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董必武之子被江青抓去坐牢，周總理親自解救：我也有責任

1966年的“運動”爆發后，紅衛兵們由于有“中央文革”的撐腰，他們到處造反，僅北京大學一所學校，被抄家者就達536戶，過半數的教授和八成以上的校、系領導被抄家，200多人一夜之間成了“黑幫”分子。一時間，紅衛兵在全國范圍內成了最“紅”和最沒人敢管的人物。

毛澤東接見紅衛兵

就在首都陷入一片混亂之際，大多數家庭基礎教育好的、又有著法制觀念的青少年學生們，在周恩來的諄諄教誨下，在家長、親屬和有正義感的人影響下，不僅認識到隨意抓人、打人、抄家等做法是錯誤的，還決定挺身而出，來制止社會上的這些錯誤做法。

北京西城區八中、四中等學校的紅衛兵率先發出了組建紅衛兵糾察隊的建議，并很快得到西城區幾十所中學紅衛兵的響應，不久以后，“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應運而生，簡稱“西糾”，他們要“糾察”的，正是那些專搞“打砸搶抄抓”的紅衛兵。

正當周恩來對紅衛兵的過激違法行為無可奈何的時候，他欣喜地發現了“西糾”，并立即給予肯定和支持。后來在毛澤東接見紅衛兵時，周恩來親自點名“西糾”派代表上天安門城樓參加接見。周恩來還派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和副秘書長雍文濤指導“西糾”的工作，在周榮鑫和雍文濤的支持下，“西糾”發出了許多《呼吁書》，提出了不準打砸搶、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原則，對那些無法無天的造反派形成了很好的制約。

周恩來（右）

老舍的夫人胡絜青曾回憶說：

舍予自盡后，我一個人昏天黑地地從八寶山步行走回家中，不知道如何活下去。這時家中又來了一撥紅衛兵，其中一個女學生對我說：“你去弄點吃的，千萬不要不明不白地去死。”
她還告訴我：“我們是奉上邊的命令來保護的，如果再有人到你家來不講道理，你就打這個電話，我們馬上就來。”說著，她就遞給我一個寫有電話號碼的紙條：“還有，你家存在銀行的8萬元老舍先生生前的稿費，你也可以去取，以貼補家用。”還告訴我這也是“上邊”讓解凍的。
在那個時代，紅衛兵們對待我們都是十分兇狠和蠻橫的，而這撥紅衛兵的舉動讓人隱隱感到，在他們的后邊，還有主持正義的人在影響著他們。而那個女學生對我說的那個“上邊”，除了周總理，還能有誰呢？

“西糾”的這些做法，必然招致江青一伙的忌恨。1966年12月16日，江青等人背著周恩來，經過秘密策劃，在首都工人體育館召開了“北京市中學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江青在會上聲嘶力竭地破口大罵：“‘西糾’是什么東西？是鎮壓造反派的劊子手，是保守派、保皇派，這樣的組織必須立即予以取締！”

江青

事先不明內情的周恩來雖然在會上據理力爭，肯定“西糾”成立以來的成績，但他無法改變江青的蠻橫和霸道。大會結束后，“西糾”被“中央文革”宣布為非法組織，強令解散。

與“西糾”幾乎同時誕生的還有“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這一組織是當時在北京的許多高干、老干部的子女對“中央文革”肆無忌憚地迫害老干部感到不滿而成立的，因為他們的矛頭直指“中央文革”，周恩來不能公開表示支持。后來“西糾”和“聯動”在“中央文革”和公安部長謝富治的聯手鎮壓下，一個月內有100多名成員被捕。

這些被捕的青年學生中，絕大部分是中央高級領導的子女，是周恩來看著長大的孩子。周恩來感到異常痛惜，他多次與“中央文革”交涉，但江青始終堅持一個不放。萬般無奈的周恩來只剩下最后一個辦法：直接去找毛澤東。

毛澤東和周恩來

在中央的一次會議結束后，周恩來流著淚把這些學生們被抓后遭到刑訊、虐待的情況如實向毛澤東進行了匯報，他還特別提到董必武的小兒子董良翮，是董必武親自交出去的。董良翮臨走時，董必武流著淚對他說：“你是替我去坐牢呀！”

毛澤東在聽了周恩來如此動情的申述后，當即表示：把這些孩子全部放出來，一個也不能關。

周恩來在拿到毛澤東的“尚方寶劍”后，于1967年4月22日下令把被關押的“西糾”和“聯動”成員全部釋放，這天他還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這批遭受殘酷迫害的青年學生們。周恩來特意對董良翮和孔丹（孔原之子）說：“你們兩個人是我看著長大的，你們有缺點、有錯誤，我也有責任，沒能很好地幫助你們。你們是黨和人民的孩子，受到挫折不要灰心，要繼續跟著黨、跟著毛主席干革命！”

周恩來（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