被迫落草。對他們而言，當土匪，成了一條畸形的、但可能通向社會上層的路徑。

這些匪幫規模大的，能形成“復合型匪幫”，成百上千人，半軍事化管理。他們在政府管理薄弱的地方壯大，襲擊貿易路線，搶劫平原上的富裕村落。

他們甚至發展出了一套生存哲學，比如計算向官府“投降”（招安）的時機。投降早了，價碼不高；投降晚了，可能被消滅。一個精明的匪首，就是在刀尖上跳舞， balancing 著風險和收益。

▌最可怕的是“兵匪”

然而，在所有土匪類型中，對普通百姓傷害最深的，恐怕是“兵匪”。民國初年，軍閥混戰，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打輸了的部隊，被成建制地遣散，不給安家費，不給遣散費。這些人，當兵吃糧慣了，不會種地，沒有手藝，但他們會用槍。

于是，很“自然”地，他們就變成了土匪。而且他們是成建制的土匪，有組織，有軍事經驗，比一般的土匪危害更大。

為了引起當局的注意，好被“招安”重新獲得正式編制，他們特別喜歡干一票大的，綁架外國人。因為一旦有洋人被綁，國際壓力一來，官府就必須盡快解決。

1923年震驚中外的“臨城劫車案”就是例子，土匪孫美瑤綁架了一火車的乘客，其中包括二十多個外國人，最后成功被招安，當上了旅長。

所以，當時的老百姓，是在兵與匪的夾縫中求生。土匪來了要搶，官兵來了更要搶。

民國大總統黎元洪說過一句非常精辟的話：“如果當局遣散部隊，那么被遣散的士兵就會變成土匪；如果當局招安土匪，土匪又會變成士兵。” 結論就是：“兵匪不分”。對平民來說，無論貧富，在兵與匪之間，其實無可選擇。他們都是懸在頭頂的刀。

▌“俠盜”只是一個傳說嗎？

說到這里，我們似乎把土匪都描繪成了純粹的破壞者。但我們的情感是復雜的。

英國有羅賓漢的傳說，我們也有《水滸傳》的傳統。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提出了一個“社會土匪”的概念，指的是那些“劫富濟貧”，被平民視為英雄的義匪。

在我們的歷史里，能找到這樣的影子。白朗的部下就編過歌謠唱：“老白朗，白朗老，殺富濟貧，替天行道，人人都說白朗好，兩年以來，貧富都勻了。”

臨城的土匪也自稱“綠林好漢”，說目的是“反對腐敗”，“消滅所有的貪官和惡霸”。

這聽起來很浪漫，很正義。但現實往往要殘酷得多。材料里也指出，白朗的部隊“非常殘暴，他們在攻陷一個城市后，更像是惡魔”。而那個“替天行道”的孫美瑤，在接受招安時，心安理得地收下了八萬五千塊銀元的贖金。

更多的土匪，就是寶云匪幫那樣的。一個在福建工作的醫生記錄下這樣的故事：一個父親帶著兩個兒子來治傷，孩子臉上被砍了深可見骨的刀口，只因為交不起土匪攤派的捐稅。醫生問孩子臉上之前的燒傷是怎么來的，父親木然地說，去年也交不起，土匪把孩子拖進稻草堆，點了火。那個五歲的孩子，已經精神失常。

后來軍隊抓到了這個匪首，把他交給當地的婦女處置。因為他曾在這里糟蹋了七十個婦女。婦女們決定用做鞋的錐子，輪流上去扎他，扎了三天三夜，他才斷氣。

寫到這里，我停下筆。窗外夜色深沉，我仿佛能聽到歷史深處傳來的哀嚎。

那些關于俠盜的浪漫想象，在這些具體的、血淋淋的悲劇面前，顯得那么蒼白和虛偽。

▌歷史的回響與我們

梳理這段歷史，心情是沉重的。土匪，這個看似遙遠而獵奇的身份，背后是千百萬普通人在時代洪流下的無奈與掙扎。它是貧困的產物，是制度失效的象征，是亂世中人性扭曲的縮影。

當一片土地無法讓它的子民安居樂業，那么暴力就會像野草一樣瘋長。秩序的崩潰，最終承受代價的，永遠是最底層的、最無助的普通人。那些被綁票的，被燒殺搶掠的，被逼得家破人亡的，他們才是這段歷史里，最該被記住的沉默的大多數。

我寫下這些文字，沒有華麗的辭藻，只想盡可能地，把那段真實、粗糙甚至有些殘忍的過往，攤開在你面前。這些故事，是我從故紙堆和老人們的記憶里，一點點搜集來的。它們沉重，卻值得被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