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四名日本男子只因朋友的一句謊言，含冤入獄八年

1951年1月25日，四名日本籍男子只因為朋友的一句謊言，讓他們全部成了十惡不赦的殺人犯，并被法院判處了終身監禁，直至含冤入獄8年后，律師才找到翻案證據。

可如果這個時候被翻案，當初負責調查的警署就會受到懲罰，于是警方為了保全自己，竟在明知4人無罪的情況下還是起訴了他們，那么最后他們是否能夠沉冤昭雪呢？

1951年1月25日上午9點12分，日本山口縣警署接到了一通報警電話，一位女性聲音從電話那頭傳來，她的聲音顫抖地說道自己的父母死在了家里，并說著說著吐了出來，似乎是看到了什么可怕的畫面，

警方接到電話后立即出發趕往案發現場，位于山口縣熊毛鎮八海村的一座獨棟別墅，當警方推開大門后，頓時一股濃烈的血腥味撲面而來，緊接著一副令人頭皮發麻的畫面出現在他們面前。

一名男子躺在血泊之中，身后的墻上還有一個由血液噴濺形成的扇形印跡，頭部有多處被鈍器敲擊的傷痕，其中一處更是形成了一個拳頭大小的窟窿，并不斷有紅色黏稠物從里面流出來，仿佛一顆被暴力打開的西瓜，顯然死者生前遭受過殘忍的對待。

而男人的妻子則死在旁邊，身上沒有明顯的致命傷，脖子被一條繩索纏繞了兩圈懸掛在門梁上，腳下有一把帶血的斧頭和一把帶血的菜刀，似乎就是兇器。

經調查得知，男性死者名為宗兵衛，65歲，妻子名叫比佐，與丈夫同為65歲，二人都是海歸學者，所以家庭條件比較優越。

據周圍的鄰居介紹，他們經常看到夫妻二人吵架，貌似感情并不是很好，所以警方初步推斷，應該是夫妻吵架后，妻子失手殺死丈夫，然后畏罪自殺了，可很快警方就察覺到了不對勁。

經法醫檢測，妻子比佐雖說是死于窒息，但她脖子上有多道勒痕，如果真是上吊自殺，應該只有一道才對。

而且，經過死者女兒的清點，發現家中丟失了大量財物，包括6000元現金以及一些金銀首飾。

綜合以上信息，警方最終得出結論，這是一場有預謀的入室劫殺，夫妻二人都是被人殺害，妻子之所以會被吊在門梁上，只是兇手為了誤導警方而刻意偽造出的自殺假象。

有了這個推論，警方開始沿著這條線展開了更加詳細的調查，在搜查取證的過程中，警方在案發現場找到一個酒瓶，經死者的女兒介紹，自己的父母從不喝酒，所以酒瓶大概率是兇手留下的，于是警方立即提取了酒瓶上面的指紋，并且經過比對后很快就鎖定了嫌疑人。

因為指紋的主人曾犯過盜竊罪，在警局留下過案底，所以警方只花了一天時間就將嫌疑人抓回了警局。

嫌疑人名叫吉岡晃，22歲，平時好吃懶做，沒有正經工作，卻有酗酒的習慣，所以經常入不敷出，做出一些偷雞摸狗的事情。

當警方詢問吉岡晃關于宗兵衛遇害一案的時候，吉岡晃當場就嚇得尿了褲子，沒有產生絲毫狡辯的想法，當即就認了罪，并在警方的逼問下詳細的說出了作案的全部過程。

據吉岡晃供述，他是在1月23日買酒的時候，無意間聽到宗兵衛和妻子剛剛領取了一筆退休金，就放在榻榻米下面，于是最近又沒錢喝酒的吉岡晃動了歪心思，決定去老兩口的家里搞點錢花，并在第二天就展開了行動，即1月24日11點30分左右。

吉岡晃雖然有過盜竊前科，但這還是他第一次入室盜竊，難免有些緊張，于是便決定依靠酒精給自己壯壯膽，所以在小酒館買了一瓶燒酒后，一邊喝一邊朝著宗兵衛的家里走去。

當來到宗兵衛的房子前，正好發現房子的窗戶沒有關，于是直接溜了進去，可讓吉岡晃沒想到的是，已經臨近午夜12點，老兩口竟然還沒有睡，導致吉岡晃剛進去就被老兩口發現了，于是他為了不讓事情敗露，竟然借著酒勁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將老兩口全給殺了。

可事后吉岡晃并沒有在老兩口的家里發現退休金，只找到6000元現金和兩枚金戒指，加在一起也就夠他喝一個星期的酒而已，這時他才意識到退休金只是一個謠言，為了這么點錢殺了兩個人實在不值得，更不想因為這點錢被判死刑。

于是，他就想到了一個餿主意，將案發現場偽裝成了夫妻吵架畏罪自殺的假象，卻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百密一疏，遺落在現場的酒瓶成了破案的關鍵證據。

按理說，吉岡晃已經將整個案發過程都講述的非常清楚了，這起劫殺案到這里也就該結案了，可就在這個時候警方卻突然向吉岡晃說了這么一句話：“說出你的同伙是誰？”

吉岡晃當時就懵了，自己明明是單獨作案，哪來的同伙呢？

雖然吉岡晃一直堅稱自己是單獨作案，可警方就是不信，反而做出一副輕蔑的表情，胸有成竹地說了一句：“不要再試圖包庇同伙，我已經把一切都猜到了。”

警方之所以如此篤定吉岡晃一定有同伙，其理由正是現場遺留的空酒瓶，在警方看來一位能想出偽造現場逃避罪責的人，不可能粗心大意到將酒瓶遺落在現場，所以真正的幕后黑手一定另有其人。

而且，在法醫的尸檢報告中顯示，死者比佐的體重高達142斤，而兇手吉岡晃身材瘦小，僅憑他一個人根本不可能將比佐懸掛在門梁上，所以警方斷定這起案件一定還有其他人參與。

盡管關于這一點，吉岡晃給出了合理的解釋，他表示自己雖然瘦小，但從小就力氣很大，所以他完全可以抱起來比佐，然而不管吉岡晃如何解釋，警方還是堅信自己的判斷，而這種行為則被稱之為自我正當化，專業術語叫作認知失調。

其原理就是人一般都不愿意承認自己是錯誤的一方，所以當遇到分歧的時候，人們首先想到的都會是為自己尋找正確的理由，而不是主動承認錯誤。

此時的警察就處于這種狀態之中，所以面對吉岡晃一次又一次的澄清，他們依然偏執地堅信自己是對的。

特別是在當時，日本警察的社會地位極高，這就導致了他們更加剛愎自用，堅信自己永遠都是正確的一方。

于是，警方為了讓吉岡晃說出“實情”，竟主動承諾只要吉岡晃愿意供出同伙，就可以給他申請減刑。

一聽能減刑，吉岡晃當即就又動了壞心思，立即說出了4名“共犯”的名字，他們分別是21歲的孝義、22歲的隆一、23歲的稻田實以及24歲的安藤周平，并表示其中年齡最大的安藤周平就是主犯，自己只是奉命行事而已。

經調查，警方發現這4個人竟全都有盜竊案底，而且案發當晚都沒有不在場證明，顯然他們確實有作案的可能，于是將他們全部抓回了警局。

當4人被警方告知涉嫌謀殺的時候，所有人都傻眼了，連忙解釋稱案發當晚，也就是1951年1月24日，他們一整晚都在一起喝酒，可他們不解釋還好，解釋后反而令警方更加確信了他們就是共犯。

因為，那天晚上他們4人是在安藤家里喝的酒，而且村子里的房子基本都是獨門獨院，所以除了他們自己，沒人能證明他們供詞的真實性。

同時，這也是為什么吉岡晃一定要撿舉安藤4人是“共犯”的原因，因為身為他們的朋友，吉岡晃一早就知道了他們那晚的動向，算準了他們不可能找到不在場證明。

警方勸他們不要在狡辯，提前認罪還能減刑，可安藤周平4人壓根就沒有做過，當然是不可能認罪。

一連盤問了幾天，4人始終堅稱自己是無辜的，這令警方漸漸失去了耐心，由剛開始的盤問變成了拷問，竟然用警棍毆打安藤他們，企圖用暴力的手段逼迫他們說出實話。

在長期的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折磨下，安藤4人再也受不了了，于是為了免去折磨，他們商議以后決定先認罪，等到了法庭上再翻供，一樣能夠證明自己的清白，最終他們全部在認罪書上簽了字，可到了法庭上他們才發現，事情的走向跟他們預想的并不一樣。

1951年6月8日，一審開庭，當安藤4人接受審問時，當場翻供并掀開上衣，露出被警方毆打所致的傷痕，向法官說明他們都是警察用暴力的手段逼供后，這才不得不承認了罪行，希望法官能為他們主持公道。

可法官并沒有將安藤4人的話當回事，因為他做了這么多年法官，這種簽下認罪書后又反悔的人并不少見，歸根結底只是罪犯不愿意接受審判而已，所以法官還是更愿意相信認罪書，最終還是按照認罪書上的罪名對他們進行了判決。

其中年紀最大的安藤周平被定為本案主謀，并由于自始至終沒有主動認罪，顯然沒有悔過之意，所以被判死刑，而包括吉岡晃在內的其他4人，則被判處了無期徒刑。

事后，5人都進行了上訴，于1952年12月8日二審開庭，可他們還是沒有得到公正的判決，最終安藤周平以及吉岡晃維持原判，其他三人則進行了適當減刑，改判為有期徒刑12到15年。

二審的判決下來以后，安藤4人決定繼續上訴，可每一次都被駁回，按照日本當時的規定，如果囚犯連續三次上訴被駁回，將再無上訴機會，而如今安藤4人只剩下最后一次機會，若再被駁回將無翻案的機會了，他們已經被逼上了絕路。

然而，就在他們進退兩難的時候，安藤無意間得知一位名叫正木弘的律師，據說他為人剛正不阿，對案件的真相非常執著，于是安藤抱著試一試的態度，給正木律師寫了一封信，說出了自己的冤屈。

正木律師做事一向嚴謹，在接到安藤的求救信后，立即展開了調查，最終發現此案確實疑點重重，于是決定接下這單案子。

可正木律師做事精明，并沒有馬上向法院提起上訴，而是以安藤為原型，寫了一本名為《審判官》的書籍，而且出版之后書籍非常暢銷，令安藤的案件很快就成為了全日本的焦點，于是當安藤4人再次提出上訴申請時，法院迫于輿論壓力，不得不重新審理了此案。

1954年10月15日，苦苦等待將近四年以后，安藤4人終于迎來了第三次的審判，有了一個翻案機會。

法庭上，正木弘作為安藤4人的律師有備而來，列舉了很多案件的疑點，但由于沒有能夠直接證明4人不在場的證據，導致案件一審再審始終沒有定論，直到案發后的第八年事情才迎來了轉機。

1959年9月18日，正木律師終于找到了三名關鍵證人，他們是村里的菜農，由于職業的特殊性，所以經常會半夜出門收菜、送菜，而路上正好會經過安藤的家。

據他們所說，在案發當晚的12點以及凌晨3點左右，他們都曾親眼看到安藤4人圍坐在火堆旁喝酒，這也就是說案發當天安藤4人不可能實施作案。

有了不在場的證據，警方對安藤4人的指控自然也就不再成立，于是法庭宣判除吉岡晃以外，安藤4人全部無罪釋放。

歷經八年，安藤4人終于重獲自由，可他們還沒高興多久，案件再度發生了驚天逆轉。

由于安藤4人已經確定無罪，那么他們之前做的八年牢就屬于司法事故，所以此事一定要有人承擔責任，可山口縣警方并不想承擔后果，于是他們采取了一種無恥的手段來逃避責任，再次將安藤4人告上法庭，因為只有安藤4人被判有罪，警方才不會受到任何處罰。

于是在1965年8月，案件進行了第四次庭審，在經過一個月的周旋之后，最終法官廢除了三審判決，再次判處了安藤死刑，其他三人無期徒刑，而法官之所以會改判安藤有罪，都是因為警察耍了一些不光彩的手段。

在開庭之前，警方找到了三名菜農，也就是那三位能夠證明安藤4人案發時不在現場的證人，警方通過威逼利誘等手段讓他們更改證詞，最終有兩人同意了作偽證，只有一人正氣凜然沒有同意，但也于事無補，畢竟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在法庭上也同樣適用，最終導致安藤4人的不在場證明失效，被再次送進了監獄。

于是，安藤4人再度開啟了漫長的申訴之路，但由于證據不足，他們始終無法申訴成功，直到案發后的第17年，始作俑者吉岡晃終于良心發現說出了實情，當庭告訴法官那一年的劫殺案都是他一人所為。

案件突然峰回路轉水落石出了，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還沒解決，那就是當年負責調查這起案件的警員，他們才是造成這起冤案的重要推手，不辦他們實在不足以平民憤，更沒法給含冤17年的安藤4人一個交待。

于是，市級警署署長親自下來調查，將案發當地的警視廳，也就是山口縣警視廳內的所有涉案警員全部進行了依法嚴辦。

涉嫌暴力違法的警員依法處以半年至兩年有期徒刑，知情不報者處以半年至一年有期徒刑，制造偽證的警員則被判處了三年至五年的有期徒刑，至于那兩位做偽證的菜農，則被判處了一年零三個月的有期徒刑，只有那位正義的菜農不僅沒有判刑，反而獲得了現金獎勵。

而作為始作俑者的吉岡晃，考慮到他當時也是被警方威逼利誘才說謊，所以并沒有對他進行更嚴厲的懲罰，而是維持原判無期徒刑，只不過他將永遠無法獲得保釋的機會，注定只能死在監獄了。

至此，案件終于完結，所有涉案人員都受到了應有的懲罰，安藤4人也徹底沉冤昭雪，可他們逝去的17年青春又要找誰去要回呢？

可以說他們的人生因為一句謊言已經完全脫軌，從現實的角度考慮，甚至說他們的人生已經毀了也毫不為過。

那么，對此大家有何看法？歡迎在評論區里留言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