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歧難消，澳大利亞還會是美國的“反華排頭兵”嗎？｜IPP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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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近日，美國前副國務卿坎貝爾表示，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應該在即將到來的與特朗普的會晤中展示澳大利亞在美國印太戰略中可承擔更大角色的姿態。然而與此同時，連接美澳安全同盟、意在“遏制中國海軍力量和行動”的AUKUS計劃卻前景不明。

美國國防部正對該計劃展開審查。一旦合作受阻或延期，勢必動搖雙方的戰略互信。為穩住項目，阿爾巴尼斯政府宣布在珀斯建設國防中心，用于核潛艇建造與維護。但在特朗普一貫“交易式外交”的施壓邏輯下，美澳關系的走向仍充滿變數。

近日，《外交事務》刊文指出，“美國優先”議程使AUKUS的前景更加復雜——潛艇交付計劃延宕，成本高昂、輿論分裂、工業能力受限等問題令澳方憂慮加深。更重要的是，無論AUKUS能否最終落實，其爭議本身已暴露出美澳同盟的結構性裂痕。

文章指出，除對臺海地區的關切外，澳大利并不希望看到中國在東亞等區域擴大影響力。但與此同時，任何沖突都可能導致澳大利亞嚴重的經濟動蕩，因為其經濟高度依賴中國市場。澳大利亞精英們真正想要的，其實是“老式的美國盟友”，也就是作為“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保障者的美國。

作者：詹姆斯·柯蘭（James Curran）

悉尼大學現代歷史學教授，曾在澳大利亞國家評估辦公室（現為國家情報辦公室）擔任情報分析師

澳大利亞和許多美國盟友一樣，正在努力應對唐納德·特朗普總統。問題的核心在于國家安全。盡管中國無疑是澳大利亞最重要的貿易伙伴，但它同時也是澳大利亞國家安全體系認為的最大威脅。

澳大利亞對中國的恐懼已有一個多世紀的歷史，并深深滲透到澳大利亞自1951年簽署《澳新美安全條約》（ANZUS）以來制定的每一項國防戰略中，以及當年代與日本戰后關系的重建中。正是這種恐懼驅使澳大利亞在今天依然盡力維持與美國的密切關系，哪怕特朗普政府的經濟與防務政策正在加劇緊張局勢。

目前將澳大利亞與美國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紐帶是AUKUS，這一包括英國在內的安全合作機制于2021年成立。協議的部分內容——包括量子計算、人工智能、網絡技術、高超音速與水下技術等領域的合作——正按計劃推進。然而，AUKUS的一項關鍵組成部分可能陷入嚴重麻煩。

五角大樓印度太平洋地區高級官員提名人近日表示，美國國防部仍在繼續對向澳大利亞提供核動力潛艇的AUKUS項目進行審查。圖源：路透社

根據協議，澳大利亞計劃自2032年起從美國接收一支小型核動力潛艇艦隊，隨后三國將共同設計并生產新一代潛艇。但由于現實與戰略方面的顧慮，這項潛艇采購及設計計劃已陷入不確定狀態。

今年6月，美國五角大樓下令審查AUKUS，以評估其是否符合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優先”議程。預計審查結果將在今年10月公布，恰逢澳大利亞總理安東尼·阿爾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訪問華盛頓，與特朗普進行首次實質性會晤。

目前的爭論不僅僅關乎幾艘潛艇的命運。AUKUS已成為整個美澳同盟關系的象征，而該聯盟如今因雙方未達成的期待而陷入壓力。

澳大利亞希望美國不斷重申協議將按計劃推進，而美國則要求澳大利亞承諾：一旦與中國發生潛在沖突，所轉移的潛艇必須參戰。雙方都無法向對方提供所尋求的信任。

即便兩國選擇遵守最初的協議，圍繞AUKUS未來的不確定性仍揭示出美澳在安全戰略上的更深分歧——這是兩國盟友在未來幾年必須共同面對的問題。

澳大利亞總理在訪問紐約聯合國大會期間似乎未能與美國總統達成雙邊協議。圖源：dpa

擺脫觀望

AUKUS協議的核心在于核動力潛艇。盡管歷屆澳大利亞政府一直不愿公開說明這一采購的戰略理由，但毫無疑問，其目的是為了在涉及中國的任何軍事應急情況下（無論是在南海還是臺灣海峽），能夠協助美國。

澳大利亞目前擁有的六艘柴油動力潛艇艦隊已老化，亟需更換；核動力潛艇速度更快，能夠執行時間更長的任務。根據AUKUS協議，美國承諾在2032年前向澳大利亞轉讓三至五艘“弗吉尼亞級”核動力潛艇，但前提是華盛頓認定此舉不會削弱美國的水下作戰能力，并且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澳大利亞已為加速生產，向美國潛艇工業生產線投入近20億美元。

此外，澳大利亞、英國與美國還同意共同設計一種新型潛艇，即“SSN-AUKUS”級潛艇。出于尚未被充分解釋的原因，這種潛艇的體積將比“弗吉尼亞級”大25%以上，并需要更多的船員。首艘潛艇將在英國建造，后續生產將轉移至澳大利亞進行。

自2021年9月AUKUS宣布以來，它的意義早已超越了一項潛艇交易。它已成為澳大利亞人思考和討論與美國關系的一個重要視角。正如澳大利亞國防部長理查德·馬爾斯（Richard Marles）在2023年底美國國會批準協議關鍵條款時所說，AUKUS“將改變我們有效威懾、創新和協同行動的能力”。

該協議在簽署之初被視為一次公共外交的成功，展現了在澳中關系高度緊張之際美國對澳大利亞的堅定支持。早在2020年，保守派總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政府公開挑戰北京的“戰狼外交”，并呼吁就新冠病毒起源展開獨立調查。作為回應，中國對澳大利亞實施了大范圍貿易限制。澳大利亞毫不退讓，自我定位為“矛尖”，批評中國在亞洲的強勢行為，并反擊北京的經濟脅迫。

2022年5月阿爾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上任后，澳中關系顯著改善。他放棄了前任的“擴音器外交”，轉而強調穩定以及與北京的“建設性接觸”。然而，他仍然推進AUKUS項目，擔心任何表現出削弱支持的跡象都會被政治對手解讀為在國家安全上的軟弱，或是其工黨政府無法維系美澳同盟的信號。盡管如此，政府對AUKUS的支持顯得頗為冷淡。

阿爾巴尼斯本人在公開場合更多談論AUKUS帶來的本地就業機會，而非戰略利益。外交部長黃英賢（Penny Wong）則幾乎從不公開提及此事，據悉她在私下里對此持反對態度。

與此同時，華盛頓通常將澳大利亞與中國的密切經濟關系視為其對美同盟承諾的潛在隱患。尤其是在工黨執政時期，美國的懷疑尤為明顯，因為工黨長期以來反對美國的安全政策，從20世紀60年代在澳安裝美方情報設施，到2003年反對入侵伊拉克皆是如此。2022年6月，阿爾巴尼斯政府上任數月后，為緩解華盛頓的擔憂，秘密派遣特使赴白宮，向拜登政府保證澳大利亞的堅定立場。這一舉措奏效了。

拜登總統的亞洲政策顧問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在2022年底私下告訴歐洲官員，AUKUS的意義在于“讓澳大利亞從觀望中站到我們這一邊”。他表示：

“簽署這項協議后，我們已將他們鎖定在接下來的40年中。”

然而，特朗普政府的官員并不認同這種樂觀，他們認為阿爾巴尼斯試圖修復對華關系的努力，反而顯示出他對北京所帶來安全挑戰的忽視。

關鍵分歧點

與美國在亞洲和歐洲對其他盟友的做法一致，特朗普政府目前正在公開和私下同時施壓澳大利亞，要求其“做得更多”。美國官員希望堪培拉增加國防開支——今年早些時候，美國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思（Pete Hegseth）在新加坡發表講話，呼吁澳大利亞將軍費開支從國內生產總值（GDP）的約2.0%提高到3.5%，并在中國入侵臺灣時公開承諾出兵防衛臺灣

與此同時，隨著華盛頓不斷提高對堪培拉的要求，澳大利亞官員也被告知，美國可能會違背其在AUKUS協議中對盟友作出的承諾。

美國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思。圖源：美聯社

關鍵問題在于，美國的工業基礎能否足夠快速地生產核動力潛艇，以便將部分轉讓給澳大利亞。目前，美國大約每十個月才能生產一艘新潛艇；而為了既保持自身艦隊規模，又能向澳大利亞出售潛艇，美國需要將生產周期縮短到五到六個月。

根據美國法律，總統無需批準向堪培拉轉讓“弗吉尼亞級”潛艇，直到2031年底——也就是特朗普任期結束之后。然而，華盛頓可能會更早采取行動。領導五角大樓AUKUS審查工作的國防部副部長埃爾布里奇·科爾比（Elbridge Colby）一直對該協議持公開懷疑態度，因為潛艇在美國自身亞洲軍事戰略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科爾比在英國智庫“政策交流”（Policy Exchange）的一次講話中質問道：

“為什么我們要在最需要時把這顆軍事‘皇冠上的明珠’送出去？”

美國國防部高級官員埃爾布里奇·科爾比（Elbridge Colby）正牽頭對（AUKUS）合作項目進行審查評估。圖源：路透社

澳大利亞國內的不安情緒也在加劇。堪培拉擔心美國作為安全伙伴的可靠性，擔憂一旦AUKUS失敗，澳大利亞可能徹底喪失潛艇作戰能力。協議的著名批評者，包括前總理保羅·基廷（Paul Keating）和馬爾科姆·特恩布爾（Malcolm Turnbull），以及多位前潛艇指揮官和專家，都提出了實際層面的疑慮，例如澳大利亞工業是否有能力在2040年代初之前承擔起建造一支核動力潛艇艦隊的任務；同時，也有人質疑，目前正在西澳建設的海軍港口是否能在2027年按期準備好，接納屆時將輪換駐扎的英美核潛艇。根據近期民調，公眾對AUKUS的支持態度搖擺不定。

根據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今年的調查，只有約一半澳大利亞人認為該協議會讓澳大利亞更安全。而《衛報》旗下的Essential民調則顯示，有60%的澳大利亞人認為美國不太可能真正向澳交付“弗吉尼亞級”潛艇。

澳大利亞對協議成本的擔憂也日益加劇。預計整個項目在未來二十年內（至2040年代后期）將耗資約2400億美元，甚至可能更多。而AUKUS已經在“吞噬”澳大利亞常規部隊的預算，因為政府正優先撥款支持美國和英國的潛艇生產。到目前為止，阿爾巴尼斯始終堅稱其政府將在2032年前將澳大利亞國防開支提高到GDP的約2.3%，增幅不到0.5個百分點——這一增長遠不足以覆蓋AUKUS的額外開銷。因此，至少在未來幾年內，澳大利亞軍隊可能難以應對任何潛在沖突。事實上，它所能做的，仍然只是延續傳統做法：派出一支小規模部隊，與美軍共同執行行動。

留下還是退出？

特朗普政府目前可能選擇暫時維持AUKUS框架不變，將是否向澳大利亞出售“弗吉尼亞級”核潛艇的決定留給下一任總統來處理。華盛頓可能會認為，澳大利亞已在美國的工業基礎上投入了足夠多的資金，而澳大利亞境內美澳情報與軍事設施共享所帶來的戰略價值，也足以讓該交易繼續推進。美國甚至可能寧愿損失幾艘潛艇——例如將其轉讓給澳大利亞——而不是保留它們以備未來與中國在臺灣問題上發生沖突時使用。

畢竟，美國需要澳大利亞的配合，才能將其作為在印度洋與南海地區進行軍事投射的重要基地。

然而，即使維持AUKUS的條款，也無法真正解決澳大利亞的問題。潛艇或許無法在2032年前交付，這一延誤將為美澳關系蒙上陰影，加深外界對特朗普政府及其繼任者是否仍致力于在亞洲保持強大軍事存在的懷疑。即使潛艇能在2030年代初按時交付，也很可能附帶條件：部分潛艇仍須處于美國指揮之下，因為華盛頓希望在可能與中國發生沖突時能直接調動這些潛艇。如此一來，澳大利亞實際上是在為美國海軍支付巨額費用，充當其輔助力量，而非獲得可自主指揮的防衛能力。這樣的結果將使AUKUS看起來像是一場重大戰略誤判——澳大利亞多年為美國“買單”，卻得不到自己預期的戰略收益。

如果華盛頓得出結論，認為擴充自身潛艇艦隊的巨大挑戰使其無法兌現對澳大利亞的轉讓承諾，那么后果同樣嚴重。澳大利亞對美國作為盟友的信任——在特朗普時代已受到沖擊——將進一步動搖。這種震蕩還會波及馬尼拉、首爾、臺北和東京等地。盡管美澳之間的其他軍事合作可能仍將繼續，例如英美潛艇在西澳基地的輪換駐扎（假設該基地能按時完工），但兩國關系上空的陰影可能會引發澳大利亞國內對美國在當地不斷擴大的軍事存在的反感，其中包括在北澳部署B-52戰略轟炸機的計劃。

更糟的是，在耗費數十億美元之后，堪培拉可能最終不僅沒能建立起新的潛艇工業基礎，還可能連本國的潛艇能力都徹底喪失。澳大利亞現有潛艇艦隊老舊，維護費用高昂且耗時，目前六艘潛艇中僅一艘具備完整作戰能力，更換它們將極其困難。

潛艇供應商本就稀缺，而澳大利亞在簽署AUKUS前，已公開終止了與法國潛艇制造商的合作，徹底“燒毀了橋梁”。雖然澳大利亞遭受敵對國家入侵的可能性依然很低，但在缺乏真正潛艇防衛能力的情況下，該國長期存在的地緣安全焦慮——尤其是對中國的擔憂——勢必會進一步加劇。

不安的盟友

無論AUKUS最終成功與否，圍繞其未來的爭論都揭示出澳大利亞與美國之間存在著根本性的脫節。長期以來，華盛頓一直默認（但從未明說）澳大利亞將在一旦爆發的臺海戰爭中與美國并肩作戰——為美國提供情報收集基地并開展其他軍事行動。這一假設如今已被公開化。

去年，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共和黨主席邁克爾·麥考爾（Michael McCaul）明確表示，澳大利亞是“印太地區對抗中國威脅的核心基地”。然而，盡管AUKUS正在加深澳美防務一體化，但無論是澳大利亞的兩大主要政黨，還是更廣泛的外交政策界，都未曾以如此明確的措辭確認：與華盛頓的聯盟意味著必須堅定承諾在與中國的戰爭中直接參戰。

澳大利亞官員確實對臺灣的前景有所關注。除了對臺灣本身的關切之外，澳大利亞更不希望看到中國在整個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進一步擴大。但與此同時，澳大利亞也極力希望避免戰爭，因為任何沖突都可能導致嚴重的經濟動蕩，而澳大利亞的經濟高度依賴中國市場。

澳大利亞的安全精英真正想要的，是過去那種“老式的美國盟友”——那個他們曾無數次呼吁、作為“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保障者的美國。他們最渴望的，是美國能夠作出鐵一般的承諾：不僅兌現向澳大利亞轉讓“弗吉尼亞級”潛艇的計劃，還要確保不會從亞洲撤出軍事存在。

然而，隨著特朗普將戰略重心重新放在大國競爭之上，澳大利亞在華盛頓苦心經營多年的影響力正在逐漸削弱。如今，澳大利亞正把這種變化視為一場創傷。或許，唯一的出路是接受一個現實——今天的美國，已不再是澳大利亞過去所熟悉、所依賴的那個盟友。

編譯｜李政儒IPP實習編譯

IPP公共關系與傳播中心

審校｜劉 深

排版｜周浩鍇

終審｜劉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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