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司法可以怎么玩，三個毛賊引發(fā)的朝堂大清洗

宋神宗時期，相州發(fā)生一起入室搶劫殺人案，涉案三人被官府以“劫道殺人”罪處以死刑。但幾年后該案又被官員翻出并為案犯呼冤，進而引發(fā)朝堂大清洗。這是怎么回事兒呢？

熙寧七年，相州一魁首和他的兩個徒弟欲搶劫一位獨居老婦。動手前，魁首吩咐兩徒，“有救者先殺之”。在三人毆打逼問錢財?shù)倪^程中，鄰居因老婦慘叫而出言相勸，“此嫗更無他貨，可惜搒死”。兩盜徒遂按魁首之前的要求，刺死了鄰人。

三人被拘捕后，對所犯罪行供認不諱，相州判官陳安民以《宋刑統(tǒng)·賊盜律》的相關(guān)規(guī)定，“（強盜）傷人者，絞；殺人者，斬”，判三人死刑。此判決經(jīng)相州知州（韓琦）、河北西路提刑司、刑部核準后于次年行刑。

熙寧十年，中書刑房堂后官周清在王安石新法“若刑房能駁審刑、大理、刑部斷獄違法得當者，一事遷一官”的激勵下，主動查閱舊案卷宗，進而發(fā)現(xiàn)了此案的兩處錯誤。

新法，凡殺人，雖已死，其從犯被擒獲，雖經(jīng)拷掠，如能先坦白者，皆從按問欲舉律減四等。今盜之魁首命令其徒從，凡有來救者先殺之。其徒從遂以魁首之言殺來救的鄰人，則魁首為首犯，徒從為從犯。又犯人到案后能先坦白，當減刑等。
《續(xù)資治通鑒長編》

第一， 此案未分“主從”。

周清覺得，此案是魁首糾集的團伙作案，殺人行為也源于魁首的命令“有救者先殺之”，盜徒只是依命行事。按“以先造意者為首，余并為從”的律令，魁首當為“主犯”，兩盜徒為“從犯”（從犯量刑當次主犯一到二等）。

第二， 未考慮案犯的自首情節(jié)。

三犯被捕后均主動承認了相關(guān)罪行，“至獄先引服”，當屬自首。而熙寧二年因“阿云案”，神宗發(fā)過詔令將“自首減刑”的范圍擴大到了“殺人已死”（即“庚子詔書”）。

周清認為此案不僅作為“從犯”的兩盜徒不當被判死刑，“主犯”魁首也可因“自首減刑”而免死罪。簡而言之，陳安民等官員判錯了案，當治以“失入死罪”之罪（這屬于很嚴重的瀆職罪）。

因周清的察舉，神宗要求大理寺復(fù)核此案。由于牽扯的官員、部門太多并且罪名太大，大理寺恐波及面太廣而不愿推翻舊判。在復(fù)核時不僅回避了“自首減刑”，還玩起了“文字游戲”。

負責復(fù)核的大理寺詳斷官竇平、詳議官周孝恭認為，雖魁首命令“有救者先殺之”，但這個“救”是指“執(zhí)兵杖來斗者也”，而鄰人只是言語相勸。所以盜徒殺害鄰人不是服從魁首之命，而是出于個人意斷。不當將二人認定為“從犯”，相州案也就不存在“失入死罪”的錯判。

不服大理寺復(fù)核結(jié)果的周清繼續(xù)向神宗上告，神宗又命刑部審議。刑部官員部分支持了周清的質(zhì)疑（沒否認自首情節(jié)，但也沒肯定），認為相州案的判決存在問題。但大理寺自然也不會認輸 ……

注：宋神宗在熙寧二年為維護皇帝威權(quán)而一意孤行折騰出的“庚子詔書”，既不受朝堂上下待見，也沒被有效執(zhí)行（宋哲宗即位后就將其廢止了）。

只是這場司法辯論還未展開，就因“皇城司”（類明朝錦衣衛(wèi)）的一個報告而迅速演變?yōu)檎味窢帯?/p>

皇城司舉報稱，相州現(xiàn)任判官潘開帶著三千貫錢來到京師并賄賂大理寺官員。更讓神宗警覺的是，這個潘開是相州案主審官陳安民（此時已升遷為殿中丞）的親信。這是想干什么？神宗遂命開封府調(diào)查潘開行賄一事，結(jié)果查出個笑話。

相州案被周清翻出來后，陳安民也意識到了當年的疏漏。因此他委托潘開入京疏通關(guān)節(jié)，以求息事寧人。由于潘開在京師沒啥人脈，就找到相州籍的（司農(nóng)寺）官員高在第幫忙活動。

這個高在第不但是官，還是個心思活絡(luò)的半職業(yè)騙子。他發(fā)現(xiàn)潘開在京師兩眼一抹黑之后，就以幫潘開賄賂的名義私吞了這筆錢。換句話說大理寺官員并未受賄，陳安民和潘開的行賄也未能實施。

就在神宗覺得沒什么大事時，一個叫蔡確的諫官又向神宗重新“解釋”了這個案子。

當年負責審理相州案的官員除了陳安民，還有個官員叫韓忠彥，他是前宰相韓琦的兒子。而陳安民是前宰相文彥博的小舅子，文彥博的兒子文及甫現(xiàn)任大理寺評事一職。除此之外，文及甫還有個身份，當朝宰相吳充的女婿 …… 這些人有個共同的身份，舊黨。

此時正值王安石二度罷相（熙寧九年）不久，新黨和變法改革一片頹勢 …… 所以官家這可是個防范舊黨反撲、重振新黨氣勢的大好機會呀。于是相州案的重審以及相關(guān)賄賂案，上升為欽定要案，轉(zhuǎn)交御史臺審查，并委任蔡確全權(quán)負責。

由于北宋對文官很客氣，“刑不上大夫”。所以御史臺審了十來天，也沒審出符合蔡確、神宗“預(yù)期”的口供，于是蔡確也玩起了花頭。

他先是將直接涉案的二十余官員拘押起來，雖然不上刑逼供，但將他們關(guān)在條件惡劣的監(jiān)牢之中，每日飯食也跟喂豬一樣，大盆混裝并讓幾十個犯人哄搶。除此之外，只要天氣好就給他們上重枷并拉出去曬太陽 ……

枷縛暴于日中 … 獄卒與之同室而處，同席而寢，飲食旋溷共在一室，置大盆于前，凡饋食者羮飯餅餌悉投其中，以杓勻攪，分飼之如犬豕，置不問 ……
《續(xù)資治通鑒長編》

就這么羞辱、折騰一個多月后，相關(guān)人等全心理崩潰，你想要啥，我就供啥，“幸其得問，無罪不承”。在蔡確的組織下，一個上下串聯(lián)、沆瀣一氣的結(jié)黨營私舞弊案初步構(gòu)建完成。

不過此時的神宗挺尷尬，因為蔡確雖然沒用刑，但他的胡搞還是激起了朝臣的強烈反彈，連參與此案審理的御史中丞鄧潤甫都彈劾他刑訊逼供。

為封眾臣之口，神宗沒有批閱蔡確的卷宗，而是派兩官員先行錄問，“聞御史臺勘相州法司頗失宜，遣知諫院黃履、勾當御藥院李舜舉，據(jù)見禁人款狀引問，證驗有無不同，結(jié)罪保明以聞”。

注：“錄問”是宋朝預(yù)防冤假錯案的一種措施（不是必須步驟），大致為案件審理完畢后，另派未參與審理的官員依卷宗重新核問嫌犯，看看有沒有翻供或假供詞。

經(jīng)檢查，三十余嫌犯身體無拷打或肉刑傷痕，更重要的是無一人翻供或呼冤。為什么？因為蔡確很熟悉流程，早有“預(yù)案”。

蔡確在審訊過程中，不定時的安排嫌犯們模擬“錄問”程序，只要有人翻供或呼冤，就加倍折辱。次數(shù)多了，眾涉案官員不僅條件反射的不敢翻供，也想不到對面的錄問官員是真是假了。

拿到所需口供和錄問結(jié)果后，神宗就以“奏事不實 … 言涉詆欺”將妨礙辦案的鄧潤甫逐出了朝堂（外放撫州）。蔡確則進一步擴大打擊面，抓捕文及甫和中書刑房檢正公事劉奉世，由他倆牽連并抓捕吳安持，進而向吳安持的父親宰相吳充逼近 ……

元豐元年六月，此案正式結(jié)案。涉案官員大多被停職或降職（吳充自請解職，神宗沒同意），雖然處罰不狠，但對剛抬頭的舊黨打擊很大。蔡確也由此成為王安石和呂惠卿之后的第三位新黨領(lǐng)袖，神宗的變法改革也得以繼續(xù)推行。

編者附：

蔡確構(gòu)建出的相州案大致脈絡(luò)為，陳安民意識到判決失當后，就派潘開到京師找他外甥文及甫幫忙，文及甫轉(zhuǎn)而委托他的大舅子吳安持想辦法。吳安持受托后就讓和自己老爹關(guān)系密切的劉奉世出力解決，劉奉世在詢問吳充意見后，找到負責復(fù)核的大理寺官員竇平、周孝恭，要求他們判陳安民無錯。

挺復(fù)雜的劇本，可以拍部電視劇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