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頭律師張萬軍：因婚外情糾紛向第三者索要賠償不構成敲詐勒索？

在司法實踐中，因婚外情引發的糾紛中，一方當事人向第三者索要賠償的行為是否構成敲詐勒索罪，一直是刑事辯護中的焦點問題。敲詐勒索罪的成立，不僅要求行為人實施了威脅、要挾等手段，更關鍵的是必須具備“非法占有目的”。若缺乏這一主觀要件，即使存在索財行為，也不應以犯罪論處。張萬軍作為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的資深執業律師、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系教授、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博士，他同時肩負著包頭市首席法律咨詢專家、包頭市委政法委執法監督員、包頭市江蘇商會會長等多重社會職責。包頭知名律師，主要研究領域為刑事辯護，尤其在敲詐勒索罪案件中積累了豐富的辯護經驗。下面張萬軍教授結合司法裁判要旨和刑法學者觀點，分析此類行為出罪的幾種情形。

一、主觀上缺乏“非法占有目的”

敲詐勒索罪屬于目的犯，行為人必須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在婚外情糾紛中，若行為人因配偶與第三者存在不正當關系，造成其家庭破裂、精神痛苦或實際經濟損失，其向第三者提出賠償要求，往往具有彌補損失、懲罰過錯方的意圖，而非純粹以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為目的。此時，判斷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應綜合考慮以下因素：判斷“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否，應綜合考量以下因素：

是否存在真實的權利基礎：如因配偶權受侵害導致精神痛苦，行為人主張賠償具有道德權利的支撐；索賠是否具備對價性：賠償金額雖可能高于實際物質損失，但若與精神損害程度、過錯方責任相匹配，仍屬合理范疇；是否具備懲戒或補償意圖：若索財行為同時帶有要求過錯方認錯、彌補情感傷害等目的，屬于道德權利范疇內的私力救濟，不宜直接認定為非法占有。行為人因配偶發生婚外情向過錯方索要少量錢財，非法占有目的不 明顯的，不應當認定構成敲詐勒索罪。

二、“脅迫行為”的實質認定應結合權利基礎

敲詐勒索罪中的“脅迫”應作實質解釋，即須為“以惡害相通告”，且該“惡害”須具備“又惡又害”的屬性。在存在道德權利基礎的情形下，行為人以“揭發隱私”等方式主張賠償，其行為雖形式上符合“脅迫”，但實質上屬于權利主張的一種方式，并非刑法意義上的“惡害”。

若被害人因自身過錯而面臨道德壓力，其交付財物更多是基于對過錯行為的“善后處置”，而非純粹因恐懼心理所致。此時，不宜將行為人主張權利的行為評價為敲詐勒索罪中的“脅迫”。

三、被害人存在過錯與“交付財物”的真實意愿

在刑法評價中，若行為人實施多個行為，但其動機各不相同，且彼此之間不具備手段與目的的牽連關系，則不應將全部行為整體評價為一個犯罪行為。

例如，行為人先因憤怒實施毆打，后在接受對方提出的賠償方案時寫下保證書，這兩個行為的動機并不一致：前者出于泄憤，后者源于解決糾紛。若無法證明行為人從一開始就具有通過暴力或威脅手段非法占有財物的故意，則不能將毆打行為與索財行為捆綁認定為敲詐勒索。

在婚外情糾紛中，第三者破壞他人婚姻關系，存在明顯道德過錯。行為人作為受害方，在情感受損的情況下提出賠償要求，其索財行為具備道德正當性。

從被害人視角看，其交付財物往往出于“自知理虧”“花錢消災”的心理，屬于民事主體之間基于過錯處置的“妥協性合意”，而非因恐懼心理被迫處分財產。刑法應尊重此種司法自治范疇內的意思表示，避免過度介入民事糾紛。

四、道德權利主張的限縮條件

即便認可道德權利基礎的出罪功能，亦應設定合理限制，防止權利濫用：道德權利須具備個人屬性，即行為人本人因他人過錯直接遭受精神損害；道德權利主張應遵循“一次性用盡”原則，重復、多次索財可能喪失權利基礎，轉化為非法占有；行為人在首次順利取得被害人交付的財物后“欲壑難填”,將被害人作為“免費提款機”,事后多次向其提出索賠要求,被害人難以承受而案發。

在因婚外情引發的索賠糾紛中，刑法應審慎介入，嚴格區分“道德權利主張”與“敲詐勒索犯罪”的界限。對于具備道德權利基礎、主觀上不具備非法占有目的、行為未超出合理權利行使范圍的索財行為，原則上不應以敲詐勒索罪論處。司法裁判應立足于實質正義，結合案件背景、權利屬性與當事人真實意愿，避免將敲詐勒索罪泛化為“口袋罪”，以體現刑法謙抑性與個案正義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