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湖南警察廳長幫毛主席脫險，解放后寫信謀職，主席為他破例

1923年，湖南省長趙恒惕下達了逮捕毛主席的命令，警探們四處搜尋這位湖南黨組織領導人的蹤跡。

然而在警察系統內部，一位關鍵人物也在悄悄行動，他就是時任湖南省會警察廳廳長的劉策成。

劉策成不僅是趙恒惕的姻親，也是毛主席曾經的老師，在這場險象環生的搜捕中，劉策成毅然選擇了站在學生一邊，通過巧妙的方式向毛主席遞危險信號，幫助他成功脫險，建國后毛主席為“恩人”破例！

劉策成與毛主席的緣分開始于湖南第一師范，1916年，劉策成在湖南第一師范擔任歷史教員，毛主席正是該校的學生。

劉策成授課風格獨特，很對毛主席的胃口，兩人經常共同研討、評論歷史事件和人物，這位老師對才華出眾的毛主席格外欣賞，甚至在日記中寫道：

“潤之，該生意氣銳，思非凡，天縱奇才也！” 這種賞識超越了普通的師生情誼，成為后來冒險相助的重要基礎。

除了學業上的指導，劉策成還在毛主席早期革命活動中給予實質性幫助，當毛主席創辦文化書社缺乏資金時，曾寫信向劉策成求援。

劉策成接到信后，傾囊相助，派人送去銀洋300塊，以“入股”形式支持學生的革命事業，劉策成并非普通的教育界人士，他早年參加中國同盟會，擁有豐富的政治閱歷。

1914年，他擔任邵陽駐省中學校長，與語文教員楊洞天、學生匡互生私藏槍支，反對袁世凱，宣揚革命。

此舉被湖南都督湯薌銘察覺而遭拘囚，幸得蔡鍔致電保釋，才得以免除死刑。

湯薌銘

1920年，劉策成棄教從政，先后任瀏陽、衡山縣長，在衡山任上，他獲得了 “劉青天” 的美譽。

當地民謠傳唱：“登上祝融峰，水秀山也青，來個好清官，就是劉策成，”離任時，百姓還給他送“萬民傘”。

1923年10月，趙恒惕為鞏固統治，任命劉策成為省會警察廳長，趙恒惕的侄女是劉策成的兒媳婦，這層姻親關系讓趙恒惕對劉策成信任有加，但誰也想不到，這種信任會在關鍵時刻為毛主席提供“保護傘”。

1923年對毛主席來說危機四伏，他撰寫的《省憲下之湖南》《省憲經與趙恒惕》，尖銳批評了趙恒惕的統治，深深刺痛了這位湖南省長。

更讓趙恒惕無法容忍的是，在當年譚延闿、趙恒惕的戰爭中，毛主席與中共湘區委公開支持譚延闿，這場戰爭，表面上有著各種政治借口，實質上卻是一場爭奪鴉片煙稅的戰爭。

譚延闿的部隊退出湖南后，趙恒惕開始清算支持譚延闿的力量，拉開了封閉湖南自修大學、鎮壓水口山工人運動、緝捕毛主席的序幕，這些事都集中在1923年11月至12月底。

作為省會警察廳長，劉策成經常參加趙恒惕政府的上層會議，了解趙的動向，得知趙恒惕策劃逮捕毛主席的消息后，他決定透露給這位學生。

劉策成單獨召見了與他私交甚密的長沙東區警察署署長王建屏，說明情況：“趙恒惕要緝捕毛澤東，毛澤東是我的學生，你設法把這信息傳給他”。

辦事謹慎的王建屏把此事交給隨身警衛萬震侯、周維武，當夜前往清水塘毛主席住處通報，發現毛主席不在家，他們又趕到倉后街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會址，面告毛主席。

第二天清晨，毛主席離開長沙后，王建屏親率東區警察署警士，大造聲勢，在長沙市區搜捕毛主席，既幫助毛主席脫險，又讓劉策成能向趙恒惕“交差”。

這場脫險經歷的具體時間在1923年12月28日至31日之間，毛主席對于劉策成的幫助一直銘記于心。

新中國成立后，劉策成多次寫信給毛主席回憶師生情誼，希望獲得一個從事文史工作的崗位，毛主席三次復信，親自過問他的工作安排。

1950年8月16日，毛主席在第一封回信中寫道：“策成先生：來信收閱，甚悉，家庭土地財產，一切交農會處理，至于你要工作，不需來京找我，我跟湖南有關同志打了招呼，你可去長沙找省長程潛即可。”

8月29日，毛主席再次回信：“策成先生：惠書敬悉，甚為感激，先生欲為人民事業有所貢獻，極為欽佩，地點擬以在長沙為宜。那里熟悉先生的人較多，商籌較為便利，尚祈斟酌”。

劉策成被安置在湖南省人民政府參事室任參事后，因正在從事《莊子集解內篇補正》的寫作，希望到省文史館工作。

毛主席于是有了第三封復信：“策成先生：大示所為《莊子集解內篇補正》收到，謝甚！工作一事已函告統戰部李維漢部長，敬請與該部接洽為荷！”

經過李維漢與周恩來商議，劉策成最終被安置到中央文史館，1951年6月，中央文史館下達聘書：“特聘：臺端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史研究館館員。

劉策成在關鍵時刻的幫助，表面看是歷史的一種巧合，實則包含著某種必然——那位曾經欣賞、培養奇才學生的老師，在歷史緊要關頭，又一次伸出援手，保護了這位“意氣銳，思非凡”的學生。

而毛主席對老師的感恩回報，也體現了他尊師重道、知恩圖報的品格。

1953年，凝結劉策成半生心血的《莊子集解內篇補正》一書在毛主席的關心下，由北京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被國家圖書館定為藏書。

一段師生情誼，在歷史轉折點上悄然影響了一個國家的未來。

參考資料：人民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