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是1億多人，日本上半年新生兒有34萬，那經濟發達的廣東呢？

同樣是1億多人口，日本和廣東省的人口數差在了哪里？

8月29日，日本厚生勞動省發布的數據顯示，2025年上半年日本新生兒數量僅為33.9萬人，創下自1969年有半年可比數據以來的歷史新低。

不夸張地說，日本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嬰兒荒”。2025年上半年的新生兒數據不僅連續四年低于40萬大關，同比還下降了3.1%。

更令人擔憂的是，同期日本死亡人數高達83.7萬，人口自然減少規模接近50萬，創下歷史新高。婚姻登記數也呈現下降趨勢，同比減少4%。

如果這一趨勢持續，2025年日本全年新生兒數量可能再創新低。去年日本新生兒數量為68.6萬人，首次跌破70萬大關，創下1899年有記錄以來的最低水平。

婚姻狀況的數據也同樣不容樂觀。2025年上半年，日本結婚登記數僅為23.9萬對，同比減少4%。年輕人不愿結婚，自然直接影響未來的生育率。

而這一趨勢若持續下去，2025年日本全年新生兒數量很可能將再創新低。

相比之下，廣東卻是人口活力顯著了。

2024年廣東出生人口高達113萬，比上年增加10萬，連續七年位居全國榜首，也是全國唯一出生人口突破百萬的省份。

從出生率來看，廣東2024年出生率為8.89‰，遠高于全國平均的6.77‰。尤其是佛山，出生率高達10.90‰，平均每天約有290個新生兒誕生。

同樣一億多人口，怎么差距就這么大？

經濟層面的“信心感”是影響生育意愿的關鍵因素。廣東的底氣來自其強勁的經濟增長動能。2024年全省GDP達14.16萬億元，占全國總量的11.2%。

廣東的經濟活力轉化為實實在在的就業機會。東莞OPPO工廠有員工近5萬人，不僅提供每月6000元左右的工資，還在廠區內建了普惠性幼兒園，員工子女入園每月僅需500元。

佛山的童裝產業同樣具有代表性，全國每3件童裝就有1件來自佛山，當地聚集了2000多家童裝企業，吸納了超15萬外來務工者。

反觀日本，則深陷“增長停滯”的焦慮。自上世紀90年代泡沫經濟破裂后，日本經濟增速長期徘徊在1%左右。

2025年上半年，美國對日本汽車加征關稅，稅率從2.5%飆升至27.5%，導致豐田汽車上半年對美出口額暴跌。

許多日本企業被迫下調員工獎金，有工人坦言：“現在每月工資23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1萬元），除去房租8萬、生活費6萬，根本沒結余，連戀愛都不敢談，更別說生孩子了。”

這種經濟信心的差異直接反映在婚育選擇上。廣東2024年結婚登記數達68萬對，較去年增長2.1%。而日本上半年結婚登記僅23.9萬對，創近十年新低，30-34歲男性未婚率高達54%，女性達42%。

在育兒支持方面，兩地的方法截然不同。日本傾向于直接補貼，但效果有限。日本政府向每位新生兒發放10萬日元現金補貼，將一次性生育補助金提升至50萬日元。

然而，實際分娩費用平均已達47.3萬日元，補貼剛夠覆蓋生產費。 考慮到一個孩子從出生到17歲的平均養育成本達340萬日元（是人均GDP的4.26倍），這些補貼顯得杯水車薪。

更根本的是社會結構性問題。日本男性平均每月加班80小時，工作日日均育兒時間僅48分鐘。很多爸爸連孩子上幾年級都不知道。

雖然政府鼓勵男性申請育兒假，但2021年僅有不到14%的新手爸爸真正休過該假期，其中四分之一的人休假時間不超過五天。

廣東則更注重構建全方位的育兒支持體系。政府層面，2024年投入超2000億元用于基礎教育，新增50萬個公辦學位。廣東還積極打造15分鐘社區托育服務圈，通過提供場地、減免租金、政策優惠等扶持嬰幼兒照護服務發展。

文化因素也在廣東的生育率中扮演重要角色。潮汕地區宗族意識濃厚，“多子多福”的傳統理念仍深入人心。2024年，揭陽市出生率達到11.94‰，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揭陽、汕頭兩地的新生兒數量占了廣東全省的35%。

當然，人口流動方向的差異是兩地人口趨勢不同的另一重要原因。廣東作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引擎，持續吸引大量年輕人口流入。

截至2024年底，廣東16至59歲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為66.38%，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而日本面臨的卻是年輕人口流失和老齡化加劇的雙重壓力。日本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已達29.4%，位居世界前列。這意味著每3個日本人中就有近1個是老人，社會保障體系承壓加重。

只得說，從數據來看，兩地就是完全不同的社會經濟生態。

且二者的對比告訴我們，人口問題復雜多元，既受經濟制約，也深受文化影響。廣東在人口總量和出生率上的表現，展現了發展中地區的潛力和韌性，而日本的現狀則提醒我們，即便發達經濟體也需持續優化人口政策。

對于日本而言，推動社會改革、增強生育支持，或能逐步緩解人口壓力。有專家建議，除了經濟補貼，更需要改變職場文化，促進性別平等，讓年輕人看到生育與職業發展并不沖突。

對于廣東，挑戰在于如何保持這一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