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醫學研究的重心正在向中國轉移？但撤稿問題同樣矚目

來源：Pixabay

• 導讀
• 當特朗普政府大幅削減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預算，動搖其科研根基之際，《自然》雜志近期發表的《中國研究型醫院力爭一流》一文卻顯示：中國在健康研究領域的研發投入正以驚人速度增長，醫學論文的產出數量與全球排名同步飆升。然而，文章同樣指出，這輛高速前進的中國醫學研究“列車”，也正面臨“誠信”的拷問——中國醫院不僅在研究排行榜上占據顯眼位置，在撤稿榜單上同樣引人注目。
  中國的醫學科研正在崛起，然而，與眾多學科領域類似，在科研投入呈現“東升西落”的整體趨勢下，如何實現數量與質量并重，也成為了邁向醫學研究強國的中國所必須破解的核心課題。對此，《自然》雜志記者特約撰稿人，加拿大科學記者布萊恩?歐文斯進行了采訪報道，知識分子對其內容摘編見下：
  

撰文 |布萊恩?歐文斯

編譯 | 王英俊

在《自然》文章的開篇，作者便指出：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全球醫學研究的重心可能正在向中國轉移。中國研究型醫院產出的論文在數量與質量上均有顯著提升，而美國在這一領域的主導地位則有所削弱。

一項來自荷蘭的國際研究顯示，從1996年至2023年，中國對科學的投入增長了超過38倍，目前已接近美國的水平。不僅如此，中國每年的研發預算仍以7%的速度增長，而特朗普政府對醫學領域資金投入的削減，預計將使中國在未來幾年內很可能在科研投入上實現反超。

01 日漸崛起的中國醫學科研能填補美國經費削減造成的空缺嗎？

數據顯示，中國的醫學研究正在快速增長。2003年，中國在Web of Science數據庫中收錄的論文中約有10% 屬于醫學領域。到2023年，這一比例已增長至近20%。

在全球排名前200的研究型醫院中，超過四分之一（51家）位于中國，數量僅次于美國（69家），德國以20家位列第三。在中國醫院中，科研表現最為突出的是位于成都的四川大學華西醫學中心。基于2020至2024年間發表的研究論文，該中心已躍居全球第九，而其在2019年時僅排名第24位。中國醫院的上升勢頭十分強勁：在全球排名進步最快的前25家研究型醫院中（按2023至2024年間的份額增幅計算），有16家來自中國。

圖片來源：Nature

對于中國醫學科研迅猛發展的原因，北京大學-IDG麥戈文腦研究院所長饒毅認為，這得益于多方面因素的共同推動：接受過良好培訓的醫師數量持續增加、政府對醫院開展研究給予更多鼓勵與支持，以及生物醫學與臨床醫學之間的合作日益緊密。

談及中國為何決心大力投入醫學研究，饒毅解釋道：“西方的經驗清楚地表明，醫院內部的研究對于創新治療方法和驗證有效方案至關重要。中國正是汲取了這一經驗。”

中國醫學科研崛起的背后，是政府牽頭推出的大型健康研究計劃以及可預期的大規模經費支持。

為了應對國民健康形勢的變化、滿足公眾健康需求，中國政府于2024年啟動了旨在推動四個優先領域健康研究的計劃，包括：新發與突發疾病；隨人口老齡化而日益凸顯的癌癥與心血管疾病；以及過去常被忽視的罕見病。盡管罕見病單病種患者人數少，但考慮到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受影響的患者總量依然可觀。

目前，這些計劃正在征求科學界對具體研究方向的建議。盡管總資金額度尚未正式公布，但有研究人員預估，其規模將在未來數年內達到數十億元人民幣。

在提升本國國民健康水平的同時，中國也在全球人口健康領域取得顯著進展。這得益于中國長期以來作為其國際援助計劃的一部分，向亞洲和非洲的發展中國家提供醫療援助——盡管此類援助迄今尚未包含醫學研究合作。

2013年，中國全球健康大學聯盟成立，旨在加強該領域的研究能力建設，其成員已從最初的10個增至29個。昆山杜克大學的吳晨凱團隊對創始的10所成員大學在2014年至2020年間發表的論文進行了文獻計量分析，發現這些機構在全球健康領域發表的、包含中國以外數據的論文數量穩步增長，從2014年僅10篇上升至2020年的58篇。

吳晨凱表示，目前研究中最集中的主題是慢性非傳染性疾病，這反映了中國近年來經歷的“流行病學轉變”——隨著傳染病防控取得顯著成效，慢性病在老齡化進程中變得越來越普遍。

他指出：“當前中國超過90%的死亡歸因于慢性病，而非傳染病。因此，慢性病已成為公共衛生的優先事項。”此外，兒童與孕產婦健康、神經系統疾病及傳染病也是常見研究方向。

但分析也發現，其中開展原始數據收集的研究相對有限，僅占16%，大部分論文仍基于對現有數據的二次分析。而在那些涉及原始數據收集的研究中，研究對象多數位于亞洲和非洲地區，例如針對緬甸及周邊地區的瘧疾研究，以及在非洲開展的、側重于兒童與孕產婦健康的研究。

中國目前非常希望建立能夠支持此類研究的大型數據庫，政府在過去五年已投入大量資金。但吳晨凱指出，中國科學家如今也面臨其西方同行所熟悉的問題：這些數據庫建設成本高昂，而長期維護更是挑戰，因為“資助機構通常對建立新數據庫很感興趣，但對持續維護它們熱情不高”。

根據斯坦福大學的一項調研，中國正在進行的臨床試驗數量現已超過美國。自2019年取得領先以來，中國一直保持這一地位。2023年，中國注冊臨床試驗數量為16,612項，而同期的美國為9,100項。

斯坦福大學流行病學家約翰·伊奧尼迪斯（John Ioannidis）曾評價，“中國幾乎在研究所有疾病，他們在任何領域都沒有落后”。

然而，不能回避的另一個事實是：目前中國參與的國際多中心試驗相對有限，大部分試驗為在中國境內進行的單中心研究。

這并不意味著這些試驗不可信，但它們較難成為改變國際醫療實踐的關鍵性研究。這意味著在最高水平的研究層面，中國尚未對美國形成挑戰。

隨著特朗普政府對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等科學機構的削減開始產生影響，研究產出向中國轉移的這些變化在未來幾年可能會加速。

例如，許多來自NIH的資助因政治原因被突然取消。特朗普政府提議下一財年將NIH的預算削減近40%，并將其27個研究所合并為僅8個。

"這對我們來說是損失，但對全世界的患者也是損失，"饒毅說。"所幸，美國的經費削減恰逢中國對科學和醫學研究支持的大幅增加。"

饒毅表示，如果美國持續削減資金，中國最終將能夠填補這部分空缺。“中國可能需要10到20年才能完全承接所有被美國削減的研究領域，”他說，“但如果削減持續，我相信中國在醫學研究上的支持水平將超越美國當前的水平。”

02 學術誠信問題凸顯

隨著中國的研究型醫院在自然指數等國際排名中的上升，另一個不容忽視的隱憂也正在凸顯，那就是：中國的醫療機構在研究質量和誠信度方面聲譽仍有待提升。

《自然》的一項分析顯示，在2014年至2024年間研究論文撤稿比例最高的機構中，多數為中國的醫院和醫學院。撤稿不僅可能源于學術欺詐與不端行為，也包括對無意錯誤的糾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該榜單的前三名以及前十名中的七席，均由中國醫院占據。

復旦大學研究科研創新與全球科技治理的唐莉教授指出，中國醫院所面臨的研究誠信問題，根源之一在于學術發表與臨床醫生職業晉升之間長期存在的制度性關聯。

她提到，部分醫院和醫學研究所將論文發表作為職稱評定的硬性標準。“這種壓力在某種程度上‘誘使’個體采取不道德的行為，包括借助論文工廠、捏造數據或篡改圖像。”

例如，在2020年之前，中國醫生若想獲得臨床教學職稱，通常需至少發表兩篇研究論文。對此，“撤稿觀察”網站聯合創始人伊萬·奧蘭斯基評論稱，中國研究型醫院撤稿率居高不下并不令人意外，“因為制度要求那些從未受過系統科研訓練的人去從事研究。”

饒毅對此表示認同。“推動醫院開展研究的副作用之一，就是欺詐與造假，”他指出，“相當數量的醫生在做他們既無興趣、也缺乏足夠相關培訓（的科研工作）。”

為應對這一問題，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及其他相關資助機構已陸續出臺多項政策，旨在提升醫學與臨床研究的誠信水平，具體措施包括調查并公開學術不端案例、改革科研評價體系，以及發布年度虛假學術期刊名單等。

唐莉表示：“盡管這些舉措已在相當程度上推動了學術誠信建設，但我們仍需認識到，誠信文化的培育是一項長期工程。結構性改革必須與科研倫理教育相結合，我們應為青年研究者提供更完善的指導，并系統性地改革學術與專業價值評估體系。”

她進一步指出，這些改革的效果需要時間才能完全顯現。盡管臨床科學家的職稱晉升已不再硬性要求論文發表，但由于積存問題論文的陸續曝光，撤稿數據中仍可見到滯后效應。

不過，已有跡象表明中國的研究質量正在穩步提升。在2006年至2022年間，中國的引文影響力得分（反映論文被引用頻次，常被視為質量指標之一）從0.71上升至1.02，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盡管廣泛的國際合作有助于提升引用表現，但中國科學家在國際合作網絡中的參與度仍相對有限，這表明影響力的提升更多得益于本土研究水平的整體提升。

饒毅坦言，中國科研體系的改革進程比他預期的更為緩慢。“在構建學術誠信方面，現有努力仍遠遠不足，”他表示，“政府清楚問題所在并希望推動改變，但地方行政系統在執行新政策時仍存在漏洞與落差。”

盡管如此，隨著改革逐步深入，饒毅對未來持樂觀態度。他相信，學術誠信文化的逐步建立與持續增長的科研投入，將推動中國生物技術與生物制藥產業“實現驚人的起飛”。這不僅惠及中國，也將為全球帶來積極影響。“中國將能夠幫助我們自己的患者，并且也非常愿意幫助其他國家的患者，包括美國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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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題目為《China’s research hospitals push for prominence
• 》于2025年10月1日發表在《N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