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女教授以文科出圈，“有一束光在前面”

直到桌面上的手機振動起來，賀桂梅才意識到，已過了下午兩點了。

過去一周，忙碌的北大中文系教授賀桂梅上了三次課，其中包括她主持的北大全校性系列講座課“認識中國的方法”，參加了一次校外的評審活動，周末還以中文系黨委書記的身份分別在兩個會議上致辭。秋分這天的上午，是她近一周難得的空閑時間。

只喝了一杯熱拿鐵，她與南風窗從上午九點半一直聊到下午兩點多，手邊的采訪提綱早已被她密密麻麻地用紅色圓珠筆寫下標記，等不到南風窗發問，她已經就下一個問題開始回答了。

采訪主題是賀桂梅感興趣的，也是她多年實踐和探索的課題：用人文學的想象力打開人生可能性，塑造我們的精神家園。

以1990年進入北大中文系學習為起點，賀桂梅始終“以自我為方法”，“將個人的問題、文學的問題放到一個大的社會結構關系層面進行討論”。1980年代的文化熱，激起她澎湃的讀書熱情；90年代北大校園里的理論轉型，啟動了她在學術道路上的轉向；在新世紀初留校任教后，“將文學研究視作研究中國的中介”，完成了從文學到思想文化，再到中國研究的轉型。

馬克思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這句話，幾乎可以視作對賀桂梅學術人生的概括。近期出版的訪談錄，《中國視野與人文學的想象力》，被她視作“自我歷史化”研究的呈現，將自己的學術道路放諸在更大的社會歷史結構和語境中的階段性總結。

《中國視野與人文學的想象力》 賀桂梅 著

“打開人文學想象力”的實踐還沒有停止。2023年起，賀桂梅一改此前低調的作風，將“講壇”從北大燕園推向了更寬廣的公共場域，以一名學者的身份，在互聯網上回應著當代人的困惑。

她教網友帶著一個主題（問題）“找到最經典的、最重要的幾本書去讀”；在談起《好東西》等女性主義影視所博得的關注和好評時，網友可見她在評述時開心得壓不下嘴角。密密麻麻的彈幕和評論，折射了一名人文學者的學術關懷。

這一路關于人文學的實踐，賀桂梅始終覺得，是一種朦朧的帶著問題的意識，進入到人文學“有一束光在前面”照亮的路，在一個個大時代里，成就自我的精神家園，也在歷史洪流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給心以宇宙

最早，是馮至的一句詩，啟發了賀桂梅：“給我狹窄的心，一個大的宇宙！”

寫下這句詩，是1941年前后。當時在西南聯大執教的馮至，因為臨時落腳的房子被日軍投下的炸彈摧毀，他帶著妻女躲到昆明東郊的一片林場里，在被松樹和尤加利樹包圍的山丘上，寫下了自己的代表作之一《深夜又是深山》。

賀桂梅將之視作“最早讀到的超越了現代主義個人視角的人文的想象力”。當時她還是北大的本科生，剛離開了位于長江邊上的湖北老家來到燕園。未名湖的春水，初夏的燕鳴，泛黃的銀杏葉……自然的寧靜撫平了青春期的躁動，讓賀桂梅直觀感受到當年馮至在林場里抒發的個人與寰宇之間的精神關聯。

她潛入文學的深海。沈從文、曹禺、舒婷、加繆、黑塞、村上春樹等人，助她生發出很多關于生活與自我關系的思考，她帶著青春期“憤青式”的批判進入文學界。

錢理群曾在《百感交集憶北大暨中文系》的口述中，提起對賀桂梅的印象。當時他正在教授魯迅文學的課程，學生分成了兩派，一派覺得“魯迅活得太累，我們不必活這么累”，而另一派覺得，“我們現在的生命恰好太‘輕’了，要追求生命之‘重’，這樣就不能夠離開魯迅”。賀桂梅是后者。

賀桂梅

1993年，在張頤武“‘后新時期’批評研究”課上，賀桂梅感受到浪漫主義純文學如何被后現代解構主義撕扯。在價值觀的打碎和重建下，她的作業《新話語的誕生——重讀〈班主任〉》，成了她發表的第一篇論文。當時張頤武還不認識賀桂梅，讀完這篇論文，他特意找到她的宿舍，告訴她，這篇論文可以拿去發表，賀桂梅的學術之路因此打開。

1994年9月，賀桂梅在北大開啟研究生學習階段。她開始接觸文學以外的社科理論，和深切關聯她個體經驗的女性主義。

在戴錦華的文化研究小組的討論，讓賀桂梅跳出文學的框架，她饑渴地閱讀著葛蘭西的文化霸權主義、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理論，還有福柯、羅蘭·巴特、拉康。談起剛去世一周年的弗雷德里克·杰姆遜，賀桂梅坦言，相比歐洲學派的純理論風格，她受杰姆遜那種“老派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性”影響更深。

那時，她和五位同學（后來都在高校任教）總喜歡結伴上課，課后一起聚餐，飯桌上談天說地，伴著煙酒，經常聊到午夜，之后嘻嘻哈哈地騎著自行車穿過燕園。老師將這群年輕人戲稱為“煙酒生”。

1997年，賀桂梅參加碩士畢業答辯（右起第一為賀桂梅、二為趙祖謨、三為洪子誠、四為曹文軒、五為戴錦華、六為樸貞姬）

回想這段充滿荷爾蒙氣息的青蔥歲月，賀桂梅意識到，“僅僅有理性的知識或學術的傳遞是不夠的，在一種生活化的交流過程和耳濡目染之間，對思想和文學的內蘊才會體認得更深”。

理論在賀桂梅的生活里和實踐不斷交織。面對戀愛關系，賀桂梅產生了“要不要穿裙子”的困惑。在這之前的她，從小就是假小子，鐘愛穿牛仔褲，精通抓魚、爬樹，甚至是打架，“在當地頗有名氣”。

對性別身份的思考，正好碰上戴錦華在北大講述女性主義的開端。帶著自身的疑問，賀桂梅走進了一個嶄新的理論世界。她曾經形容：“學術真好，因為它可以給我們解釋，讓我們不要陷在一個非理性的受害的憤怒情緒之中，而能將這些感性的生命體驗化為一種前行的力量。”

1994年開始，賀桂梅陸續發表了一系列關于女性文學熱的評論文章，她逐漸被貼上“女性學者”“性別研究學者”的標簽，但她不愿被它們束縛，正如她曾對媒體所言，“（學術）不僅僅局限在性別問題之中，它也讓我們能對更廣泛的類似社會處境有同情、共情與關切”。

賀桂梅早期的研究，被外界一度視作洪子誠的嚴謹與歷史觀、戴錦華之犀利以及對西方理論的熟稔的綜合。

90年代，“批評家周末”一次活動后留影（前排右三為謝冕，前排中間為賀桂梅）

回憶起1990年代，賀桂梅覺得，這是北大思想最活躍的時候，是一個走向學術化、規范化的時代。1996年開始，賀桂梅定期地參加謝冕、洪子誠主持的“批評家周末”。在一次關于“人文精神”的討論會上，與會者起了激烈爭論，一度讓她不解這群比自己年長的人為何如此激動。激烈與混沌之中，她生出一種危機感：“我的學術研究與我的生命關聯何在？我站在怎樣的位置發出自己的聲音？這些聲音的獨特性和必要性在哪里？”

人文學的想象力

早年，賀桂梅讀歌德，讀到“人生每一階段都有某種與之相應的哲學”：“青年處于內在激情的風暴之中，不得不把目光轉向內心，于是預感到他會成為什么樣的人：他變成了理想主義者。

但是成年人有一切理由成為懷疑主義者：他完全應當懷疑他所選擇的用來達到目的的手段是否正確。他在行動之前和行動當中，有一切理由使他的理智總是不停地活動，免得后來為一項錯誤的選擇而懊喪不已。”

這給處于后青春期的她帶來一種寬慰與提醒。她已逐漸擺脫了年輕時的稚氣，進入中年后，漸漸反躬自省。年輕時她有一種“自戀”，現在覺得“挺無趣的，老是在一己的悲歡當中看問題，反而不能從一個更大的社會和歷史格局中看問題，永遠都是小我的抱怨和抵抗”。

賀桂梅認識到，自己應該將目光放置在“更開闊的社會和歷史格局中”。一種隱約的，“人文學的想象力”的概念，在賀桂梅心中發芽。

碩士期間，賀桂梅在宿舍里閱讀

當人文學在現代教育體系中成為一門學科之后，賀桂梅洞察出一種悖論：人文學科注重知識的傳遞，卻忘卻了提升修養這一人文學的內在要求。1980年代以后，在賀桂梅看來，整個社會進入一個缺少想象力的時代。六七十年代，自西方知識界提出“理論”的概念，這一脫離了實踐本身的存在得以被獨立研究。“理論”的出現某種意義上意味著“哲學”的終結。但在經歷了60-70年代結構-結構主義、解構主義等的理論高峰期之后，西方理論沒有出現新的突破，反而遭遇了很多困境，“缺少社會實踐和社會動能，最終局限在學院內部”。

與此同時，我們所處的現實卻呼喚更貼地的人文闡釋，支撐變動中的心靈。中國“入世”、平穩地度過了金融危機、北京奧運會成功舉辦……賀桂梅記得她老家的縣志上都寫道：1998年至2008年是當地發展的黃金年代。與此呼應的，是進入新世紀后，關于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的討論，在知識界和文化界逐漸熱烈了起來。

1959年，米爾斯在《社會學的想象力》中寫下：“具備社會學的想象力的人，就更有能力在理解更大的歷史景觀時，思考它對于形形色色的個體的內在生命與外在生涯的意義。社會學的想象力有助于他考慮，個體陷于一團混沌的日常體驗時，如何常常對自己的社會位置產生虛假的意識。”

這一觀點，被賀桂梅借用到人文學的敘述中。2005 年，賀桂梅發表了文章《人文學者的想象力》，她提出，相比社會學，文學永遠是“最體貼個人的”，但與此同時，文學最缺的可能是一種跳出個人視角而站在較大視野里反觀自己的能力。

賀桂梅的部分著作

2009年，完成《“新啟蒙”知識檔案》之后，賀桂梅有很多疑問：國家是什么？文明是什么？

由此，她將讀書的興趣轉移到社會科學范疇，開始順藤摸瓜地系統性讀書。大約是那時，賀桂梅的藏書“一欄一欄”地增多。她的辦公室有一排朱紅色的書柜，里面約4000本書囊括政治哲學、社會學、當代文學甚至網絡小說等多樣類別。如今的北大校園里，流傳著賀桂梅藏書達幾萬冊的佳話。

到2020年，賀桂梅已完成關于當代中國“五個時段”的研究，先后出版了《轉折的時代》《“新啟蒙”知識檔案》《書寫“中國氣派”》《重述中國》，從始至終，“人文學的想象力”的方法論貫穿其中。

她逐漸從洪、戴兩位師長的足跡之上，走出了自己的道路與風格：理論的、跨學科的、開闊的歷史觀。

如今，賀桂梅篤定地認為：“一個持續進行人文思想的創新的人，這個思想如果不跟自己個人的人格發生關聯，絕對是有問題的。”

萬物皆備于心

完成上述課題之后，一個想法漸漸浮現在賀桂梅的腦海：要做點新的研究，用些新的研究方式。

“我原來關注人文學的想象力，其實更關注的是向外看，但最近這些年又發現，人文學的想象力最有魅力的地方，其實是人的內心世界，它是可以不斷擴大的，現在我更關注人的內在精神世界可以有多大。”

就像閱讀的完成，并不是簡單的獲取知識的過程，知識抵達內心后，內化為個體的思維與言行，由此衍生了價值觀和傳統觀念里的“修養”一詞，更抽象地說，也許是一種“心境”。

這幾年，賀桂梅在通過閱讀“向內求”之中，希望逐漸去領悟何為“大師的境界”。那些在歷史上閃耀的人類群星，“他們的心境是一般人很難達到的”。

人到中年，賀桂梅越來越發現內心穩定和強大對一個人的重要性。“如果你的內心都不穩定，你很難去面對外面的問題。”她很喜歡《一代宗師》里宮二的臺詞：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賀桂梅對于人文學境界的追求，以孟子的話來總結，是“萬物皆備于我”。

《一代宗師》劇照

于是，她將自己的學術視野和胃口，延伸到影視領域。

進入21世紀，隨著大眾影視的強勢發展，純文學的邊緣化已經不可逆轉，在當代文學和文藝交鋒的場域里，影視成為新的焦點。

2015年起，賀桂梅在北大開設“21世紀中國文化熱點”課程，至今已整整十年。從長盛不衰的《甄嬛傳》，到前些年出圈的“東北文學”，再到近幾年崛起的女性影視，都被賀桂梅吸納到課程中。

當代文化多樣紛呈，各自解釋我們的精神變遷。

如2022年至今影視領域的“女性熱”，以《山花爛漫時》《出走的決心》《好東西》《我的阿勒泰》《不完美受害人》等為代表，和日韓歐美不同，其取材和表達范圍并不局限在中產階層，呈現的女性形象也不局限在年輕女性，而是塑造了一幅廣闊的從農村到城市、從中老年女性到年輕女性的女性共同體的圖景。

以女性為主角的作品，展現了女性的魅力與力量

中國動畫則讓賀桂梅意識到，“中國的主體性離不開幾千年古典資源的支撐”。從2015年《西游記之大圣歸來》到2025年《哪吒之魔童鬧海》，動畫現象提示“當代文藝的重要任務是將五千年的古典資源用當下的語言來表述”。

另一個賀桂梅感興趣的現象是年代劇。如《狂飆》《風吹半夏》等劇集，將1990年代刻畫為一個充滿未知的、冒險的、激情的時代，點起了當下人們的懷舊感，在其中，賀桂梅發現當代人有一種“自我安頓的個體精神的匱乏”。

她不止在影視作品里發現這一點。賀桂梅在B站做了不少視頻，不少主題圍繞的都是讀書和理論在當下的用處，她捕捉到當下年輕人一個普遍的癥狀：著急。

指導論文時，有時學生會提出一個可能需要10年來研究的課題，但他們希望幾個月就做完。她勸誡學生，要跳出短期（如5年）視野，學會著眼于更長遠的未來（如20年后），避免因急躁陷入困境。

90年代，賀桂梅在春天的燕南園

不僅是做學術，做人也是如此。

高中時，賀桂梅在田徑隊跑長跑，1500米，3000米，都不輕松。她并不是跑得最快的那個，但從不放棄。

能把事情做好的人，不一定是最聰明的，但一定是堅持最久，并且能在其中找到樂趣的。

年輕時候的賀桂梅，更愿意默默埋頭書齋，到了45歲，她意識到自己也許進入了可以被大家看見的年齡。在這之前，她見識過很多比自己聰明、有天賦的人，因為各種原因沒有堅持走到最后。她為他們感到惋惜，也希望年輕一代能培養一種耐得住寂寞的耐心。

她已經以自己的方式留在當代故事里了。華東師大教授、影評人毛尖曾在一次訪談中談及同代人中深刻影響自己的女性，其中她提到了賀桂梅，“她們永遠在綿密地推進自己的思考”，證明著這個世界上最強悍的天賦，就是勤奮，“能和她們一起成長，是這個世界上最好的事情”。

本文首發于《南風窗》雜志2025年第21期

作者 |黃茗婷

編輯 | 趙淑荷

值班主編 | 張來

排版 | 八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