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國神社與臺灣問題：高市早苗態度轉向，中日關系迎來新觀察窗口

文｜陳光平

2025年10月，日本政壇的一場權力更迭引發國際社會廣泛關注。以對華強硬立場聞名的右翼政客高市早苗，在成功當選自民黨總裁后，其對華態度卻出現戲劇性轉變——不僅考慮擱置原定的秋季參拜靖國神社計劃，在臺灣問題上的表態也從競選期間的“激進喊話”轉向“倡導坦誠對話”。這一轉變看似意外，實則是多重內外壓力交織下的必然選擇，更折射出當前中日關系與國際格局的深層邏輯。

高市早苗的“強硬標簽”并非一日形成。作為日本右翼勢力的代表性人物，她長期堅持歷史修正主義立場：多次參拜供奉著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公開否認南京大屠殺的歷史事實，對強征“慰安婦”等戰爭罪行更是避而不談。在此次自民黨總裁競選期間，為爭取保守派選民支持，她進一步加碼對華強硬言論，尤其在臺灣問題上頻繁觸碰紅線，聲稱“要強化日臺合作以應對中國壓力”，甚至暗示可能聯合美國在臺海地區采取“更積極行動”。彼時的高市早苗，儼然以“對華強硬派領軍者”的姿態出現在公眾視野中，其言論一度引發中日關系緊張情緒升溫。

然而，勝選后的高市早苗迅速“踩下剎車”。據日本共同社等主流媒體報道，她在當選次日便召集核心幕僚召開閉門會議，明確提出“需以務實態度處理對華關系”，并首次提及“擱置秋季參拜靖國神社計劃”。在隨后的記者會上，當被問及臺灣問題時，她不再重復競選期間的激進表述，轉而強調“日本始終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愿通過對話解決分歧”——這一表態與競選期間的立場形成鮮明對比，也被外界解讀為“向中方釋放緩和信號”。

推動高市早苗態度轉變的首要因素，是中方清晰劃出的“紅線警告”。在高市早苗當選自民黨總裁后，中國外交部第一時間作出回應，發言人明確指出：“日方應恪守在歷史問題、臺灣問題上作出的政治承諾，停止任何損害中國核心利益的言行。臺灣問題是中國內政，不容任何外部勢力干涉，這是中方不可動搖的紅線。”這一表態并非簡單的外交辭令，而是基于中國核心利益的明確警示。

從歷史維度看，靖國神社問題始終是中日關系的“敏感雷區”。此前歷任日本政客若執意參拜，均會引發中方強烈反對，導致中日高層交往停滯、民間互信受損。而臺灣問題更是中國的核心利益所在，中方在這一問題上的立場向來“零容忍”——近年來，無論是美國還是日本，但凡有政客試圖在臺海問題上“越界”，中方都會通過外交抗議、軍事演習等方式展現捍衛主權的決心。高市早苗雖立場右翼，但并非缺乏政治判斷力，她深知：若繼續堅持競選期間的激進路線，觸碰中方在歷史和臺灣問題上的紅線，必然引發中日關系全面緊張，甚至可能導致中方采取包括經濟反制在內的強硬措施，這對剛剛上臺、亟需穩固執政基礎的她而言，無疑是“不可承受之重”。

除了外部的“紅線壓力”，日本國內的政治與經濟現實，也迫使高市早苗不得不調整對華策略。在政治層面，高市早苗的勝選并非“壓倒性勝利”，自民黨內仍存在大量溫和派勢力。競選期間，她依靠右翼言論拉攏了保守派選票，但執政后若繼續推行強硬對華政策，必然引發黨內溫和派的反彈。要知道，自民黨作為日本執政黨，其決策需兼顧不同派系利益，若因對華政策導致黨內分裂，高市早苗的執政穩定性將直接受到威脅。此外，日本民眾對中日關系的態度也更趨務實——據日本NHK電視臺2025年9月的民調顯示，62%的受訪者認為“應與中國保持穩定的經濟與文化交流”，僅有23%的受訪者支持“對華采取強硬政策”。這意味著，過于激進的對華立場，并不符合日本主流民意。

經濟層面的壓力則更為直接。當前日本正面臨經濟增長乏力、通貨緊縮風險加劇的困境：2024年日本GDP增速僅為0.8%，出口數據連續6個月下滑，而中國作為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2024年雙邊貿易額達到3083億美元，占日本對外貿易總額的21%。無論是汽車、電子等傳統優勢產業，還是半導體材料等高端領域，日本企業都高度依賴中國市場。若因對華政策緊張導致中方采取貿易反制措施，日本經濟將遭受沉重打擊——這一點，高市早苗在競選期間或許可以“選擇性忽視”，但執政后必須直面。事實上，她在勝選后的首次經濟政策講話中，便特別提到“要加強與亞洲主要經濟體的合作，穩定供應鏈”，其指向不言而喻。

國際格局的變化，也為高市早苗的態度轉向提供了現實背景。當前中美博弈進入新階段，美國雖不斷拉攏盟友在亞太地區對中國施壓，但日本作為美國的“核心盟友”，卻面臨著“安全與經濟”的兩難選擇：一方面，美國要求日本增加防衛預算、配合其“印太戰略”，甚至希望日本在臺海問題上“更積極發聲”；另一方面，日本又無法承受與中國全面對抗的經濟代價——畢竟，中國是日本的第一大貿易伙伴，而美國僅是日本的第二大貿易伙伴。

更重要的是，中國綜合實力的持續提升，已讓日本不得不重新審視中日關系。從經濟總量來看，中國GDP早已遠超日本，2024年中國GDP約為日本的4.5倍；從軍事與科技實力來看，中國在航天、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領域的發展速度也領先于日本。這種實力對比的變化，使得“對華強硬”不再是日本政客可以隨意揮舞的“政治籌碼”，反而可能成為“燙手山芋”。歷史經驗也證明了這一點：安倍晉三第二次擔任首相期間，雖一度堅持參拜靖國神社，但隨著中國實力的提升，他后期也不得不調整策略，推動中日關系“破冰”；菅義偉、岸田文雄執政時期，同樣在對華政策上保持“務實克制”。高市早苗的態度轉變，本質上是延續了日本政壇“認清實力對比、選擇務實外交”的邏輯。

不過，對于高市早苗的態度轉向，我們仍需保持理性判斷——其轉變更多是基于現實利益的“策略調整”，而非意識形態的“根本改變”。從目前來看，她面臨的“兩難困境”并未消失：若對中方過于溫和，可能失去右翼支持者的信任，影響下次選舉的選票基礎；若因右翼壓力再次轉向強硬，則可能引發中日關系反彈，損害日本的經濟與外交利益。這種內在矛盾，注定了她的對華政策難以“一路平穩”，未來不排除出現反復的可能。

此外，美國對日本的影響力也不容忽視。作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重要支點”，日本的對華政策始終受到美國的牽制。若美國未來進一步施壓，要求日本在臺海、南海等問題上配合其戰略，高市早苗的對華態度是否會再次轉向，仍是未知數。畢竟，在美日同盟框架下，日本的外交自主性始終有限，這也為中日關系的未來增添了不確定性。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高市早苗的態度轉變，既是中方“紅線警告”見效的體現，也印證了“實力是維護國家利益的根本保障”。近年來，中國通過持續提升綜合國力，在國際舞臺上的話語權不斷增強，也讓包括日本在內的國家不得不正視中國的核心利益。但同時，我們也應清醒認識到，中日關系的復雜性遠超單一政客的態度轉變——歷史問題的分歧、地緣政治的博弈、美國的戰略介入，都是影響中日關系的重要因素。

未來，中方仍需保持“戰略定力”：一方面，繼續清晰劃定紅線，讓日方明確知曉“損害中國核心利益的后果”；另一方面，也應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推動中日在經濟、環保、人文等領域的務實合作，為兩國關系穩定發展搭建“壓艙石”。畢竟，穩定的中日關系不僅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對維護地區和平與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高市早苗的態度轉向，是當前國際格局與中日關系的一個“縮影”。它既顯示出中國實力提升帶來的外交影響力，也暴露出日本在大國博弈中的戰略困境。在未來的中日互動中，如何在維護核心利益的同時，推動兩國關系朝著務實、穩定的方向發展，仍是雙方需要共同面對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