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啥大俠們的終極目標，也是混個編制

為什么李元芳、展昭、白玉堂，都有這個共同的“體制內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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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兩天，我在一篇稿子里，曾提過一個蠻有趣的問題：

我說，中國很多公案劇里，苦主伸冤的套路，其實都是一樣的。一定是先有一個體制外的“俠”先幫苦主擋下黑惡勢力的第一刀，而后再由官府的“青天”出馬，用朝廷的權威加明察秋毫將冤情徹底洗雪。

你看《包青天》里的展昭和包公，《神探狄仁杰》里的李元芳和狄閣老，甚至《雍正王朝》里的俠王十三爺和冷面王雍正，都是這個“一官一俠”的配置。

但這話說了以后，馬上就有讀者跟我提意見，他說：你這話說得不對啊。展昭、李元芳這些人，他們看似好像是俠，但仔細一查，那也都是“官身”啊。

我想想還真是，你看展昭，在《三俠五義》里是皇上親封為御前四品帶刀護衛，還有個封號叫“御貓”。

你再看李元芳，在電視劇里是歷任“千牛衛中郎將”、“檢校千牛衛大將軍”，也是一跟了狄仁杰，就馬上升上正四品上的高官——注意，給他的官階還是四品，職務又是侍衛。

如此說來，我那個公案劇中“一官一俠”的“配合打法”其實就不對了，正確的說法似乎應該是“一官一官”：清官固然要是官，俠客最好也是官。展昭和包公，李元芳與狄仁杰，其實嚴格說沒有什么本質的區別，都是“體制內公務員”。

魯迅先生所謂的“門前有兩棵樹，一棵是棗樹，另一棵也是棗樹”了屬于是。

而且有些事情，你還不好細琢磨，比如說為什么展昭、李元芳這樣的大俠，封官都如出一轍的是“正四品”的官位呢？

這就需要了解一點清史才能看懂了——“俠義公案”小說成形于晚清，而在清雍正以后，密折制度得到了推廣，雍正皇帝規定凡正四品以上的官員，都有向皇帝密折奏事的權利和義務。

也就是說，正四品其實是一道門檻，過了這道門檻之后，你就算高官了，也是在皇帝那兒也是說的上話的人了。如果說中國古代官僚體系當中也講究一點“皇帝面前，官官平等”，那么這個“平等”的起步點，就是四品，因為低于這個等級，你連直接跟皇帝打小報告的權利都沒有 。

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公案劇里一定要強調俠客們受封之后都是不多不少“四品官”，其實就把意思打在了這里。

而且有些事兒想想其實蠻有意思的。

比如，雖然劇里唱“開封有個包青天”，但歷史上的包拯，在管開封的時候的名頭叫“權知開封府事”。“權”者，暫時也。翻譯成現在的話說，就是“暫時代理首都市長職務”。

宋太宗以后宋代官僚體系當中，“開封府尹”這個職位就算給也只能給太子。真正干活的“權知開封府事”只是個“差遣”，所以“包青天”嚴格意義上說是標準的“臨時工”。編制品階是要另定的。

而真實的包拯雖然死后被追封正二品的“禮部尚書”，但在其“權知開封府事”的那段時間，包拯官職一直在正五品到從三品之間來回擺動的。

就是說，真實的包拯如果遇見了小說中的展昭，到底誰官大，誰該聽誰的，還真不一定。

說到這里，俠義公案劇中，中國讀者們對大俠的想象有多么“官方”也就不言自明了——宛如劇中的展昭、李元芳一樣，一出場“路見不平一聲吼”，扶危濟困的時候，當然可以來自“江湖”，甚至可以是通緝犯。但隨后，大俠們一定要被朝廷收編，不僅要有編制，而且官還不能小，最好一上來就是正四品，在皇帝那里掛的上號的那種。

似乎只有在成為這種“官俠”之后，善良的讀書人們為俠客們操的那顆心，才能放下來——因為我們的英雄有編制了，安全了。

2

可問題是，為什么“俠義公案”劇里一定要有這種安排呢？為什么行俠仗義的大俠們一定要有一個官身呢？

追訴起來，這其實中國武俠基因當中就一直帶著的一個“胎記”。

中國古典武俠小說的早期高峰當然是《水滸傳》。

而如果你細讀《水滸傳》，會發現里面的好漢，一開始最心心念念的事情，就是“好出身”。

你看一百單八將中第一個出場的九紋龍史進，生性灑脫，行俠仗義，為了包庇被官府捉拿的朋友，不惜一把火燒了自己的田莊。可是如此灑脫的史進，在逃出生天之后，對自己的第一個未來人生規劃是什么呢？

《水滸》里說的很明白：“我若尋得師父（王進），也要在那里討個出身，求半世快樂”。

這里出身，指的就是當官。也就是說史大郎即便犯了事，成了“江湖俠客”以后，想的還是將來要回到體制里去。

不僅史進，魯智深、林沖、楊志、武松、宋江這些人，出場時也都提過高度相似的話，“討個出身”、“尋個好出處”是他們不滅的夢想，水滸里如果有公務員考試，好漢們的參考熱情比現如今迎接大學生肯定高多了。足見進體制，當官員，是這些好漢們的共同向往。

是的八十回梁山座次排定之后，當宋江讓鐵叫子樂和唱出了：“望天王降詔早招安，心方足”這個后期綱領時，行者武松曾第一個跳出來，大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們的心！”

表面上看，這里好像是“放蕩不羈愛自由”的武松吐的一手好嘈，是天天想著重回體制的宋江背叛了“革命事業”。

可是你稍微往回翻翻書，會發現《水滸傳》全文，第一個提“詔安”這事兒不是別人，而恰恰就是武松。

第三十二回《武行者醉打孔亮，錦毛虎義釋宋江》里，他跟宋江道別時是怎么說的呢？

他說：“哥哥怕不是好情分，帶攜兄弟投那里去住幾時；只是武松做下的罪犯至重，遇赦不宥，因此發心，只是投二龍山落草避難……天可憐見，異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時卻來尋訪哥哥未遲。”

宋江當時是大受啟發，趕緊說“兄弟既有此心歸順朝廷，皇天必佑！……”

也就是說，最早提點宋江，讓他想起即便是“殺人放火”以后還有“受詔安”這條回歸體制之路的，恰恰是武松本人。

所以武松重陽節跳出來抬杠時，宋江本來完全可以罵回去：“武松兄弟，我冷什么弟兄們的心？殺人放火受招安的這條康莊大道，不是咱倆當初一起想的么？咋了，這才隔了不到五十回，你就忘了？”

但宋江高就高在，他沒點破這一層，只是不再把武松當兄弟了——也許這就是當領導的藝術吧……

總之，我們可以看出。哪怕是在《水滸傳》這最叛逆的奇書當中，廟堂之上的體制對處江湖之遠的俠客們來說，依然有著不可比擬的吸引力。

是的，中國傳統武俠故事里的江湖俠客們想要往體制內走，就跟物理世界里的水要往低處流一樣，幾乎是一件不言自明的公理。

從文學成就上講，《水滸傳》的文學價值，當然要遠遠高于后來的《三俠五義》、《七俠五義》，但從文學發展史上說，晚清的《七俠五義》等“俠義公案小說”又恰恰是前者的發展和總結。而如果說《水滸傳》中的江湖豪俠們對于體制還僅僅是一種向往的話，《七俠五義》里的俠客對體制簡直就是跪舔了——展昭因為救了包公而被賜封四品帶刀侍衛、“御貓”，“錦毛鼠”白玉堂就不干了，認為他這個封號壓了自己“五鼠”一頭。非要跟展昭斗個勝負出來。

這個想法如果放在正常邏輯里，其實就特別搞笑：你“錦毛鼠”的名號是江湖公認的，他“御貓”的封號不過是皇上給的，哪個更金貴不是不言自明么？——諾貝爾文學獎你都得了，你還在乎本地作協給不給你個作家身份么？

可是白玉堂不這么想問題：展昭人家是“御貓”啊！朝廷認證過得……羨慕嫉妒恨。

“人家是關中大俠啊，朝廷認證過的。”

所以小說里的白玉堂他就真在乎這個。不僅在乎，還要“五鼠鬧東京”。

鬧到最后的結果是自己也被包公注意到，表示愿意收編他。而白玉堂等五鼠面對包青天的詔安，表現是干凈利落的“伏地認小”，管對方一個口一個“大人”，自己則卑稱“小人”。

這一把，連“詔安、詔安，詔甚鳥安”都沒有人提了，五鼠們都十分愉快的被包公希數收歸門下，成為王朝馬漢張龍趙虎那樣的衙役。并未自己能“終得投靠、報效”感到無比幸福。

多說一句，白玉堂被收編以后，得到的封號不多不少，也是“四品帶刀侍衛”——足見這個職稱對那個世界里的頂級江湖豪俠有多大吸引力了。

于是，從《水滸傳》開篇史進提出“討個出身，求半世快活”的遠大理想，到《七俠五義》里白玉堂們的伏地認小。中國古典俠義小說里的俠客們，總算實現了自己的理想——從走入江湖的那一刻起，他們的夢想就是回歸體制、重新被體制承認。而俠義小說寫到最后，給的出路也是這個。

所以在古典武俠小說中。江湖的、體制外的“俠”，只是暫時的、“終非長久之計”的，而廟堂的、體制內的“官”，才是永恒的，能“得半世安樂快活”的。

于是，給包青天、狄閣老們鞍前馬后、必要時當當捧哏的“四品帶刀侍衛”，這就成了俠客們的終極人生規劃。

3

引言里我說“千古文人俠客夢”，這其實是北大的陳平原教授給自己研究武俠文學的專著所起的題目。

我記得陳教授上課時曾經講過一個段子：說他把這本書的初稿寫好后，將其裝在皮箱坐火車去廣州，結果剛剛下車出站，突然便被飛車黨給奪走了。

陳教授當時就想，自己要是那武俠小說中的一位俠客多好！一嗓子喊去“噠，那蟊賊休走！”再一劍刺去……于是這本書的題目也就有了。

是的，“千古文人俠客夢”，其實不僅是文人，“俠客夢”也許是所有中國人共同的意向。中國文化中雖然一直“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處世格言。但不管閑事，也并不就是我們的民族本性。影響我們至深的儒家佛家思想，曾時刻教育我們要有胸懷天下、悲天憫人的情懷，要有著急公好義、樂善好施的脾性。

應當說“愛管閑事”也許才是我們的本性，我們只是被現實教育、被體制約束的不敢自己管了而已。

所以，當我們看到社會公義受到損害、人間不平事發生，看到君子道消小人道長，我們就會希望有一個俠客能“路見不平一聲吼”。想讓俠客們代替我們去仗義執言、去拔刀相助，幫一幫那蒙冤受苦的弱者，替她們掙斷身上的鎖鏈，治一治貪滑暴虐的惡徒，將他們繩之以法，甚至法外制裁。

武俠小說其實就是這么來的，它是我們對現實生活的一種糾偏與發泄。

可是另一方面，被法家那無孔不入的駕馭術馴化的太好、管得太老實的我們，又知道俠客們的這種快意恩仇的法外制裁，終究是無法長久，不能被我們社會所包容的。所以我們就又生出了另一種幻想，希望體制內能有力量能出來查明冤案，還社會以朗朗乾坤。這就又產生了另一種幻想文學，也就是描寫包公、狄公、海公們的“清官小說”、或者說“公案小說”。

而到頭來，人們發現體制外的武俠與體制內的清官，這兩種（幻想中）的糾偏方式，最終還是要明主次、作取舍的。人們到底是更希望依靠體制外的俠客們行俠仗義，執行法外制裁。還是更希望體制內的清官們能抬出龍頭鍘，撥亂反正。這兩者其實不能兼得。

俠多了就一定會“亂”，官多了就一定會管。這兩個解決方案從本質上講，其實是互相矛盾的，只能選擇一個。

而中國古代文人，或者說我們的社會，在結合現實思考后，最終作出的取舍，是讓“俠客”服從甚至服侍“清官”，甚至讓俠客自己被體制所收編，也成為“清官”。這個選擇本身，說明了我們的民族在自由與威權之間，還是更傾向于服從威權。

我們也非常明白，有“俠以武犯禁”這個定性作為大背景，俠客們在我們的文化中注定是無法長久存在的，他們的命運宛如風中之燭一樣，時刻面臨著危險，遲早不是被收編，就是被剿滅。既然如此，那還是“望天王降詔早招安”的好，這樣，俠客們至少就不再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了。

所以俠義與公案最終合流，成了“開封有個包青天，鐵面無私辨忠奸，江湖豪杰來相助，王朝馬漢在身邊。”的俠義公案小說。

可是，當展昭、白玉堂們不再是江湖俠客，而成了“四品帶刀侍衛”后，他們還能像當年“處江湖之遠”時那般無牽無掛，自由隨性的“該出手時就出手”嗎？

這個問題，是俠義公案小說一直規避討論、也無法討論的。它是一個類似數學上的哥德爾不完備定理的死結——當你追究極致的一統和穩定，把所有系統外的糾偏力都納入到系統內，系統本身的計算冗誤，就無法被清除了。

所以對于這個悖論，“俠義公案小說”只能選擇裝作沒看見。把希望寄托于包公們的無所不能。

最后說一句，俠義公案小說當中俠客最后一定會跟在大人后面，大人問一句“元芳，你怎么看。”他永遠跟一句“大人真乃神人也”的俗套段落。總讓我對比的聯想起《福爾摩斯探案集》里，大偵探福爾摩斯與蘇格蘭場探長雷斯垂德的關系。

同樣是一民一官，一個體制外、一個體制內，福爾摩斯與雷斯垂德這對關系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他們在對案情的討論權上是平等的。福爾摩斯甚至可以用戲謔、嘲諷、看不上的語氣去調侃雷斯垂德的判斷。

而雷斯垂德呢？面對這位總在嘲笑、調侃他辦案不力的“諍友”，他并不會（或者更確切的說，是不能）用其手中的職權給其小鞋穿。相反，他還樂顛顛的跑來給福爾摩斯如實的匯報案情的進展，聽取他的建議與觀點，最后，這對似敵實友的伙伴，總能一起將迷案揭開，讓正義與法制彰顯，讓善惡各的所報。

我覺得，在這個故事里，福爾摩斯其實很像一個仗義的俠客，卻沒有走近體制；而雷斯垂德雖是恪盡職守的官員，卻顯然并不英明睿斷。可是這已無關緊要了，在一個彼此尊重、彼此平等、每個人發表自己觀點的權益得到充分保障的現代社會當中，那種“俠義公案”式的古典式斷案組合，其實已經過時了。

誠然，千古文人俠客夢，千古俠客體制夢。

可是我想，只有當文人不必再需要俠膽，也能秉筆直書。當俠客們也不再必須追求“討個出身”，也能行俠仗義的時候，一個現代社會更加美好的公平正義之夢，也許才能被真正實現。

全文完

今天的音樂，文頭是《包青天》。

我從小就覺得這歌特“標題欺詐”——說好了要唱包公，結果從“江湖豪杰來相助”以后，全都走題到詠嘆“七俠和五義流傳在民間”上去了。

不過看完本文，我相信你能理解它為啥這樣唱了——想夸七俠五義，必須先夸包青天。

我總覺得，這是中國古代武俠小說里最最無奈的事情。

來源:海邊的西塞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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