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第三軍醫大學副政委王景春：憶在彭雪楓師長身邊的日子里

原第三軍醫大學副政委王景春

憶在彭師長身邊的日子里

王錦春

1944年9月11日晚上，我一字一句地翻譯著從師部“前指”發來的一份“十萬火急”的電報，怎么也不能相信電文中所說的彭師長在夏邑八里莊殲滅偽匪李光明部的戰斗中英勇犧牲的消息是真的。我一遍又一遍地核對著電文，可是一字不差。當我確信電文無誤之后，驟然頭暈目眩，全身血液一下涌到頭頂，不知所措，想哭而又不能哭。因為電報明確指示：暫時絕對保密，何時向部隊傳達，等待通知。

我拿著電報，高一腳低一腳，匆匆奔向旅長滕海清、政委賴毅的住處。我先到賴政委的屋子里。他尚未睡覺，見我神情慌張，淚眼婆娑，忙問道：“出了什么事？”這時，我的一眶淚水刷地流了出來。然后低著頭，一面遞上電報，一面說：“請看吧，首長！”賴政委接過電報，目不轉睛地急速看了一遍，剎時間，他的手開始顫抖起來，眼睛濕潤，嘴巴微動，陷入痛苦的沉思之中……最后，他終于堅強地站了起來，深沉地說：“走，到滕旅長那里去！”

從那以后，許多不眠之夜，我常常閉著眼睛，像“過電 影”一樣地回憶著在彭師長身邊工作的日子里的許多往事。在河南竹溝的茅屋里，在微弱的燈光下，彭師長孜孜不倦、刻苦攻讀的精神；在敵后根據地的艱苦歲月里，他與廣大軍民同甘共苦而又以革命樂觀主義精神鼓舞群眾斗志的情景； 在那硝煙彌漫、槍林彈雨的戰場上，他跨上“火車頭”（彭師長最心愛的一匹白馬的稱號），馳騁江淮戰場的英姿…… 多少年過去了，每次憶起它，都好像發生在昨天一樣。

彭雪楓將軍（攝于1942年）

（一）

1938年春天，我懷著對中國共產黨樸素而又有點神秘的崇敬心情，從家鄉西峽口投奔到新四軍留守處所在地——竹溝鎮。本來是來教導隊“上學”的，不知為什么把我分到留守處給彭師長當了勤務員。當時，我還是一個十五、六歲的青年學生，給首長當勤務員，既不懂事，也有點害怕。一見面，彭師長就笑著問我：“小鬼，來當勤務員你樂意嗎?”我紅著臉，低著頭回答說：“要我干啥都行，反正我跑出來就不能再回家了。”“噢！為什么呢？”我結結巴巴地說：“我來這一路可不容易呀！在南陽差一點被‘中央軍’給盤問住。我到這里，就是參加共產黨了，我們那里的‘老別’（河南地方實力派別廷芳）見共產黨就殺，我還能回去嗎？那可不行！”彭師長聽了哈哈大笑起來。后來我才知道彭師長笑的是什么。原來那時我以為凡是參加了新四軍的人，就都是共產黨員，不知道入黨還得辦個入黨的手續。彭師長語重心長地對我說：“你想當共產黨，很好。不過要先了解一下共產黨是個什么樣的黨，要明確為什么要加入這個黨。加入了共產黨，就要把自己的一切交給它。你要好好學習，把這些道理先弄明白。現在，你就是要把勤務工作做好。怎么樣？”我聽了彭師長的話，不知道說些什么好，只吐出了一個字：“中！”從那以后，彭師長所說的“是什么”、“為什么”、“交給它”這三句話，便深深地銘記在我的腦海里，并力求通過學習來理解它，解決它。直到現在，我依然感到這三句深入淺出的話，是深刻的，常青的。它在長期革命斗爭中，對我不斷確立共產主義人生觀，曾經起了巨大的影響，給了我巨大的力量。

三個月過去了，革命大家庭里的溫暖，使我忘乎所以，“大意失荊州”，工作出了紕漏。4月下旬，彭師長到武漢向周恩來副主席匯報和請示工作。警衛員劉吉庭同志隨首長走了。這一個禮拜，我的心像脫韁之馬，無拘無束，玩了個痛快。一天，突然聽說彭師長回來了，正在外面同人談話。警衛員先到，看見房子里凈是灰塵，招呼我趕快收拾。我慌慌張張地掃了地，抹了桌子，把茶具、椅子擺好，剛剛就緒，師長就進來了。一見面，彭師長就問：“小鬼，這幾天你‘解放’了，都干了些什么呢？”我回答說：“除了上政治課和學習外，就是玩玩唄！”彭師長一面脫上衣，一面說：“嗯，學習，玩玩，好。天好熱呀，這杯茶正合時宜……”一面說，一面端起放在桌子上的茶杯，剛要喝，一看，卻又停住了。“這是怎么回事啊？”他皺著眉頭看了我一眼，“你呀，亂彈琴！”然后又嚴肅地說：“干什么工作都不能馬虎，都要認真負責。打起仗來，有一點差錯，就要死人，就會給革命事業帶來損失。粗枝大葉可不行啊。”我當時羞愧得無地自容。警衛員劉吉庭同志站在旁邊望著我微笑，仿佛是在責備我說：“活該，活該，誰讓你貪玩的！”彭師長看我低著頭，快要掉眼淚了，馬上改腔說：“好啦，好啦，下次注意吧。”劉吉庭同志拿過茶杯，我跟他一起出來。他把茶杯湊到我眼前說：“看看，白毛快長得和你的頭發一般長了。 啥時泡的？”我說：“還是你們走時泡的那一杯。”他瞪了我一眼說：“你呀，首長說你亂彈琴，就是有點亂彈琴！”從那以后，我的耳邊經常響著彭師長的這個聲音：“要認真，要負責……粗枝大葉可不行啊！”

第四師首長與機要人員合影。中排左四起：鄧子恢、彭雪楓、王景春

(二)

自從我調到衛生隊當衛生員以后，由于部隊經常分散行動，已有一年多沒見到彭師長了。1940年春天，豫皖蘇根據地的局面已經打開，主力部隊與地方武裝有了很大發展， 司、政、后機關的駐地（在永城縣以南新興集附近）也已相對穩定。司令部當時駐在小王莊，我所在的衛生處住在鴨子劉。有一天，林士笑處長找我談話，說彭師長要調我去給他當技術書記，問我的意見如何。我說：“共產黨員一切服從分配。”

“那好！今天準備一下，我們開個歡送會，明天就去上任。”林處長聽了我的表態，很高興，又對我說：“你去時，還要帶個十字包，里面備些常用藥。你是一身二任，還兼個‘隨從醫生’呢！”我說：“我就知道個阿斯匹林、托氏散，又治咳嗽又治喘；紅汞碘酒、二百二，能當個啥醫生呢!”林處長哈哈大笑起來，然后拍著我的肩膀說；“現在咱們抗日敵后根據地，有你這樣的就能當醫生了！”

就這樣，我便當了彭師長的“隨從醫生”。去后不久，彭師長的下腭起了一個小癤子，我用碘酒一抹，反而腫得更厲害了。人們見了就問咋回事，彭師長總是半開玩笑地說：“這是我的‘碘酒醫生’的高超醫術嘛。”從此，我的“碘酒醫生”的名聲，就“美名遠揚”了。

由于彭雪楓同志堅決執行毛主席提出的“開展敵后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的正確戰略方針，同時，按照黨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的政策，在建立與鞏固抗日民主政權的基礎上，積極開展爭取友軍和開明士紳的統戰工作，所以到了1940年，即深入敵后不到一年的時間里，豫皖蘇抗日根據地，就已形成了一個蓬勃發展的大好局面。就在這年春末夏初的一天，彭師長接見了一批從延安輾轉經過國民黨地區來到這里的干部之后，馬上召開旅以上負責干部會議，傳達這些干部從延安帶來的指示和消息。這天，彭師長談笑風生，顯得特別高興。在開會之前，他半開玩笑地喊我說：“書記官！你把咱們那些勝利品‘大八勾’拿來，讓這些煙鬼子過過癮。”彭師長是個很嚴肅的人，不了解他的人見了他，有時難免有點怕， 但實際上他很有風趣，平易近人，說話也很富有幽默感。他學著日本話說的“大八勾”，我知道是前幾天部隊在永（城） 宿（縣）公路打埋伏時，繳獲的兩條“大前門”。凡是部隊送來的這些勝利品，彭師長很少自己獨享，往往都是留下來 同干部談工作或開會時拿出來做招待。于是我便拿了一盒，每人分了一支。彭師長風趣地說：“今天書記官怎么小氣起來了？再拿點出來嘛！”我猜想，彭師長今天一定有高興事。那好，我也大方點，于是就索性拿來一條，每人分了一包，“慰勞”大家。愛開玩笑的肖望東主任說：“碘酒醫生，你這么大方，彭師長不心疼嗎？”我說：“不會的，你沒聽他剛才說我太小氣嗎？”一句話說得大家都哄堂大笑起來。秘書長岳夏學著日本人說中國話的樣子，伸出大拇指，沖著我說：“你的，大大的好！”彭師長故作生氣地說：“都叫他給我‘共產’了。”大家又是一陣大笑。會散之后，彭師長送大家出村去了。我照例收拾文件，一眼看見桌上放著一封用毛筆寫的信。開頭是：“雪楓同志：一年來，豫皖蘇地區迅速得到發展，部隊和地方武裝不斷壯大，你們的工作很有起色！中央對你們取得的成績深表滿意，特向你和全區指戰員 表示親切慰問……”最后署名是“毛澤東X月X日”。呵！是毛主席親筆寫的！怪不得彭師長今天這么高興愉快呀！這對遠離革命圣地延安，戰斗在敵人后方的廣大干部、戰士， 是多么巨大的鼓舞啊！

1939年6月1日，彭雪楓致毛澤東和王稼祥信。

(三）

1940年秋冬，由于國民黨頑固派掀起了新的反共高潮，在敵、偽、頑夾擊之下，根據地的形勢發生了逆轉，為了適應新的斗爭形勢，部隊進行精簡整編。這時，我轉至機要科工作，不久又被派到六旅十八團工作，暫時離開了彭師長。

六旅十八團，是由原肖縣士紳耿蘊齋、吳信容所組織的地方武裝，與我主力部隊合編而成的。耿、吳這些人，就其愿意抗日這一點來說，是有進步的一面的。但是由于他們的地主階級的立場沒有變，而又看到國民黨派了八、九個師的兵力，步步向我邊區進逼，隴海、津浦兩鐵路沿線的日、偽軍又與之互相配合，形勢對我軍十分不利，于是就產生動搖，妄想擺脫我軍，與所謂“中央軍”聯合“抗日”。在這種形勢下，肖縣的耿蘊齋、吳信容和永城的劉子仁（與耿、吳同屬一類人物，原編為我六旅十七團，劉任團長），經過一番秘密策劃之后，便扣押了我黨派往該團的政工干部，發動了軍事叛變。這就是后來所說的“耿吳劉事件”。

我到十八團是接替董歧峰同志的工作的。到達該團的第三天，剛好碰上事變的發生，目睹了耿、吳叛變的活動，當時，我與電臺的十來個同志，包括電臺隊長王羽翔同志在內，都被軟禁起來（因為他們企圖收買我們為他們服務，所以未加捆綁）。我按照保密紀律的規定，對有關密件作了緊急處理。由于遠離領導，和沒有應付事變的經驗，當時真是心急如焚。第三天，從看守我們的哨兵那里聽說：“南面大軍開來了，吳老漢（指吳芝圃同志）來和老耿(指耿蘊齋)談判了！ ”心里又高興，又著急，想找個機會與吳主任取得聯系，讓他設法營救我們。一直等到天黑，突然聽到吹哨集合的聲音，在一片慌亂中我們被押到村頭的一個院子里。

“耿胡子”講話了。他一面誹謗我政工干部如何如何可惡，以挑撥離間我們與我軍的關系；一面利用當時部隊中一部分人的鄉土觀念，為他們的叛變行為進行辯護。他說：“今天吳芝圃來談判，我們把他們放了。今后他抗他的日，我抗我的日。咱們是人不離槍，槍不離鄉……”聽到這里，我才明白，這家伙在玩花招。別的干部都放了，不放我們，這是別有用心。難道吳主任在談判中，沒有提電臺的事嗎？絕對不會。一定是這家伙在玩弄權術。“三十六計，走為上策”，我們一定要當機立斷。我馬上與電臺隊長王羽翔同志咬了一下耳朵，決定乘他們正在集合講話，部隊哄亂之際，趕快逃跑。不知是他們疏忽大意，還是看守我們的人有意放松，我與王羽翔同志乘著黑夜，翻過一道院墻，溜出村子，沿著抗日溝，走著“之”字形，朝著我們部隊的方向，飛奔而去（據后來了解，當他們發現我們跑掉后，曾派了一個騎兵班，前來追趕。但是茫茫黑夜，人跡罕道，忽而向西，忽而向南，當然追捕落空）。拂曉前，我們終于遇上了我們的部隊。那滋味，真好象孩兒見了娘一樣的高興。我們很快被接送到司令部，見到了彭師長。他熱情地招呼我們坐下，問了情況，我們詳細地做了匯報。最后，他安慰我們說：“很好嘛，算是勝利歸來了。在這次事變中，你們經受了考驗，也得到了一次鍛煉。干革命，就是要隨時準備獻出自己的生命。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勇敢、堅定、機智、沉著。你們保住了黨的機密，不顧危險，跑了回來，做得很對！”聽了彭師長的鼓勵，我心里熱乎乎的。我永遠不會忘記這鏗鏘有力的教誨：“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勇敢、堅定、機智、沉著！”幾十年來，我一直把它作為自己的座右銘。而彭師長就是勇敢、堅定、機智、沉著的指揮員的模范。在每一次戰斗中，他機智、沉著地指揮，給我們增添了十倍、百倍的勇氣和力量。就是在路西反頑斗爭最艱苦的歲月里，廣大指戰員也都有一個共同的信念：只要彭師長在，天塌下來，咱們也能頂住！

彭雪楓的讀書簽章和姓名印章

(四）

彭師長是我軍不可多得的軍政俱全的指揮員。在鄧子恢同志到四師任政委之前，他一直是師長兼政委（或司令員兼政委），既抓軍事，又抓政治，也管根據地建設和群眾的生產、生活，其中尤其重視部隊的文化宣傳工作。《拂曉報》和“拂曉劇團”，這兩朵怒放在豫皖蘇邊區的鮮花，就是在彭師長的關懷培育下成長起來的。在鼓舞邊區軍民斗志，打擊敵人的斗爭中，這兩個武器，與機關槍、“三八大蓋”， 起到了同樣的作用。

彭師長是一個酷愛讀書，愛書如寶的人。即使在頻繁的行軍作戰的日子里，他也總是手不釋卷，抽空就讀。他的愛好很廣，博覽群書，如饑似渴。他的藏書很多，古今中外的 書都有。他的這個“小圖書館”，對我來說，真可謂是“得天獨厚”啊。近朱者赤嘛，不久，我也就成了一個“小書迷”。他多次教育我說：“書是人類知識的寶庫，多看多讀，就能長知識。但讀了還要思考，才能從中汲取營養。”他還鼓勵我多寫，多用，并親筆在我的日記本的扉頁上題了詞：“日記者，日日記之之謂也。凡事貴在堅持，望你持之以恒，堅持下去。”自此以后，我便養成了記日記的習慣，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為止，我一直堅持著。這對于只上過五年小學的我，在文化程度的提高上，真如同“良師益友”’，而彭師長則是我真正的啟蒙大師。（選自《新四軍中的“小鬼”們——宿遷地區抗日根據地新四軍小戰士故事集》，轉發時略有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