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巍觀察40：記者的束脩月餅和落伍的新聞理念，打不開沈巍的心扉

沈巍2025年第二次爆火，很大程度上克隆了2019年的發展軌跡，翻看一下當年的報道，簡直會產生“今夕就是當年”的感覺。

但2025年最大的不同，就是沈巍始終掌控自己的命運，沒有被親情裹脅，拒絕離開他在上海的根，即使出去一次，也保證必須當天回來。

因為2019年的最大教訓，就是他企圖到外地發展，無論他試圖在西域依靠認領的親情以圖終老，還是在內蒙古購置一宅，夢想頤養天年，但最終證明，沈巍發現成了物化世界的人質，在沈巍迫不及待逃離突圍的過程中，他試煉出“知心愛人”的成色，從而把南京的曉曉作為心靈的歸依，某種程度上，曉曉就像林黛玉一樣，從來不在沈巍的耳邊指手畫腳，說那些勞什子“混賬話”。這種混賬話，包括對沈巍的人生進行設計與指導。所以，沈巍一直非常討厭那些給他指導的人：指導他發財，指導他如何變現，指導他如何改變自己。

沈巍一直處于游走狀態，不想把它的基地固定下來，因為歷史證明，固定下來，他就像被將死的棋子，無法挪動。

9月18日那一天，沈巍既沒有留在白鶴，也沒有呆在新勝橋下，而是另擇了一處昆山的臨水的公園邊緣，在這里度過了歷史紀念日發散著影響的特殊的一天。

沈巍不斷更換他出現的區域，有效地甩開了“砸鍋黨”的圍追堵截，某種意義上講，“砸鍋黨”也有時間成本與追蹤成本，沈巍通過聲東擊西戰術，逃過了一次次“砸鍋黨”的實時追蹤。

相對而言，早上三點鐘沈巍定時出現在白鶴的街頭整理垃圾，成為他猶如天山童姥那樣最為薄弱的時刻，但凌晨時分的人類的休眠成本，也屏蔽了“砸鍋黨”的可能騷擾。

因此，沈巍的粉絲只有在這樣的時刻，才能夠臨近沈巍。臨近他的，還包括媒體人。

9月17日，一位中介人傳話一名記者的采訪要求，直接被沈巍拒絕。

記者的束脩是一盒月餅，等同于見面禮，但這并沒有打動沈巍。

因為沈巍不能接受這位記者的采訪觀念。

記者在什么觀念上，違反了被采訪人沈巍的認同呢？

其實，這個記者恰恰是違背了新聞的基本原則，沈巍在某種程度上，揭示出了這種新聞觀念的偏頗性。

這位記者錯在哪里呢？

一是先定主題，再來采訪。

沈巍最不滿意的是，這位記者帶著先入為主的主旨定調，來找當事人，尋找素材，填補內容。

沈巍說，這名記者的“采訪標題，我到今天也莫名其妙——‘探尋沈巍，然后最后，提醒青年人，后面兩個大叉。’我就不明白了，提醒青年什么了？不要學他？是褒義詞還是貶義詞？人不需要別人貶義和褒義，因為我自己的出發點，就是為了社會好的，我還要等你褒義和貶義？但是你采訪必須你給我定出來，你究竟屬于褒我還是貶我的？你要貶我，不需要拍，你發個小文章就可以貶我。把我說的一無是處，很簡單，不需要采訪。你要褒我，你就探尋一下，我的心路歷程。”

沈巍的拒絕理由可謂是一針見血，記者在來采訪的時候，就已經定下了主題，既然定下了主題，沈巍說的很對，那就用自己的主題寫一個評論文章就可以了，何必再來按圖索驥地找當事人爬梳材料呢？

二是不做功課，準備空白。

沈巍拒絕的第二個理由，是“這個記者居然不知道我過去，他還來采訪我干嘛？這么多人都知道，就他不知道，你不知道，來采訪我干嘛呢？他難道不上網嗎？不看網絡的嗎？他既然不看網絡的，他這個采訪就成問題了。……他不是對我感興趣的問題，因為他本身對流量網絡居然到了冷漠的地步，他還來采訪就沒意義了。要找一個很懂的人，知道這個人2019年什么情況，那才有感同身受。”

新聞學告訴我們，采訪一個人，要通透這個采訪人的資料，而這個記者連基本的被采訪人的資源信息都一無所知，不知他還能采訪什么？那只能完全憑著記者的先驗的框框條條來套用被采訪人的現實信息，這樣的采訪，不但無益還是有害。

三是信息真實，誰主沉浮。

沈巍提到過《新民晚報》的記者過去曾經采訪過他，但是無法通過流程，最后不能發出來。

那么，沈巍提出了一個新聞的重要問題，就是報道的真實性由誰來認定？是報社的流程還是被采訪人？

沈巍尖銳地指出：“記者能保證你寫的東西，是我看過之后我同意還是要領導同意？這一點也很重要，因為記者之前寫過的，我同意了，要我說寫的是對的，但是領導不同意，別發。關鍵就是我認為寫的是真實的，但領導說不行，那不是還是白搭了嗎？”

三大理由，沈巍陳述的非常清楚，對新聞學研究來說，也抵達了命門所在。

沈巍無疑給新聞學研究提出了一個新課題，在互聯網時代，正規媒體如何適應新時代的要求，尋找自己的發言空間與準信，而不是被動地應對互聯網上的聲訊，恪守不能適應時代發展的條條框框。

在這一點上，安徽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朱曉凱教授在就沈巍和縣之行發表的評論中，就從新聞學實戰的角度，論述了沈巍身上具備了“背離世俗成功學、堅守文化價值”的亮點所在，為定調沈巍的價值意義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思路，值得從事新聞行業的從業者學習、吸收與運用。