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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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遵義會議，這場決定中國革命命運的歷史關頭，大多數人都知道會議最終確立了毛主席的領導地位，但很少有人了解，會上的爭論異常激烈。
遵義會議
根據陳云晚年的回憶和留下的珍貴史料，有兩個人在會上堅決反對毛主席，他們的態度出乎意料的強硬。
這場爭論遠比我們想象中復雜，如果遵義會議沒有確定毛主席的領導地位那歷史將會被再次改寫！
1935年1月的遵義，冬日的寒意尚未散去，而紅軍將領們內心的焦灼卻比嚴寒更為刺骨，中央紅軍主力從長征開始時的8.6萬多人銳減到3萬多人，前有重兵堵截，后有大軍圍追，黨和紅軍陷入了最危急的歷史關頭。
在遵義會議上，兩種觀點的對立異常尖銳，博古首先作主報告，周恩來總理接著作副報告，張聞天的發言則邏輯嚴謹，措辭激烈，為會議徹底否定“左”傾錯誤軍事路線定下了基調。
毛主席在發言中分析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初期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一系列錯誤，毛主席的一句形象比喻點中了“左”傾軍事路線的要害：“人是要吃飯的，路是人走出來的，子彈是要打死人的，李德他們不懂”。
陳云曾回憶說，他之前對軍事指揮方面的問題和毛主席個人并不是非常了解，只是覺得毛主席“經驗多”，但聽了毛主席的發言后，認為“毛主席在會上講得很有道理”。
在遵義會議上，陳云的也表現十分關鍵，作為參加長征的中央常委僅有四人之一（博古、周恩來、張聞天和陳云），他的支持對毛主席而言至關重要。
陳云在發言時堅決支持毛主席等人的正確主張，他說：“過湘江的歷史不能再重演了，“三人團”的領導必須改變，博古作為黨內主要負責人，再領導下去是有困難的，希望大家慎重考慮”。
陳云和毛主席
正如會議的參加者張聞天所回憶：“陳云是反對‘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擁護毛主席的正確路線的”。
在陳云、周恩來、朱德、劉少奇等絕大多數與會者的努力下，會議終于決定取消“三人團”，增選毛澤東為中央常委。
遵義會議后，陳云還承擔了一項重要任務，向部隊傳達會議精神，他撰寫的《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是現今保存下來的反映遵義會議情況最為完整的資料，為后人研究遵義會議留下了既具體又系統的寶貴資料。
“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手稿
根據史料記載，在遵義會議上堅決反對毛澤東的兩個人，主要是博古和李德。
博古作為當時黨的主要負責人，在會議上堅持為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錯誤軍事路線辯護，他認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是由于客觀原因，而非戰略戰術上的錯誤。
李德則更為固執，這位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在會議上拒絕承認自己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
毛主席曾指出：“李德不了解中國的國情，也不了解中國工農紅軍的情況，不作調查研究，聽不得不同意見，生搬硬套在蘇聯有效在中國行不通的戰略戰術”。
李德
遵義會議上的爭論，反映了當時黨內對于中國革命道路的根本分歧，博古、李德等人堅持的是脫離中國實際的“左”傾教條主義，而毛主席則主張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
李德和博古等人在軍事上的一系列錯誤的戰略戰術，使我們吃盡了苦頭，付出了慘重的血的代價，湘江戰役后，中央紅軍人數由長征出發時的8.6萬余人減少到3萬余人，犧牲巨大。
劉伯承回憶說：廣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圍剿’以來迭次失利，現在又幾乎瀕于絕境，與反四次‘圍剿’以前的情況對比之下。
逐漸覺悟到這是排斥了以毛主席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貫徹執行了錯誤的路線所致，部隊中明顯地滋長了懷疑不滿和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
劉伯承和鄧小平
這種情緒，隨著我軍的失利，湘江戰役，達到了頂點”。正是這種普遍存在的不滿情緒，為遵義會議改變軍事和黨的領導奠定了群眾基礎。
陳云對遵義會議的回憶，特別是他撰寫的《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為我們解開了許多歷史謎團。
這份珍貴的手稿是上世紀50年代從蘇共中央接收的一批檔案文獻中發現的，當時沒有署名和日期，1982年中央檔案館請參加過遵義會議的領導人辨認，陳云確認這是他的筆跡。
陳云說：“這份東西是我的筆跡，是我在遵義會議后，為向中央縱隊傳達會議情況而寫的傳達提綱，時間大約是在從威信到瀘定橋的路上”。
陳云年輕照片
這份傳達提綱詳細記錄了遵義會議的召開時間、參會人員和作出的決議，陳云在提綱中明確指出，會議討論了“在反對五次‘圍剿’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認為“最主要的原因，由于我們在軍事指揮上戰略戰術上基本上是錯誤的”。
遵義會議后不久，陳云奉命離開長征部隊，幾經輾轉到達上海，隨后前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情況，這對于爭取共產國際對毛主席領導地位的支持，起到了關鍵作用。
1935年10月，陳云在莫斯科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會議上詳細報告了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情況。
他說，遵義會議糾正了第五次反“圍剿”最后階段與西征第一階段中軍事領導人的錯誤，“建立了堅強的領導班子來取代過去的領導人，黨對軍隊的領導加強了。我們撤換了‘靠鉛筆指揮的戰略家’，推選毛澤東同志擔任領導”。
共產國際領導人聽了匯報后認為“這是極其珍貴和十分重要的材料”。
“今天我們看到的東西是與我們迄今所看到過的完全不同，我們看到了一個確實在中國成長為一支巨大力量的生氣勃勃的黨”，這一認可，為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內的領導地位提供了重要的國際支持。
遵義會議已經過去近九十年，但當我們凝視陳云留下的那份珍貴手稿，翻閱那些泛黃的檔案，那個歷史關頭的緊張氣氛依然撲面而來，博古和李德的身影，不僅是歷史中的反對者，更是那個時代路線分歧的具象化體現。
沒有他們的反對，或許我們就無法真正理解毛主席主張的正確，也無法欣賞中國共產黨在關鍵時刻的自我革新能力。
參考資料：中共黨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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