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億人次國慶出行，全國多地「學習式出游」走紅

2025 年國慶長假，全國出行量達到 24 億人次，但這場年度遷徙的主角，已不再只是風景區。科技館、自然博物館、縣域生態園、圖書館和研學營地成為新的假期「目的地」。假期不只是休閑，也成了另一種學習。

在北京、成都、深圳等城市，科技館幾乎「一票難求」；在江西，圖書館搖身變為文化游樂場；在浙江與寧夏的縣域，孩子們走進自然課堂，在田野與實驗間完成一次次實踐作業。教育的場景被重新安放：從學校的圍墻，延伸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這場假期里的學習熱，背后是一種教育結構的重組。

課堂不再是學習的唯一入口，社會空間正在成為新的教育基礎設施——從地方文旅到公共文化場館，教育正以更開放的形態回到公共生活。

在縣域的風景線上，教育的「第二戰場」正在形成。

在過去的假期里，人們印象中的縣域旅游多是賞景、拍照、消費土特產。但近兩年，這一格局正在悄然改變。從 2023 年「雙減」政策落地與研學熱興起，縣域開始成為「教育出城」的前沿實驗區——教育不再只發生在校園，也開始在田野、礦坑和劇場里發生。

浙江諸暨山下湖鎮正是這種轉變的縮影。這里原本是「中國珍珠之鄉」，過去游客只是看展、買貨，如今鎮里開發出「開蚌取珠」體驗課，孩子可以親手剖蚌、學習珍珠形成原理，還能現場設計飾品。商業項目被重新定義為一堂「自然科學課」。

在嘉興的神仙湖生態公園，修復后的礦坑景觀成為天然地質課堂。村民化身講解員，向游客講述礦坑形成、生態修復技術等知識，讓「看風景」變成「學知識」。杭州余杭青山村的自然學校，則用原創環保劇《林中物語》取代傳統導覽——孩子在劇情中參與模擬風雨聲，學習生態系統的共生關系。

這些項目的共同點在于：它們不再把教育當作「附屬活動」，而是把學習體驗嵌入旅游場景之中。《中國縣域旅游研究報告（2025）》的數據顯示，2024 年縣域旅游人次同比增長 14.26%，其中科普與自然教育項目增速最快。縣域文旅正在從「觀光經濟」轉向「內容經濟」——教育開始成為地方產業鏈的一部分，既豐富了公共教育供給，也讓地方經濟獲得新的增長點。

如果說縣域讓教育回到了生活現場，那么城市則讓教育回歸了公共空間。在一線城市，科技館和圖書館不只是節假日的熱門去處，更正在成為城市教育體系的「外延課堂」；中國科技館日均客流近 3 萬人，四川科技館同比增長 269%，深圳科技館開館僅五個月就迎來第 200 萬名觀眾。孩子們在 VR 艙中體驗火箭發射，在 AI 展區與機器人對話，在液氮實驗中理解科學原理——科學教育不再局限于課堂。

與此同時，江西省圖書館的「暢游書海，閱見山河」游園會讓閱讀成為可參與的公共體驗：雕版印刷、非遺拓印、紅色繪本閱讀與藝術市集共同構成一座「可觸摸的書海」。圖書館從知識儲藏地變成了文化生活的體驗場。

無論是縣域的自然課堂，還是城市的科技與文化空間，它們都在完成同一件事——讓教育重新嵌入社會日常。教育從被圍墻隔離的制度空間，進入更廣闊的公共領域。縣域教育讓知識下沉，城市教育讓文化上揚，共同織就了一張新的學習版圖。

當教育的空間被打開，形式也在重塑。學習不再只是課程，而成為社會的一種協作機制。

過去兩年，「文旅+教育」的實驗在各地持續生長。它的起點，往往不是教育系統內部，而是地方治理和產業轉型的需求——地方要激活文旅經濟，企業要尋找新增長點，而教育成為二者之間的橋梁。

今年國慶假期期間，中寧舉辦的青少年 AIoT 科技創新大會上，孩子們在枸杞種植基地考察，用傳感器記錄溫濕度變化，再以 AIGC 生成智慧農業模型。地理、物理、生物、編程被重新組合成一次社會實驗。

類似的邏輯，正在全國不同地區復現。香港特區政府把「行走的課堂」作為公民教育新形式，組織超過 20 萬名學生走進內地城市，考察文明遺產與科技企業；貴州、江西、湖南等地的紅色研學路線，則通過數字化手段重塑歷史體驗——從VR再現遵義會議，到數字藝術演繹長征精神，教育在「沉浸」中成為一種精神體驗。

與此同時，城市的文化設施也在承擔新的教育職能。江西省圖書館的游園會，讓讀書從個人行為變成公共事件；張家界的山水實景演出、云南南強街巷的國風游園，則把傳統文化轉譯為當代表達。科技、美育、非遺與文旅共同構成了社會學習的多維場景。

這種多元結構的出現，并非偶然。它體現出教育正從「教知識」轉向「育能力」，從校園里的課堂延伸到社會生活。它不只是孩子的學習任務，也開始成為城市文化建設、地方發展的新動力。

但當教育成為文旅與消費的新支柱，也帶來了一個值得警惕的命題：當形式越來越炫，活動越來越多，教育的內核是否仍然清晰？

研學，正在成為假期經濟的「標配」。無論是以科技、自然為主題的研學營，還是以紅色文化、非遺傳承為內容的研學路線，幾乎每個地區都在推出自己的版本。教育被重新包裝進旅游產業，成為一個新的消費場景。

但熱度的另一面，是教育價值的稀釋。天眼查數據顯示，全國登記「研學」相關企業超過 4 萬家，真正具備課程開發與執行能力的不足三成。大量機構由旅行社轉型而來，換個名頭就成了「研學營」，課程內容淺、教學目標模糊，教育被包裝成消費產品。

在新疆地區，也出現了另一種研學路徑。當地一些機構以地質現場為依托，嘗試將自然環境轉化為教學場景。學生在導師帶領下進行實地觀察、樣本采集和簡單實驗，通過「觀察—提問—驗證」的過程完成學習任務。課程周期較長，設計與執行環節都更接近系統化教學。與常見的「觀光式研學」相比，這類項目規模不大、節奏更慢，但在教學邏輯上更具完整性，也為研學活動如何兼顧體驗與教育提供了一個現實參照。

教育部與文旅部在 2025 年相繼出臺《研學旅游服務要求》《研學旅游課程與線路設計指南》，明確師生比例、課程匹配、安全標準等行業規范。標準化與專業化的到來，意味著「研學熱」正在從野蠻增長轉向體系治理。教育重新回到「課程為王」的底線，才可能真正釋放社會學習的潛力。

在這個意義上，研學不是旅游的延伸，而是教育的回流。它讓學習重新具備了厚度——不止是知識獲取，更是方法訓練、價值塑造與文化認同的綜合過程。

從縣域到城市，從科技館到生態園，一場「社會化教育」的浪潮正在展開。家庭的教育需求不再止于分數，地方的文旅開發也不再止于觀光。教育成為社會的新動能，也成為文化更新的媒介。

然而，這場重組的意義，并不在「形式多樣」本身，而在它讓教育重新回到生活之中。學習不再依附于學校體系，而是一種持續發生的社會能力——在行走中觀察，在體驗中思考，在真實世界中理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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