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州府知府張龍，因依附宦官而被打入《明史?閹黨傳》

“青史留名”，是一則常用成語。這里所謂之“留名”，并不是簡單地在史書中“留下姓名”，而特指“留下好的名聲”。因為，史書通常秉持春秋筆法，講究“寓褒貶、別善惡”，其所記載之人物，良莠不齊，好壞不一。倘若被收錄到“忠義”“循吏”等列傳中，自然可稱之為青史留名；而如果被打入“奸臣”“閹黨”等列傳里，則猶如被釘上恥辱柱。

近來筆者翻閱史籍，就偶然發現登州府有位知府因依附宦官為非作歹而被打入《明史?閹黨傳》中。這一信息點，我此前不曾掌握，于是便詳查史志，將其情況進行簡要整理，且當讀書筆記。

根據記載，這位被打入閹黨行列的登州府知府名為張龍。關于其籍貫，《明史》稱為“順天人”，《登州府志》稱之為“北直人”，不過也有其他史料寫作“南直松江府人”。

張龍本人系科舉正途出身，于明孝宗弘治十五年考取進士，初任行人司“行人”。“行人”負責“頒詔出使”事務，表面看似榮耀，但按照明代制度，其僅為正八品官。張龍不滿足于這一微末職位，開始絞盡腦汁謀求上進。

在官場之中，兢兢業業熬資歷者雖然亦有提拔機會，但機會相對不多、速度往往不快。急于升遷的張龍無暇等待，便選擇走上了“抱大腿、靠大樹”的捷徑。起初，他認準壽寧侯張鶴齡（明孝宗皇后張氏之弟，初封壽寧侯張巒之子）這條門路，便以“五百年前是一家”（同姓）的邏輯套上近乎，與之聯譜系、認宗親。經過張鶴齡的引路，張龍逐漸結交到更多膏粱權貴。在一番鉆營鋪墊之后，明武宗正德三年，他升為兵科給事中（明制：都給事中為正七品，左、右給事中為從七品）。

此后，張龍奉命外派審核遼東軍餉。急于立功的他，抓住“四石腐豆”的問題大做文章，奏請朝廷追究有關官員責任。彼時，大宦官劉瑾受寵專權。張龍的舉動，很合乎他的胃口。大概在此之前，對方也早已拜過碼頭。于是，劉瑾便將之提拔為正五品的通政參議。這段經歷，也是張龍被打入“閹黨傳”的關鍵因素。

政局變幻，風云莫測。兩年之后的正德五年，劉瑾陡然失勢，并被凌遲處死。張龍身為“閹黨”成員也遭殃及，被貶官外放為灤州知州（從五品）。

眼見原來所靠的大樹傾倒，張龍急忙改換門庭，他將禮義廉恥拋諸腦后，“毅然”將圣眷正隆的錦衣衛官員錢寧認作義父。憑借后者權勢，張龍的仕途重回上升軌道，先是轉任浙江嘉興府同知（正五品），后又被提拔為山東登州府知府（正四品）。（注：《登州府志》記載張龍是在正德十二年上任，不過在《明實錄》中，正德十年即有其相應官銜記載，這一細節還有待進一步考證。）

《登州府志》對于張龍在任時的舉動并無詳細描述，但《明實錄》《明史》等史料則將這段履歷視為重大污點，對之口誅筆伐。根據記載，當時主政登州府的張龍與山西左布政使倪天民、右布政使陳逵、右參議孫清等人并有“貪殘”之名，被輿論視為“四害”，御史們時常上疏彈劾。但因背后有錢寧撐腰，張龍雖然聲名狼藉，官職卻越做越大。在登州府知府任上過渡之后，他被調回京師，出任通政使司右通政（正四品）。

從史料記載來看，張龍為官的一大愛好在于斂財。回京任職之后，他欣然以錢寧的干兒子自居，當起了政治掮客，從中攫取大量財富，即所謂“為寧通中外賄，所乾沒不貲。”

后來，張龍斂財愈加猖狂，有些情況甚至不再向干爹通氣。錢寧聞之大怒，逐漸對之疏遠。

伴君如伴虎。正德十六年，錢寧步劉瑾后塵，也失寵入獄，在明世宗繼位后伏誅。此時的張龍雖然已被錢寧疏遠，但終究是無法洗刷掉“干兒子”的印記，同樣定罪被殺。縱觀其生平履歷，為人為官毫無操守可言，被打入“閹黨傳”實屬應當。（本文作者：隋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