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大變局的本底邏輯與未來機會

題記：本文為北大國發院周其仁教授在2025財新夏季峰會上的演講，文字經作者修訂，收入2025年新作《尋路集：在全球網絡中尋找合適節點》并公開發表。

不管有無準備，我們都必須面對大變局。何謂大變局，是不是可以說，大變局就是全球競爭格局發生重大變化。其中，比較根本的是美國的變化，因為美國的變化對全球有重要影響，對中國的發展有特別重要的影響。中國走上和平發展、改革開放之路，離不開在冷戰終結前后中美關系從對抗轉趨緩和，中國抓住了當時全球變局帶來的歷史機遇。

1978年10月，中美兩國還沒有建交，時任北京大學校長周培源受命帶隊中國科協代表團與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達成關于派遣留學生的11項口頭諒解。1978年年底，首批中國留美學生抵達美國。1979年1月，這份口頭諒解協議在鄧小平訪美時正式簽署。1979年7月，中美在北京達成雙方互享貿易最惠國待遇協議，兩國市場互相開放。雖然還需要年度審議，但不論經過多少風風雨雨，中美貿易互惠協議一直延續，直到2000年，美國國會通過對中國的永久正常貿易關系議案，此后中國也正式加入世貿組織。1992年10月，華晨中國（CBA）在紐交所掛牌，發行500萬普通股，每股招股價16美元，被超額認購85倍，募資7000多萬美元，上市首日該股股價勁升25%。我翻看過那份招股書，封面上用小字披露風險，包括公司所在國度曾發生過“文化大革命”，私人財產可遭沒收云云。

1988年我自己第一次訪問美國，是受中國留美經濟學會邀請，和其他幾位學者一起向留學生介紹國內改革發展情況。去了才知道美國大學已有如此之多的中國留學生。次年機緣巧合，我得以到美國幾所大學訪學，然后進入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讀書。當時我在國內的薪酬不可能負擔得起到美國訪學的費用，都靠爭取美國大學給外國學者學生的獎學金。當時的個人觀感是，“山姆大叔”富裕和發達不在話下，還很慷慨。當時接觸到不少美國人，一般都沒有那種看不起窮地方人的壞毛病。

事后看，20世紀90年代是美國戰后的巔峰時刻——自1945年以來美蘇爭霸的歷史，以蘇聯垮臺、美國完勝而“終結”。問題是，美國走向頂峰之后，除了回顧來路，自我陶醉一番，竟一路下坡。其中邏輯，頂峰終是分水嶺，難有例外。特別是近些年，很多人，包括許多美國人自己都覺得不認得美國了。2016年我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看到幾篇關于“銹帶”的報道，找了個時間自駕去賓夕法尼亞，求一點現場感受。但見一家巨無霸鋼鐵公司，龐然大物般的機器設備無力拆除，全部銹死在那里。那可是曾給美國第一艘航空母艦供應過甲板、給舊金山金門大橋供應過橋梁的響當當的王牌公司?。∵@類銹點還不是一個兩個，要連成片，才形成“銹帶”這么個經濟地理學上的新概念。

流行之見是，美國人工貴，中國人工廉，一旦雙向市場開放，海量中國商品賣到美國市場，海量美國投資則進入中國，這是造成美國產業空心化的一個重要成因。一度我也相信這條解釋，但反例也不是沒有。那些比美國人均GDP和薪資高出一籌的地方，并沒有因中國經濟崛起而經濟成銹。譬如瑞士，人均GDP高達10萬美元，工資比美國還高，前幾年我在日內瓦問過，瑞士失業率只有1%左右，周圍幾個發達歐洲國家的工人，每天跨境來瑞士上班。那又是個什么道理？全球化下廉價勞動力沖擊發達經濟體固然是一方面，但有沒有應對沖擊的恰當舉措？更一般地看，所有先行工業都面臨技術老化與后起之秀的挑戰，缺乏有效應對，任誰也擔保不了先行者能有長久繁榮。20世紀90年代，上海還有500家傳統紡織廠，在浙江、廣東等地的后發優勢沖擊下，上海紡織工人成批下崗，工廠成批重組。當時我參加地方再就業經驗調查，還不是“無情調整，有情操作”，出臺重組老上海紡織產業政策，重點培訓中青年工人轉崗再就業，同時發展上海新興產業，熬過幾年才化解難題。廣東不算老工業基地，但開放后形成的工業能力，起步早，落伍也早，要靠一波又一波“騰籠”，才實現一波又一波“換鳥”。

以此看美國，問題并不是老工業項目遭遇新勢力沖擊，而是經濟體系能不能應對“先發轉落后”的挑戰。不容易相信，美國作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會匱乏到拿不出振興國內產業那筆本金。美國的問題，是耗費過多資源維系全球霸權，在世界上攤子鋪得太大，分明是個西半球國家，可東半球所有事務它都要插一手。“長臂管轄”固然過癮，無奈越來越力不從心，結果自己國內的問題一拖再拖，積重難返。“銹帶”不過冰山一角，后繼的經濟社會麻煩越來越離譜。

2022年疫情結束，我跟企業訪學團去硅谷，落地舊金山，中午在聯合廣場（United Square）吃午餐，不敢相信這是2021年被評選為“世界最佳城市”的市中心：商店幾乎全部關門，僅開著的幾家中餐館要上木板門窗私下招客；滿街無家可歸者，950美元以下的搶劫皆不入重罪，商場、酒店唯有關門大吉。還有2024年年底洛杉磯發生的兩場山火，百十棟民宅遭燒毀，其中馬里布那場山火，離我讀書的UCLA不過10公里遠，我的一位教授家住在那里，我發郵件問情況如何，回復是“家里燒得只剩一根煙囪”！不是說發達經濟就不會遇到自然災禍，但當著全球電視新聞眼，像帕利塞德（Palisades）這樣的豪宅區可以連燒9天，“消防水龍頭里就是沒有一滴水”，任誰也無計可施，豈不是讓人一窺其社會治理能力的本底顏色？

是的“，山姆大叔”越來越力不從心。1945年，二戰結束之際，美國經濟占到世界總量的50%，那是歐洲列強國力在世界大戰中被消耗殆盡的結果。戰后世界秩序不得不由美國主導。聯合國總部在紐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部在華盛頓，美元成為世界首要儲備貨幣。45年后，與美國爭霸的蘇聯垮臺，美國成為單一世界超級霸主，雖然那也并不是因為美國最美麗，而只是一眾對手相比而言變丑陋了。1990年美國經濟占全球總量之比已降到不足30%，但它要管的世界事務卻達到頂峰。此后看大勢，美國越來越力不從心地在走下坡路。前文講過的，頂峰恰成分水嶺——對曾經的山巔燈塔之國，歷史是不是照樣很無情？

2024年美國經濟占世界總量多少？26%而已。若以購買力平價計，美國占比更低?，F在擺在特朗普總統面前兩筆大賬，一筆是1.2萬億美元年度貿易逆差，另一筆是36萬億美元政府債務。行家早就闡釋，美國貿易赤字與政府債務之間，存在深刻的制度性關聯，解決起來牽一發動全身。除非改弦更張，否則美國經濟無可持續。現實問題是，連自己國內事情都辦不妥當，怎么還可以到處伸手管全世界，繼續充當如在1945—1990年這一時期形成的全球霸主？且不論別人服不服，美國國內民眾會不會答應？

從旁打量，“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的含義，是“美國要把解決自家問題置于優先地位”。這句口號也不是特朗普總統首創。自華盛頓總統的《告別演說》開始，美國政治思潮里就埋下“孤立主義”傳統傾向。2003年我在耶魯大學法學院訪問，研究美國土地制度沿革，也知曉一些校園名人逸事。除了以利息理論名滿天下的歐文·費雪教授，讓人過目不忘的還有一位道格拉斯?斯圖爾特。此人是1940—1941年耶魯大學在校本科生，帶頭掀起反對美國介入和干預歐洲戰爭的全美政治運動，創立“美國優先委員會”（The America First Committee）。雖說大國不免卷入世界事務，但“先把自己的事情辦好”卻是常識級別的治國理念。畢竟，美國總統是美國的總統，不是世界總統，更不是人類總統。如若顧此失彼，發生重大偏差，美國政治邏輯終究要向傳統回擺。

如此看天下大勢，二戰以來的世界格局無以為繼。一方面是美國再也撐不住那么一種世界格局；另一方面是美國以外越來越多其他國家，越來越不接受美國霸權的繼續。這個趨勢洞如觀火，無論理解上有多少不同，作為趨勢性的現象，現實提供的證據幾乎無日無之。

不大清楚的是，全球變局究竟會變成一個什么樣的新格局。有多種理論推演，其中影響很大的一個是“修昔底德陷阱”。那是憑大歷史推斷未來——當一個在位的老大，被后起之秀越追越近時，“戰爭的爆發就不可避免”。修昔底德是古希臘的一位歷史學家，研究古希臘兩大城邦之間為什么發生伯羅奔尼撒戰爭，從中得出陷阱之說。當代哈佛大學教授艾利森收集近代以來500年內出現過的16組類似狀況，即一個在位強國遭后起之秀追趕，結果發現有12組發生了戰爭，但還有另外4組幸免。2017年艾利森出版《注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Trap?），時逢中美關系發生轉折，一時洛陽紙貴。

2019年，我帶了兩個問題申請去哈佛大學訪問，其中之一想當面聽艾利森的闡釋。不料講座開篇，教授就說書名是出版商抓眼球之舉。他本人研究的重點，是為什么那4組國家得以避免了戰爭，特別是關注中美兩國各采取什么戰略策略，有望避開修昔底德陷阱。

不過，艾利森教授也沒有把握說，中美必無一戰。像我這個年紀的中國人，青少年時期天天聽得“戰爭與革命”，輪到大學畢業，一路“和平與發展”走過來?，F在可以說還是和平與發展的時代嗎？不好說。舉目四望，地球多地戰禍繼起，國家之間解決問題靠戰爭甚至靠核戰相威脅。二十大報告里有一句新話，“世界又一次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從取決于各國人民的抉擇”。畢竟在世界競技場上，自1890年后一直雄踞第一的美國，衛冕之戰很吃力；1840年前的世界第一大國，近代落伍而在改革開放后越追越急。若以購買力平價衡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早在2014年就宣布新的世界冠軍已經誕生。不過聽我一句，與奧運會大相徑庭，現實世界里的政治經濟軍事競賽，換冠軍伴隨換規則、換秩序，這才是現實的全球大變局。

2024年10月，中國人民大學請米爾斯海默來講美國外交政策，事后看報道，作為“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的提出者，米爾斯海默討論地緣沖突的出發點，是認定國際社會處于“無政府狀態”之下，并不存在最高權威可以仲裁國家間沖突；世界政治的本底邏輯，是“實力至上，大國為尊”。在此環境之中，大國爭霸是題中應有之義。從實力分析出發，他認為美國不宜深陷歐洲與中東，應減少全球駐軍，把重心放到東亞，因為中國崛起正形成一個可以挑戰美國的“地區性霸權”。

米氏新版《大國政治的悲劇》新增第十章（以及與閻學通辯論的精彩記錄），集中闡釋上述分析與構想。此君敘事說理，直言不諱而理路清晰。讀后有保留之處，是我覺得他的現實主義不夠徹底，特別對美國戰后至今國家狀態的深刻變化，缺乏立足現實的觀察與思考。我可能有點想當然，要是一代美國精英多到現場看看“銹帶”，多聽聽美國鄉下人的悲歌，那他們是不是更容易回答，美國是否需要更大幅度的戰略收縮，以真正實現“美國優先”？

問題是，即便美國政治潮流向孤立主義回擺，做起來也不容易。獨享世界霸權多少年，在種種慣性和既得利益支配之下，不是說收縮就收縮得了的。有一年在奧斯汀參觀約翰遜總統圖書館，這位曾提出“偉大社會”、推動通過民權法案的美國第36任總統，展示給世人的竟是一副悲情形象：越戰拖得他欲罷不能，時任國防部長不斷報告，如不繼續追加兵力，西方多米諾骨牌將全部倒下，蘇聯勢力將覆蓋全部東南亞。結果約翰遜一次又一次決定增兵，到他任期即將結束的1969年1月，派駐越南的美國大兵多達54.24萬！越戰慘烈史無前例，但盡管反戰浪潮席卷全美，最后也拖上好幾年，到1975年美國才以完敗結局，撤出越戰泥潭。

當下特朗普總統這波“美國優先”會不會利落一點？不好說?！懊绹鴥炏取辈⒎恰懊绹ㄒ弧保ˋmerica Only），優先事項之外，其他事項也夠他忙的。什么是美國的事，什么是與美國分不開的世界之事，界限劃不得那么清楚。米爾斯海默也主張美國撤減全球駐軍，不過他又畫下一道線，絕不能因美國戰略收縮，留出真空讓其他“地區性霸權”冒頭，將來反噬美國。米氏力推的“離岸平衡手”，想來也不是那么好當的，倘若隔山打牛不見效，要不要開到“此岸”去呢？這樣看，世界老格局翻篇與新格局成形，變數絕不會小。

唯可慶幸的是，處在人類命運的十字路口，無論走哪個方向，都離不開搞經濟。戰備和戰爭不但離不開經濟支撐，還提供和平年代所沒有的新刺激和新機會。更長遠看，戰亂和災禍還可能推動經濟重心轉移，甚至生成新的經濟繁榮。2024年財新新加坡論壇，我講過公元10—14世紀的福建泉州——在北方游牧與農耕的地緣沖突中，避禍南下的北方移民創造出一個世界級的海洋貿易中心。類似的故事，還有20世紀上半葉慘絕人寰的世界大戰，催生出美國經濟的超級繁榮；1945年后美蘇冷戰，世界經濟跑出的頭馬，既非美國，更非蘇聯，而是東亞經濟體，包括日本、亞洲四小龍，以及后起之秀中國。全球大變局會終結這類故事嗎？不會吧。年鑒學派領軍人物布勞代爾曾經告誡，越是大時代，越要關注普通人日常生活里遭遇的變化與他們的行為應對。決定時代結局的，是看似不起眼的普通人物發現并抓住的新機會。

《尋路集：在全球網絡中尋找合適節點》

周其仁 著

中信出版集團，2025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