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的“運動”爆發后,紅衛兵們由于有“中央文革”的撐腰,他們到處造反,僅北京大學一所學校,被抄家者就達536戶,過半數的教授和八成以上的校、系領導被抄家,200多人一夜之間成了“黑幫”分子。一時間,紅衛兵在全國范圍內成了最“紅”和最沒人敢管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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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接見紅衛兵
就在首都陷入一片混亂之際,大多數家庭基礎教育好的、又有著法制觀念的青少年學生們,在周恩來的諄諄教誨下,在家長、親屬和有正義感的人影響下,不僅認識到隨意抓人、打人、抄家等做法是錯誤的,還決定挺身而出,來制止社會上的這些錯誤做法。
北京西城區八中、四中等學校的紅衛兵率先發出了組建紅衛兵糾察隊的建議,并很快得到西城區幾十所中學紅衛兵的響應,不久以后,“首都紅衛兵糾察隊西城分隊”應運而生,簡稱“西糾”,他們要“糾察”的,正是那些專搞“打砸搶抄抓”的紅衛兵。
正當周恩來對紅衛兵的過激違法行為無可奈何的時候,他欣喜地發現了“西糾”,并立即給予肯定和支持。后來在毛澤東接見紅衛兵時,周恩來親自點名“西糾”派代表上天安門城樓參加接見。周恩來還派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和副秘書長雍文濤指導“西糾”的工作,在周榮鑫和雍文濤的支持下,“西糾”發出了許多《呼吁書》,提出了不準打砸搶、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原則,對那些無法無天的造反派形成了很好的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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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右)
老舍的夫人胡絜青曾回憶說:
舍予自盡后,我一個人昏天黑地地從八寶山步行走回家中,不知道如何活下去。這時家中又來了一撥紅衛兵,其中一個女學生對我說:“你去弄點吃的,千萬不要不明不白地去死。”
她還告訴我:“我們是奉上邊的命令來保護的,如果再有人到你家來不講道理,你就打這個電話,我們馬上就來。”說著,她就遞給我一個寫有電話號碼的紙條:“還有,你家存在銀行的8萬元老舍先生生前的稿費,你也可以去取,以貼補家用。”還告訴我這也是“上邊”讓解凍的。
在那個時代,紅衛兵們對待我們都是十分兇狠和蠻橫的,而這撥紅衛兵的舉動讓人隱隱感到,在他們的后邊,還有主持正義的人在影響著他們。而那個女學生對我說的那個“上邊”,除了周總理,還能有誰呢?
“西糾”的這些做法,必然招致江青一伙的忌恨。1966年12月16日,江青等人背著周恩來,經過秘密策劃,在首都工人體育館召開了“北京市中學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江青在會上聲嘶力竭地破口大罵:“‘西糾’是什么東西?是鎮壓造反派的劊子手,是保守派、保皇派,這樣的組織必須立即予以取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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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
事先不明內情的周恩來雖然在會上據理力爭,肯定“西糾”成立以來的成績,但他無法改變江青的蠻橫和霸道。大會結束后,“西糾”被“中央文革”宣布為非法組織,強令解散。
與“西糾”幾乎同時誕生的還有“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這一組織是當時在北京的許多高干、老干部的子女對“中央文革”肆無忌憚地迫害老干部感到不滿而成立的,因為他們的矛頭直指“中央文革”,周恩來不能公開表示支持。后來“西糾”和“聯動”在“中央文革”和公安部長謝富治的聯手鎮壓下,一個月內有100多名成員被捕。
這些被捕的青年學生中,絕大部分是中央高級領導的子女,是周恩來看著長大的孩子。周恩來感到異常痛惜,他多次與“中央文革”交涉,但江青始終堅持一個不放。萬般無奈的周恩來只剩下最后一個辦法:直接去找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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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和周恩來
在中央的一次會議結束后,周恩來流著淚把這些學生們被抓后遭到刑訊、虐待的情況如實向毛澤東進行了匯報,他還特別提到董必武的小兒子董良翮,是董必武親自交出去的。董良翮臨走時,董必武流著淚對他說:“你是替我去坐牢呀!”
毛澤東在聽了周恩來如此動情的申述后,當即表示:把這些孩子全部放出來,一個也不能關。
周恩來在拿到毛澤東的“尚方寶劍”后,于1967年4月22日下令把被關押的“西糾”和“聯動”成員全部釋放,這天他還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這批遭受殘酷迫害的青年學生們。周恩來特意對董良翮和孔丹(孔原之子)說:“你們兩個人是我看著長大的,你們有缺點、有錯誤,我也有責任,沒能很好地幫助你們。你們是黨和人民的孩子,受到挫折不要灰心,要繼續跟著黨、跟著毛主席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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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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