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輝 | 他們的中國故事，成了中國歷史的一部分

文 | 李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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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3月23日，一架來自美國的客機在北京國際機場降落。這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日子，一個普普通通的國際航班，可是，對于從飛機上走下來的這群美國老記者來說，此次中國之行，卻非同尋常。

他們是二戰期間來中國報道中國抗戰的一批美國記者。從四十年代末離開之后，為重返中國，他們已經等了三十幾年。這天，他們應《中國日報》和中國記者協會的邀請，參加這次名為“重返中國”的旅行。

汽車朝北京城駛去。他們激動地望車窗外的一切。他們在尋找當年熟悉的街景。

他們走進了北京城。

兩天后的3月25日，他們走進了人民大會堂。鄧小平在這里親切會見了他們。他說，歡迎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回到中國。歡迎他們到中國各地去看看。

鄧小平在這里親切會見了他們

鄧小平與訪美記者合影

一次特殊的漫游中國的旅行從北京開始。延安、西安、重慶、武漢、南京、上?！@些在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中占據重要位置的地方，在他們面前又一一呈現。

他們舊地重游。他們在尋找自己的足跡，他們也是在尋找歷史的蹤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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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們中間，這位在人民大會堂里請鄧小平簽名留念的彼得·蘭德(Peter Rand)，是團隊中的一個特殊的成員。他是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學院的研究員，代表已經去世的父親前來。他的父親克里斯托弗·蘭德(Christopher Rand)當年是《紐約先驅論壇報》的駐華記者。

今天，彼得以一個后輩的身份，感受著這群老記者重返中國的興奮。

“我很幸運出現在這種場合，受到這些中國朋友們的熱情接待，我簡直成了父親的化身。他們有許多話對我說。幫助我追尋，去發現過去……”

彼得對當年來到中國的美國記者的命運感興趣，是因為七十年代偶然發現了父親的遺物。

那一年，彼得剛剛過四十歲。他去看望父親的弟弟杰克，就在杰克的儲藏室里，他發現一個黑文件櫥。“里面全是與我父親的中國經歷有關的材料?！?/p>

他后來說，當他寫出這句話時，他仍能感受到第一眼看到那個黑鐵櫥時產生的畏懼與好奇交織在一起的奇怪感覺。

他說：“就仿佛我面對的那些抽屜，塞著由我父親擺放的活著的東西。那是我父親中國生活的一只黑色怪獸。我以一種顫巍巍的興奮打開最上面一層文件抽屜。顯然，介入長期以來父親自己掩埋著的隱秘生活，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懼。”

彼得從未想像到，一個人會把如此之多的紙條，放進這樣一個櫥柜里。信，剪報，數以百計的薄光澤紙和炭筆，美國新聞處發的復寫紙，中國戰時的棕色紙——齊齊整整地小心擺放著。

他看到父母之間的中國通信，也小心地保存著復寫件，有的句子被軍事檢查官刪去，以免泄露父親的確切地點。在底下的一個抽屜，他找到父親發表在《紐約先驅論壇報》上的文章剪報。它們放在一個黑色剪貼本里，里面還夾著一些照片和底片。

“中國的冒險，被活活掩埋在這個黑色金屬的空間里，老鼠一點點吞噬它們，在保存完好的文獻之間留下發硬的一小粒一小粒的屎。”彼得這樣感慨地說。

從那時起，他開始整理從柜子里拿出來的一箱又一箱資料。他開始訪問抗戰勝利后與父親同時在中國生活的美國人。

他找到費正清。從費正清那里，他才知道父親的助手、中國記者羊棗，因為被認為是為共產黨工作而遭國民黨逮捕。彼得的父親曾在1945年秋天到杭州去拜見國民黨將軍顧祝同，請求放人，但沒有結果。

費正清告訴他，羊棗在監獄里最后被打死。尸體送回來后，妻子發現他的身上血跡斑斑。羊棗去世后，共產黨人在上海的兆豐公園，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園舉行過一次集會，彼得的父親也參加了。

彼得從此開始了他的追尋。開始，他只是想寫寫父親在中國的經歷，但隨后他決定寫與中國革命有關的所有美國記者的故事。他認為從1927年到1949年來到中國的不少外國記者，都可稱為浪漫主義者。

現在，與這些重返中國的老記者們一起走在中國的土地上，蘭德不只是感受。他在觀察，他在研究，他在把目光從這群與父親同時代的美國記者身上，延伸到中國歷史的風云變幻中。

他想知道，中國這個古老的國度為何讓一代代外國記者如此著迷，他們為何雄心勃勃地在這片土地上冒險，他們又如何以不同方式報道中國，并在這種報道過程中，贏得名聲，開創事業？

他隨著這群美國老記者走進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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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百年來，一代代西方人懷著各自不同的目的在這片東方的土地上走過。

旅行家、冒險家、考古家、商人、傳教士、侵略者、政治家、記者……每個人都有自己對中國的想像，每個人都有他的中國故事。他們伴隨著中國的歷史，他們也參與著中國的歷史。

客觀的，偏激的，善良的，惡意的，在他們種種不同的體驗與敘說中，一個神秘、古老的中國，漸漸變得清晰，變得具體，變得不再陌生和遙遠。

走進中國，發現中國，這是那些西方人的故事，也是中國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故事。

在最初走進中國的西方人中，最為重要、影響也最大的無疑是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當他1271年啟程前往中國時，他當然沒有想到，將是他為走進中國的西方人，寫出第一個精彩的故事。

馬可·波羅在中國生活了差不多二十年。研究馬可·波羅的西方學者發現，在他的中國游記中，馬可·波羅最愛使用的形容詞是“偉大”。

毫不奇怪，一個來自地中海威尼斯小城的旅行者，走在中國的杭州、蘇州……一個個江南重鎮的富庶肯定給他留下深刻印象。他不能不對中國城市數量之多、規模之大、場面之繁華而嘆為觀止。

他不止一次來到長江邊，注目滾滾而去的江水，不由得發出這樣的感慨：“這條河流程如此之長，穿過了如此多的地區和城市，江中來來往往的船只是如此之多，運送的財富和貨物是如此之多，實際上比基督教世界所有河流和海洋加在一起還要多！”

馬可·波羅到底是位意大利人，似乎天生具有與眾不同的浪漫。他那藝術家一樣的浪漫，渲染著他的中國印象。在風靡了一代又一代的他寫的關于中國的游記中，他呈現的是一個輝煌、壯觀、充滿詩意的東方古國。

更多的西方人踏著馬可·波羅的足跡走進中國。

商人們來了。

浩淼大海上商船來往穿梭。一船船運走中國的瓷器、茶葉，一船船運來西方的香料、珠寶。

傳教士們來了。

著名的利瑪竇走進了中國，他也是意大利人，他成了最早在中國獲得永久性居住權的傳教士之一。這位耶穌會的傳教士，為了贏得中國人的信任，第一個穿起了中國士大夫的服裝。

他有數學和天文學知識，能繪制地圖。他很乖巧，或者說他很能理解和迎合中國人的觀念，他繪制的一幅世界地圖，中國被標在中央位置。

著名的湯若望也走進了中國。這位德國耶穌會的傳教士，在北京城觀象臺的一間房子里，觀察天象，研習歷法。他頗受清朝順治皇帝的青睞，湯若望向順治皇帝進呈自己制作的渾天星球、地平日晷、望遠鏡，這些西洋玩藝兒，令宮中人耳目一新。

湯若望成了宮中常客。在順治眼里，這位西方人真像一部活字典，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湯若望被委任為欽天監監正，并賜二品頂帶，成了最早在中國宮廷中擔任要職的西方人。而在十七世紀英國出版的關于中國的書籍中，順治皇帝也被說成是“歐洲化的皇帝”。

然而，鴉片也運來了，炮火也運來了，侵略也運來了。

鴉片戰爭中，甲午海戰中，曾經不可一世的古老帝國，在列強的炮火中潰不成軍，領土被切割，權利被剝奪……

十九世紀有一位美國歷史學家寫道:

一次急劇的感情突變發生了。中國在英國軍隊面前的徹底潰敗，以及不愿接受西方的干預和西方的觀念，使得她從被尊敬和欽佩的地位，滑至被蔑視的地位……他們突然發現了與他們原來認為的她的輝煌完全相反的弱點，一種新的印象遍及了美國和歐洲，認為中國是頹廢的、垂死的，已從昔日的燦爛墮落了。

從此，一個古老、封閉、自大的中國，一個曾經被馬可·波羅浪漫化的中國，在東西方兩種文化的沖撞中、在現代與傳統的相互滲透中、在開放與封閉的替換中，開始了艱難的歷史行程。

更多的西方人，走進了中國。

4

走進二十世紀，一個動蕩不安、危機四伏同時又國門大開的中國，給那些來到中國的外國人，提供了真正能夠發揮各種作用的歷史大舞臺。傳教士已不再是主角，走到前臺的是政治家、革命者、外交官和記者。

稍稍回過頭看看，就不難發現，從孫中山到宋慶齡，從蔣介石到宋美齡，從張作霖到張學良，從李大釗、陳獨秀到毛澤東，在二十世紀、特別是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歷史舞臺上，叱咤風云的中國政治家身邊，總是不時環繞著一些外國人。

他們扮演著不同角色：顧問、秘書、朋友、戰友、清客，甚至保鏢。他們發揮著不同作用，有時左右著局勢，有時決定著命運。他們彼此的關系常常顯得復雜而微妙，相互依賴或者利用，充分信任或者有所提防，不管怎樣，他們既然走到了一起，也就構成了特殊的組合。

他們扮演著不同角色

沒有一個又一個外國朋友的幫助，孫中山恐怕早就跌落在接二連三的失敗之中，再也難以東山再起了——譬如那位長期充當孫中山私人保鏢的英籍加拿大人馬坤身上，就有過一次次驚險故事。

沒有共產國際派到中國的代表的介入和干預，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肯定會重新書寫。如果沒有蘇聯顧問鮑羅廷，北伐和1927年大革命該是什么樣的結局？如果沒有共產國際顧問、德國人李德，紅軍會因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而開始長征嗎？

西安事變中，沒有先后擔任過張學良和蔣介石顧問的澳大利亞記者端納冒險前往，從中斡旋，張學良和蔣介石這兩位主角該如何見面，如何妥協，其實也是很難確定的事。史迪威、陳納德、赫爾利等這些在中國抗戰中依次出現的人物，各自的影響與作用，又豈是三言兩語說得清楚。

值得重視的還有那些活躍在中國的外國記者。

記者職業注定與冒險聯系在一起，他們借助得天獨厚的優勢，總是用鷹一般的眼睛注視著中國，用獵犬般的嗅覺，感應著這片動蕩土地上發生的一切。

他們的筆分量不同，他們的觀點和傾向也不盡相同，甚至分屬不同政治陣營，但有一點卻是相同的：他們都是中國歷史現場上重要的目擊者。他們親歷了中國發生的重大事件，有關這個東方古國的不少爆炸性新聞，都是經他們之手公布于世。

有關這個東方古國的不少爆炸性新聞，都是經他們之手公布于世

1900年義和團圍攻北京使館區時，是澳大利亞人、《泰晤士報》駐中國記者莫里森發出獨家新聞，讓歐洲人知道了在中國發生的危機；

還是這位莫里森，在擔任袁世凱顧問期間，想辦法將日本試圖強加給中國的“二十一條”密約內容透露給同行、也是澳大利亞人的端納，使端納發出了一條爆炸性新聞；

1927年，在廣州、上海、武漢，一個個重要歷史場景中，總是少不了外國記者的身影，斯特朗、希恩、瑞娜……他們親眼目睹了大革命的悲劇，目睹了蔣介石、汪精衛、宋慶齡、鮑羅廷、陳獨秀等一個個風云人物政治命運的大起大落；

三十年代初，在宋慶齡、魯迅周圍，匯聚著史沫特萊、斯諾、海倫、伊羅生等外國記者，是他們把蔣介石獨裁專制的白色恐怖，向全世界揭露；

震驚中外的“一二·九”運動，從醞釀到爆發，居住在北京的斯諾、海倫夫婦都積極投身其中，直接發揮外國記者的特殊影響，斯諾親自拍攝的游行場面，成了珍貴的歷史記錄；

還是斯諾，冒險家一般走進陜北，第一個向世界報道了工農紅軍依然存在的真相，拍攝了一大批不為人知的中共領導人的照片；

史沫特萊經歷了西安事變全過程，她，還有貝特蘭，把發生在西安的一切，通過廣播，通過電訊，向全中國、向全世界報道；

抗戰期間在重慶最有名的美國記者白修德，第一個向世界報道了河南饑荒和國民黨政府腐敗的真相，使訪問美國一時風光十足的宋美齡，頓時失去了頭上的光環；

一批批住在霧都重慶的外國記者，紛紛打破國民黨的新聞封鎖，走進他們認為將決定中國未來走向的延安……

正是一次次爆炸性新聞的發表，這些外國記者不同程度上左右了中國歷史時鐘的搖擺。他們走進了中國，他們的中國故事，也就成了中國歷史的一部分。在中國二十世紀歷史舞臺上，他們是不可缺少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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