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AI時代，怎樣守住中國思想和知識的“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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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不容忽視的是，當前主流AI模型的訓練數據仍依賴西方語料庫，其輸出內容也往往內嵌了西方的文化觀念與思維邏輯，引發了對潛在“思想殖民”“知識壟斷”的關切。作為中國實踐的觀察者、中國知識與思想的生產者與提煉者，中國智庫應如何應對這一全新挑戰？又該如何在全球智力競爭中堅守思想獨立、捍衛“知識主權”？

鄭永年教授認為，判斷一個國家的智庫能否成功，至少取決于三個方面：是否契合本國的文明與傳統，能否直面本國存在的問題，以及能否應對時代變革帶來的挑戰。相較于西方，中國智庫除了助力信息流通、承擔政策“輸入”外，還肩負著構建自主知識體系的使命。

面對人工智能帶來的“被取代”和“思想殖民”等潛在挑戰，鄭永年教授指出，一方面，我們必須加快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生產更多“中國喂料”；另一方面，要堅持“眼見為實”，多做田野調查，踐行多元主義；同時，還需與人工智能實現合理分工，并維持其作為工具的性質。

*本文由鄭永年教授在由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主辦的“前海智庫院長對話論壇”（2025年9月27日）上的致辭整理而成。

鄭永年教授在論壇上進行致辭。圖源：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國家將智庫建設提升至國家發展的重要議事日程。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這是一個巨大的政治變化。

在世界范圍內，至少自二戰以來，智庫已經成為各國治國理政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一些西方國家，智庫甚至被視為一個社會繼立法、行政、司法和媒體之后的“第五權力”。

我個人并不同意這種稱呼。西方國家過度強調權力之間的分權制衡導致了社會的高度碎片化，繼而引發社會的治理危機。但這一稱呼的確反映了智庫在治理當代社會方面的重要性。

究其本質而言，簡單地說，智庫要解決的就是國家治理過程中的信息流通問題，包括對存在的問題的界定和分析，對可能的解決方案的提供等。

中央《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發布十周年了，我們的智庫建設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無論是較之發達國家，還是我們的智庫的較短的歷史歷程而言，我們的智庫依然處于初創階段，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有很多問題亟待解決。

我個人覺得，一個國家的智庫是否能夠取得成功，至少要看三個因素：

一是智庫是否符合這個國家的文明和傳統；

二是智庫能否直面這個國家所存在的問題；

三是智庫能否應對時代變化所帶來的挑戰。

這里，我想圍繞這些方面，提出一些初步的思考。

傳統的創造性轉化

盡管智庫是一個當代概念，但這并不是說傳統上沒有智庫。在中國傳統中，士農工商四個階層中，“士”既是知識階層，也是統治階層。史學家錢穆先生因此說，中國傳統政治并非近代以來人們所說的“專制”政治或者其他形式的政治，而是“文人政治”。從今天的角度來看，這種政權形式把“智”與“治理”有機地融合在了一起。具體而言，這種治理方式包含一系列的制度安排：

1.科舉考試制度。這一制度所提供的社會流動，這是政權與社會的結合；

2.“回避制度”所導致的前現代“官員交流”體系。這使得官員可以了解各地情況；

3.“奏折文化”。這是各地官員向中央政府的情況匯報制度，歷朝歷代都設置了各種復雜的內部信息傳遞制度；

4.文人對歷史經驗的總結，例如《資治通鑒》。我在一項研究（見《Civilization and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中，曾經把中國人的“史”比作西方的“法”。中國的統治階層可以站在法律之上，但不能站在“史”之上，寫“史”的權力可能是文人最核心的權力；

5.“丁憂制度”的實踐。丁憂制度既是傳統孝道文化的體現，也是官員收集信息和處理信息的重要制度。

中國古代，尤其是清代中后期，地方官員或軍政大臣可以通過“密折”“奏本”等不同類型的奏折，直接向皇帝匯報政務、民情、軍情。圖源：廣州近代史博物館

這些文化實踐存在了數千年，今天不應被全盤否定。實際上，很多制度都在創造性地轉化，例如干部交流制度和“奏折”制度。有些制度則還需繼續轉化，例如丁憂制度。三年或許過長，但三個月甚至三周的安排仍具價值，相當于官員回家做一段時間的田野作業，了解當地社會，防止自己與社會嚴重脫節。

智庫的現狀與責任

1.助力信息收集和流通

當代社會日益復雜，對信息流通的需求也愈加迫切。盡管今天信息收集和流通的技術手段已經高度發達，但同時也要看到，我們的體制機制也變得極其復雜，信息收集和流通的困難度也在增加。

經驗地看，信息流通存在著很多問題。這不僅僅是人們經常所說的人們是否“說真話”的問題，而是體制和利益的問題。傳統上從中央到地方是3級行政體制，但現在增加到5-6級，并且我們踐行的是“條條”和“塊塊”的體制。這里不僅有體制的分割性，而且有利益的分割性。

無論是體制的分割還是利益的分割都會造成信息的分割性。這就需要建設一大批能夠超越這些體制和利益的機構。在現代社會，智庫就是這樣一種可能的機構。盡管經驗地看，在任何社會，大部分智庫避免不了為不同的區域和利益服務，但也可以有智庫，它們的唯一目標是為國家總體和整體利益服務。

2.承擔政策“輸入”的責任

如果智庫的上述責任是針對國家治理的，那么當代智庫還承擔政策“輸入”的責任。如果前者屬于公共管理，那么后者屬于公共政策。孫中山先生說，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但這是比較傳統的觀念了。從當代的角度看，這已經大大不夠。

今天，政治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政治參與。中共十八大以來，我們提出了“全過程民主”的理論。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可以成為敘事中國政治制度的基石。在我們國家，中國共產黨是唯一的執政黨，其他政黨或者團體都是參與性組織。智庫無疑是“全過程民主”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從政策“輸入”的角度來看。

3.構建自主知識體系

在當代社會，所有國家的智庫都必須履行所有上述功能，否則很難稱得上一個稱職的智庫。但較之于其他（尤其是西方）國家的智庫，當代中國智庫還承擔著另一項重大任務，即構建自主知識體系。

為什么這么說？在西方，知識構建基本上是大學和其他一些研究機構的責任，西方的知識體系大都是大學構建的。不過，也要指出的是，至少美國的智庫在當代美國知識體系演進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較之大學，智庫更能與時俱進，其所創造的知識更能反映時代的變化。

在中國更是如此。今天，我們的大學改革舉步維艱，大學的主要功能還是知識的傳授，而非知識的創造。因為包括量化考核在內的各種因素，大學教授基本上都在履行“寫文章”的角色，很多人并不在做和國家的社會經濟緊密相關的研究。中國社會科學有很大的進步，這些年學者們已經發表了大量的文章。

但是，必須意識到，盡管我們早已經是論文大國，但原創性的概念和理論依然缺失。考慮到短期內很難改變大學遠離國家的社會經濟現實的局面，智庫更有條件承擔起建構基于中國實踐經驗之上的原創性知識體系的責任。

2000—2023年中國及全球發文量及占比，中國的發文數量增長了約23倍，占全球總數的比例也從約3.87%升至約34.66%。圖源：科學觀察

應當強調指出的是，原創性知識體系建構也是智庫發展自身的需要。如同學術界，政策分析領域也確實需要能夠解釋和預測中國政策走向的概念和理論。根據我的觀察，這么多年來，我們國家的智庫已經積累了大量的經驗觀察，這已經為原創性概念和理論的產生奠定了基礎。可以預見，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里，我們的智庫同仁可以在這個領域大有作為。

智庫所面臨的挑戰

我們的智庫體系還處于建設過程之中，依然面臨著諸多體制機制建設的挑戰，但是今天的智庫面臨著來自人工智能的前所未有的挑戰。如果不能有效應對來自人工智能的挑戰，那么我們的智庫將前途未卜。

這里，挑戰是全方位和多層次的，至少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1.被取代

人工智能要比大部分人更有效率，也更加聰明。

2.被“殖民”

這是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使然。OpenAI與deepSeek有什么區別？大模型的運行邏輯是一樣的，只有效率和成本是不同的。一個嚴酷的事實是，今天，人工智能的大部分“喂料”都是西方的。在人工智能時代，大部分國家會失去信息的主權，因此會失去思想的“主權”和知識的“主權”。可以預見，思想被殖民對大部分國家來說是一個越來越嚴峻的問題。

3.深度偽造

更為重要的是DeepFake，即深度偽造，這在消解人類文明的根基。人類文明建立在經驗事實之上。但深度偽造已經促成人類進入“后事實時代”（post-fact age）。當什么都可以深度偽造，那么文明的根基也就動搖了。可以預見，這一趨勢會越來越甚。

現在的“深度偽造”是建立在人工“喂料”之上，還可以追根溯源，但一個機器自己創造信息的時代正在快速到來，屆時越來越多自生的信息變得不可追根溯源，那時人類文明就會遇到大麻煩。

4.兩個“不對稱性”

與之相關的是兩個不對稱性。一是國家之間的不對稱性。人工智能的高成本使得越來越多的國家因為經濟能力原因而被排擠出人工智能時代。二是社會組織和國家之間的不對稱性。一旦一個社會組織擁有了人工智能，它便擁有了對抗國家的能力，尤其是對抗較小國家的能力。如果邪惡組織控制了人工智能，那么問題就會更大。

所有這些不是單一國家的問題，而是今天所有國家所面臨的問題。因此，從這些問題出發，人類或許能夠達成一些共識。自然，這也是今天智庫國際合作的基礎。

中國如何應對？

那么，對中國來說，我們如何應對？我們至少需要考慮如下幾個方面的問題，這些也是我們智庫所需要完成的任務。

第一，加快智庫體系建設，尤其是體制機制建設，以提高知識創造效率，應對傳統挑戰。

第二，加快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生產出更多的“中國喂料”，在避免被思想“殖民”的同時，擴散和提升中國的軟力量。這無疑是智庫當前最需要承擔的責任。

第三，和人工智能進行勞動分工，不和人工智能“搶飯碗”，盡快鑒別哪些是人工智能能夠做的，并且比人類做得更好、更有效的，哪些是人工智能所不能做的，依然需要我們人類來做的，并且比人工智能做得更好。

第四，尋找新的“工作”，即把一些人工智能擁有優勢的領域交給人工智能，而我們則開拓新的知識領域。

第五，堅信“眼見為實”原則。要多做田野調查，發現問題，生產基于問題之上的新知識。人工智能所產生的知識是基于“昨天”的經驗，而人類所產生的知識則是基于“今天”所發生的現實。

第六，踐行多元主義，超越人工智能的一元主義。如前所說，人工智能使用的是同樣的邏輯，最終必然是一元主義；而人類必然是多元主義的，因為人類的現實經驗是多元的。

第七，與人工智能和平共處，但必須把人工智能置于人類的控制之下，即維持其作為工具的性質。

第八，在必要的時候，要做出一個公共政策決定，即誰來掌控人工智能。現在的人工智能過于資本主導，這個情況維持不了多久，就會出現很大的問題。作為公共政策研究主體的智庫，必須有充分的準備。

*文章來源于公眾號“大灣區評論”

校對 | 楊蕓淞

排版 | 許梓烽

初審｜王希圣?

終審｜馮簫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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